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
这些年常有朋友问到同一问题：不少和我生活在同一地方的学者都感叹，这地方没法做学术研究，我为什么还能坚持做下去？每逢听到这问题的时候，我总是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可能因为我是女人，金钱和权力的吸引力有限。因为要说真实原因，恐怕有张扬之嫌。
记得尼采说过，有的人是将自己的伤痛化为哲学，有的人是将自己的富足化为哲学。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对学者来说，无非是说一个人的治学思想莫不与其生活经历有关。对于我个人来说，经历和秉性使然，即使是在这个视权势和金钱为生命一切意义的地方，我也设法将自己变成一架追逐权力和金钱的机器。
我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市，由于家乡近20多年来治迫不佳，有时候想到它时，几乎连自己都很难相信这里出过魏源、蔡愕这些在近代史上珍珠一时的名人。只有忆及那些在我生命成长过程中，曾在思想上深深地影响了我的那批朋友，才会感到一丝温暖。
60年代中期的邵阳市，曾生活着一批颇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志的青少年，这批人后来成了该市“文革”中两大圈子的核心人物。一个圈子是以一批知青为核心的“小兵”圈子（因他们的组织名称为“小兵司令部”而得名），另一个是以该市的重点中学二中六六届高中学生为核心的“谁主沉浮”圈子（亦因为他们的组织名称为“谁主沉浮”而得名）。他们的才华在文革的特殊产物大字报上尽展风采，读到这些大字报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女孩，也被他们文章的气势所震慑，更为那种被革命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陶冶出来的精神气质所感动。我是直到十五六岁，那两个圈子因其核心人物星流云散而不复存在时，才和其中的部分人交上朋友。那时的他们已经不再有“文革”初期那种[jī]情和浪漫主义，多了几分成熟和凝炼。从他们那里，我常借到一些19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与法国启蒙时代的文学作品，对别林斯基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也许正是受了这种影响，几乎在青少年时期起，我对生活的观察和思维就不大像一个小女孩。这段时期的思想营养以及影响我一生的那种道义责任感，几乎全得益于这个圈子的一些朋友。17岁以后我被迫到湘西山区修校柳铁路，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那点可怜的业余时间，还常被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所占用。由于在同龄人中几乎难以找到可与之深谈的人，我常常一个人穿过茫茫的芦苇滩，孤坐宁静的沅水河边，避开人群去读书——之所以要避开人群，完全是为了“安全”，当时曾因读一本《唐宋名家词选》而被同住一个工棚的女孩检举，说我读“封资修”的东西，书被没收，人也成为当时连队中“反资产阶级腐蚀”的反面典型，大字报贴到我所住的工棚门口——几本能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鲁迅作品，就成了当时的主要读物。我无法估计这些朋友对我的影响，但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成长史上确实打上了这段友谊的深深烙印：在他们中间，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生的责任，萌生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幼芽。这就是我在年龄上不属于“老三届”和“六八年人”，但思想特征却和他们惊人地相似之根源所在。由于时代原因，这些朋友只有少数几个人后来能进入大学深造，但这些人也几乎没有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留下痕迹。近10多年来与这些旧友偶然见过几次，我常常为他们今日思想和生活的黯淡感到神伤。他们在青少年时代表现出来那种敏锐的思维，博大的志向，对社会深切的关怀，使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生长的环境正常，他们当中原本可以出不少杰出英才。我后来很少再去见这些！日友，这倒不是我不恋旧，而是因为我宁愿让他们当年那种奋发向上、充满了生命力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定格。也许是因为他们思想生命史上不应该的夭折，我常常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并不仅仅只是代表自己。后来到了深圳这块人文学者几乎没有办怯生存的地方，我之所以还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坚持这种于我个人并无现实物质利益的学术研究，大概就是因为有这种“代表”意识在冥冥中起着作用。我现在用这本《现代化的陷饼》来祭奠我青少年时期的友谊和那批“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些已在我的生活中成为回忆的朋友，是我对他们一种最好的纪念，因为我永远记得他们当年以“知青”和中学生身份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阐扬自己思想的学术研究因此也就成了我追寻并体现自己生命意义的唯一方式。
学者和政治之间，文运和国运之间，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微妙，恩怨相缠，遗恨难消。行将进入世纪末，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才进入探讨学者生命真谤的境界。近年学界对陈寅格、俞平伯、顾准、吴晗等前两代学者的学术价值取向，人格、信仰、与政治的恩恩怨怨等身前身后事的凝眸回望，其实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寻。也许，我们这一代学者（被称之为“共和国的第三代人”）今后学术上的建树将以各自对学者生命真正意义的感悟为基点。
对我本人而言，对学者生命意义的追寻不是开始于现在，而应追溯到10多年前刚进入大学时。当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学的是历史学，其时正值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