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问题。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避开国有资产这一辆旧车，另外造了一辆新车，即发展了私有、民营、中外合资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形成了现在的综合经济体制，而庞大的国有资产却处于不断流失当中。
前18年的改革成本主要是中央政府承担，先吃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本，后借外债内债。可以说，在80年代及90年代最初一两年，全体中国人在吃计划经济老本时，或多或少都得到利益，但问题是转轨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有严重缺陷，这就使得掌握庞大社会资源的政府及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故此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因没有有效地阻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少数权力的不法使用者却利用权力系统的机制缺陷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这条道路和东欧国家的“奉送私有化”的寻租方式有所不同，但结果却相差不大：财富最终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
第三项遗产是没有失业之虞的高度工作保障，这是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与企业生产要素重组的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往那种行政性的计划分配就业制度造成了国有单位严重的过度就业，国家现在每年用于2000余万企业富余人员的支出约需2000亿元人民币。由于其它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汰冗员的问题现在已成为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许多人都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视作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但其实深究下来，就会发现这一希望之脆弱：“现炒现卖”的社会保险体制究竟能否在全国范围内为国有企业解除负担，实在让人不敢乐观。
第四项重要遗产，即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则被破坏得相当彻底。由于严重变质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在短短1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官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处理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并不像当初一些人设想的那样：如果总体平均收入水平能相应有所提高，则收入档次拉开不会造成社会问题。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因为它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經敟書厙】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这种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已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上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因为一个人靠勤劳致富，另一个人靠投机、贪污受贿发财，就其金钱来源进行道德评判当然是两回事，但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这两者是一样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在经济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是：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仿效那些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我国今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改变既要依靠制度，也还要依靠人们的社会良知。
此外还有一些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怎样才能释放国民经济中不利于就业的因素，有关就业与犯罪的关系向题等等，可以说政府今后若干年内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考虑就业含义，否则任何“严打”活动都难以奏效。在1996年7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总书记江泽民已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但无论是人口问题还是环境问题，都不是单纯的通过中央政府行为就可以取得成效的。
改革之初，一项小小的放权让利都会获得成倍效益，而现在人们却面对着改革边际效益日益收缩的现实。更兼自发私有化造成的问题日益尖锐，而政府对这一事实采取的享后政治约束显得缺乏力度。这种情况让公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在某种程度上落空，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改革的基本态度。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倒还不是每一改革措施出台之前的政治约束，而是事后的不良反应。中国目前的改革，恐怕不能在清算一种偶像的时候，又用另一种偶像来误导社会。我国的现状表明，就在我们抛弃“计划偶像”的时候，又引进了“市场偶像”，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样，“市场失灵”的现象相当严重。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二是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建立中国转轨时期伪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点：中国目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而这种“过渡”恰恰是在对掌握国有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权者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脱离这一点来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将使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屠龙术”。
寻找经济决策的政治基础
对于从事当前国情研究的分析家来说，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大概要算是区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既有关系又有区别的两大“科学”之间那种微妙和难以把握的差别。其实要弄清这两大科学的差别，只要仔细读读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论》、《自由、市场和国家》就可明白二者的区别到底何在。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始终存在两种分歧极大的观点：一种观点深信政府可以纠正市场缺陷，这一观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已因国家债矢失控，各种政府调节手段最终使经济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始终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美国经济学蒙詹姆斯·m·布坎南和其他几位开拓者，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革新了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的工具。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誘因而得到理解。布坎南指出，在作为“预测科学的经济学和旨在设计合适的法律和宪法限制而塑造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者，市场的法律构架——法律和宪法才能设计出来”。针对此，布坎南指出经济学的“经济人”与政治学的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人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当人们——亦即“经济人”面临誘惑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3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模式被称之为慈善的专制者。这种政府以社会利益为自己利益，并且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同时它又可以保持一种绝对的权威，不受任何约束。布坎南认为，这种模式只存在于规范经济理论之中；由于它排除了政治因素如公共选择的作用，所以用来分析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行为，在理论上必然是荒谬的，现实中也一定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
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
由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由上述理论出发，得出如下推论：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挑战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念：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这一模式模拟人们今天的社会行为，从此将用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引人一个全新的境界。
布坎南关于政府模式的划分，为以后的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构造了一整套论述官僚主义的普遍理论，将政治学的经济分析弓；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经济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如果说经济学在他之前高高飘扬着哈耶克、缪尔达尔这两面在经济学科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伟大旗帜，那么在他身后，新一代经济学家在他的公共选择理之上，开始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作出了意义远大的深层掘进。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布坎南的理论追随者中，有不少已成为日益显赫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更是用历史学的眼光穿透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我国近几年来内于在改革中遇到诸多难题，经济学界中的年青一代已开始将眼光投向崛起才二十多年的制度经济学，殷切期望将这一学派的理论精髓用之于中国的改革实践。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今后如何优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制度环境。因为正如布坎南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种把市场和政治混合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冲突、关系极为复杂的网络中环境”，中国如果要修蓝分配结果，就应该将焦点对准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固。考虑到在政府部门中担任公职者也是“经济人”这一前提，就必须对通过市场前分配权力来创造经济价值这一权力寻租行为加以强有力的限制。
研究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目的就在于为市场制度型构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构架。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
克服社会转轨期的动蕩，是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根据现代化理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居于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缨尔·p·亨廷顿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经历了从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时间；美国经历过从1776年到1865年共89年时间。欧洲其它13个从拿破仑时代起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经历了73年时间。但从20世纪觎年代起，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21个，历时却平均只有29年。一些社会学家曾进行统计，在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只有0．01％；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却高达1％。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后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冲突，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改革的期望，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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