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国有企业缺乏以资产运营为核心的企业运作机制。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基本上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可以说国有企业普遍缺少一种“找钱”的思路，缺乏对低成本资金的利用，也就是说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不少股份制企业利用发行股票筹集到资金后，也冈经营不善而使资金亏损。
实行“拨改贷”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未源于银行贷款，差不多等于白手起家，无本经营，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有的甚至高达100％。据国家计委的资料显示，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负债率平均达68．2％，若扣除潜亏、明亏、挂账等各种侵吞资产的情况后，实际负债率为76％；若按“两则”实行后的调整数字估计，国有资产现有资产负债率平均为83％。而且这些债务的来源单一，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大多数债务的偿还可能性很小。由于企业和银行的历史关系如此，今天这种惜贷关系也使企业喷有烦言，认为不少利润转移成融资成本，利息与利润的变化加重了企业的负担：1980年利息与利润比卒是1:0.033；1990年是1:1；1995年是1：1.73。这样就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俏贷，而惜贷的高利率加上惜贷成本（如信贷员的“回扣”，银行负责审批者的“好处费”以及惜贷关系建立过程中的大虽“交际费用”等等），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账不断增多。信贷资金过多沉淀，金融风险不容忽视。1996年年月，广东某市体改部门对辖内的金融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各家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流通延缓，风险上升。该次调查涉及的金融机构（含网点）共有870个，总的存款余额（账内外）64.37亿元，总的贷款余额（账内外）71亿多元。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64．37亿元存款，该市可用的信贷资金只有48．3亿元，而实际贷款余额为71亿元，存贷比例失调，各家银行为弥补逆差，主要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平衡，超负荷经营十分严重。
这次调查对“三项贷款”的分析表明，“三项贷款”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实际上能按时、安全还回来的贷款所剩无几。整个银行系统的经营效益并不比国有企业好多少，调查显示，该市银行1995年亏损3．5亿元，1996年上半年的亏损数字是2.86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亏损2．44亿元，占85．35％。1995年，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年收息率为28．69％，1996年上半年下降到18．64％，银行的经营举步维艰。贷款回流率和信贷资金用转卒下降，减少了可用资金，使银行的资金运作更加困难。大量银行信贷资金的沉淀，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提存款风潮，就会由于难以确保提现而触发支付危机，进而导致金融风波。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广东除广州、深圳之外，大多数地方的银行经营不尽如人意，潜在的金融危险是存在的。广东在全国的银行中还算是实力雄厚者，其它省的银行状况只会比广东更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1996年7月15日透露，我国国有银行逾期贷款和到期还不了的贷款，大约占20％的比例。其中12％是逾期贷款，6％是企业逾期三年但企业并没有破产的贷款，2％是企业开始破产的那部分贷款。戴相龙估计，目前我国银行呆账比例大约在3％到4％，为此，央行每年从贷款中提取1％的呆账准备冲销，1995年冲销了200多亿元，1996年可能会更多一些。据《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11月7日登载的一条消息，某省人民银行一项调查结果使人触目惊心：该省三年累计破产企业479家，破产时资产总额22．7亿元，而积欠银行贷款本息高达26．6亿元，银行信贷资产面临极大风险。而另一份调查也指出企业“破”银行“产”的潜在可能性：某地到1996年6月末，正式破产了54户企业，资产总额达2．212亿元，而负债总额却高达4．9413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223％，已严重资不抵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破产企业积欠银行贷款本息3．8315亿元，是破产企业资产总额的1．73倍。在已清偿完毕的42户企业中，银行所得微乎其微，清偿率只有3．3％。照此推算，全部企业清偿完毕的诸，银行也只能得到1265万元的清偿，将有3．705亿元的信贷资产付诸东流。除此之外，银行资金大量被亏损企业无偿占用，非国有企业和其它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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