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唯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 百家谨案：先生他日又曰：「治怒为难，治惧亦难，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 刘蕺山曰：此伯子发明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稍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贯，不事更端，亦不烦诠解。今姑为之次第：首言动静合一之理，而归之常定，乃所以为静也。是内非外，非性也；离动言静，非静也。「天地之常」以下，即天地之道以明圣人之道不离物以求静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用智，所以异于圣人而终失其照物之体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用智之必不然也。「圣人之喜」以下，又即圣人应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恶。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于极难下手处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见外物之不足恶也。合而观之，主静之学，性学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圣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实归于无欲，所以能尽其性也。常人离寂而事感，离感而求寂，故去欲而还以从欲，所以自汩其天也。主静之说，本千古秘密藏，即横渠得之，不能无疑。向微程伯子发明至此，几令千古长夜矣。 百家谨案：「性无内外」云者，罗整庵云：「内外只是一理也。」「情顺万物而无情」者，先遗献云：「此语须看得好。孔子之哭颜渊，尧、舜之忧，文王之怒，所谓『情顺万物』也。若是无情，则内外两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无情』只是无私情，如下文圣人之喜怒，以物之当喜怒，而无自私用智之喜怒。」 百家又案：嘉靖中，胡柏泉松为太宰，疏解《定性书》，会讲于京师，分作四层：「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无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圣人之常，情顺物而无情，此是圣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学，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于怒时遽忘其怒，观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圣人，圣人希天地。」是日，天下计吏俱在京，咸会于象房所，约五千余人。罗近溪、耿天台、周都峰，徐龙湾并参讲席，莫不饱饫斯义。 语录 《诗》、《书》中凡有一个主宰的意思，皆言帝；有一个包涵覆的意思，则言天；有一个公共无私的意思，则言王。上下千百岁中，若合符契。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赋予万物者谓之天命。 《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干干」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在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疑事，而只曰「诚之不可掩」。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 《中庸》言诚，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无速，亦无至。须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冬夏寒暑，阴阳也；所以运用变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体。若如或者别立一天，谓人不可以包天，则有方矣，是二本也。 生生之谓易，生生之用则神也。 「穷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刘蕺山曰：神更不说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神无方，化之妙处即是，故以用言。 杨开沅谨案：诚便是神之体。但体物不遗，故不可以体言。「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人，人也，故不能无忧。天，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为之亏，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天气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气也。虽无成而代有终者，地之道也。 刘蕺山曰：先升而后降，如何﹖ 干，阳也，不动则不刚。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不专一则不能直遂。坤，阴也，不静则不柔。其静也翕，其动也辟，不翕聚则不能发散。言「有无」则多有字，言「无无」则多无字，有无与动静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闭，可谓静矣，而日月星辰亦自运行而不息，谓之无动，可乎﹖但人不识有无动静耳！ 《咸》、《恒》，体用也。体用无先后。 刘蕺山曰：神化原是一个。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人只要知此耳。 质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理也。 刘蕺山曰：一不独立便是二，不是一以生二。正如月落万川，处处皆圆。月本水之精，即水成象，不是假象。纔看是一，随看却是千万，千万却是一个。在天非一，在川非万。一者是质，万者是文。 「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继之者善也」，有道则有用，「元者善之长」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也。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如此，则亦无始，亦无终；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处有，亦无无处无。 刘蕺山曰：说「阴阳不测之谓神」便是，不有道字，几落禅诠。 古今异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于风气亦自别也。 视听思虑动作，天也。人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耳。 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 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当察之，不可自入于恶，流于一物。 刘蕺山曰：物有善恶，神无善恶。无善无恶，乃为至善。吾辈时常动一善念，细揣之，终是多这念。有这念，便有比偶；有比偶，便有负胜。譬如一疋绢，纔说细，便有麤者形他，又有更细者形他。故曰「毛犹有伦」。○盈天地间皆道也，学者须是择乎中庸。事之过不及处便是恶事，则念之有依着处便是恶念。择善却不在事上，直证本心始得。 问：「心有善恶否﹖」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譬如水只谓之水，至如流而为派，或行于东，或行于西，却谓之流也。」 刘蕺山曰：溯流寻源，其必由学乎！学者但养得未发之中，思过半矣。 尝论以心知天，犹居京师往长安，但知出西门便可到长安，此犹是言作两处。若要至诚，只在京师便是到长安，更不可别求长安。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昔在长安仓中闲坐，后见长廊柱，以意数之，己尚不疑。再数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声言而数之，乃与初数者无差。则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刘蕺山曰：把捉正是障。 人心不得不所系。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 切脉最可体仁。 刘蕺山曰：脉脉不断，正此仁生生之体无间断，故无痿痹。一断，便死了。不仁者，如邵子所谓「不知死过几万，却是不曾生」一般。 刚毅木讷，质之近乎仁也。力行。学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求仁之方也。医书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 百家谨案：《孟子师说》：「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此意周流而无间断，即未发之喜怒哀乐是也。遇有感触，忽然迸出来，无内外之可言也。先儒言恻隐之有根源，未尝不是，但不可言发者是情，存者是性耳。扩充之道，存养此心，使之周流不息，则发政施仁，无一非不忍人之心矣。」政又案：「但不可言发者是情，存者是性」二句，一时恐未必得解人，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不学，便老而衰。 百家谨案：先遗献每道此语，且云体验实然。 舍己从人，最为难事。己者我之所有，虽痛舍之，犹惧守己者固而从人者轻也。 （梓材谨案：洲原本此下有「明道见谢子记问」一条，今移为《附录》。） 「人语言紧急，莫是气不定否﹖」曰：「此亦当习。习到自然缓时，便是气质变也。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为害尤甚。杨、墨之害亦经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 百家谨案：《孟子师说》曰：「仁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淳于『先名实者为人，后名实者自为』，即此也。战国仪、秦、鬼谷，凡言功利者，莫不出此二途。杨、墨是其发源处，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所以遂成战国之乱。害事，谓凡人所行；害政，谓各国所为。若是推其流弊，恐其后来，何以言『盈天下』乎﹖无父无君之祸，正是指当时而言也。朱子言：『无君，只是洁身自高，天下事教谁理会﹖无父，以其枯槁澹泊，其孝不周。』据如此言，即有之，亦是一身一家之事，孟子何至痛切如此﹖扬之云谓：『古者扬、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真是梦语！杨、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愚以为佛氏从生死起念，只是一个自为，其发愿度众生，亦即是一个为人，何曾离得杨、墨窠臼。岂惟佛氏，自科举之学兴，儒门那一件不是自为为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朱子言：『孟子虽不得志于时，然杨、墨之害自是灭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赖以不坠，是亦一治也。』岂其然哉！孟子方痛其不能灭息，而以口舌争之，所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庶几望之后人之能言距杨、墨者，正是言其久乱而不治也。」 观鸡雏，可以观仁。 刘蕺山曰：岂惟鸡雏。盈天地间，并育并行，莫不足观仁。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则便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