的素质之低下：不少人在抢劫、强姦以后，其活动半径仍不超出原有活动区域，公安人员只要有点耐心守株待兔，不出几天就能将人犯捕获。可以说这些犯罪者对自己的行为后果都缺乏了解。在犯罪者对自己犯罪动机的阐释中，没有几个“三无”人员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除占有他人财物冲动之外的任何解释。只有几个人认为自己因看到城里人生活好而产生强烈不满，仇视城里人，而萌发要抢劫的念头。
如果再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犯罪浪潮迭起以及社会紧张程度与一个社会的经济“痛苦指数”有正相关关系。所谓“痛苦指数”由失业卒加上通货膨胀率构成，一个国家的国民往往最容易直接由这两者感知社会治道，井以此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一社会中居于何种水平。我国近几年的通胀率一直居高不下，虽经控制，但也已达到承受的边界，至于失业率的升高在前文已分析过。可以说，将这两者相加，我国经济的“痛苦指数”绝对不会很低。
上述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控制组织形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各种社会边缘组织即黑社会组织与地方恶势力勃兴。在城市中主要表现为滋生了大量次生社会集团，在农村中则主要为带黑社会性质的地方恶势力。它们的存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值得社会警醒的是，这些黑社会组织与地方恶势力的存在竟与“白色世界”的社会正式控制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些恶势力的代表竟在“黑、白”两道中都有一定地位。
流民：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基础
城市中出现的黑社会组织，其成员大多是游蕩在各地的大量流民。近几年频繁出现在报刊杂志、电台等传媒上的“严打”一词，其目标就是针对社会上那些不劳动而又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者。以1996年为例，从5月份在全国开始了百日“严打”活动后，每天见诸于报端的就是破案多少，抓住要犯多少，以及还有多少“顶风作案者”落人法网。但是这种声势浩大的“严打”，却并没有使国人感到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只要对中国国情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所谓“严打”对于中国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来说，根本不是治本之策，因为不断有新增的流民加入这支队伍。电视里面不断曝光的那些刑事犯罪分子，无论是杀人抢劫、偷盗还是「妓」女（因为落网的「妓」女主要是俗称“街边雞”之类的下等「妓」女，真正的高等「妓」女以及“媽咪”们很少有落网者），一望而知大多来自农村。各地警方也不断证实，城市里刑事案件大多数是这些“三大人员”所为。一个人只要落到这种“三无”状态，就意味着基本生存都成问题。
由此观之、这些“三无人员”犯罪，并非全由于道德原因，而是因为无业可就。只是由于这些人素质低下，一旦生存成为问题，或感到犯罪有经济上的吸引力时，就很少受道德和伦理考虑的约束。
当今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的边缘，即城乡结合部，都是流民聚集之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广州和深圳。在北京的300多万外来人口，由于親缘和地缘关系，自发聚集组合，形成了一些不被当今中国社会体系所认可的“村落”，这些村落被传媒称之为“编外村”，既有按“村民”原籍划分的“新疆村”、“河南村”，也有按职业划分的“画家村”。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流民聚合的形式则只有親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利益组合，没有职业的组合，但流民数量却一点也不比北京逊色。
这些大中城市到底容纳了多少流民，恐怕没人能拿出精确的统计数据来。以1996年5月广州市在“严打”中进行的一次小范围调查为例，就可见“流民”问题之严重。在广州林立的高楼大厦下面，还有不少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的原农民村落。由于这类房子的租金相对便宜，外来人员多栖息于斯。这些小小的村落里，演绎着当代中国过剩人口大迁徙的人间万象。在这些地方，几乎可以看到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除了农民之外，也有不少来自大大小小城市的俊男靓女出没其问，职业复杂。据说，广州从改革开放以来，已包容了一百多个这样的村落。
这里摘录几段公开见报的文章，相信读者会从这两段文章看出当代流民问题之严重。
外来人档案
目前，据（广州）市外来人口综合办公室介绍，广州的外来常住人口总数约在180万左右，天河一个区就约有20来万外来人口。他们大多租住民房，集中在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等靠近旧城区的部位及城乡结合部。
……在今年（1996年）抓获的刑事罪犯中，外来人口占了85％左右。在已发生的案件中以盗窃（人室盗窃、偷摩托车、偷单车等）、抢劫为多，在发案率中各占到65％和22％。
一些负案在逃、带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也藏身其中。
“严打”清“三无”初步见成效
广东、广州的治安形势严峻，外来人口太多，鱼龙混杂。广州市综治委4～5月开始在全市清拆窝棚、收容遣送了两万多名“三无”人员。共清拆窝棚388个，清查出租屋3157间，路边店282间，发廊252间，工地工棚5401间。
“严打”开始的5月7、8两日．还抓获不少在逃案犯。
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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