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因果之说乎﹖若行善有祸而怨，行恶值福而恣，此乃市井浅陋之人计功效于旦暮间者，何乃称于君子之前乎！盗跖脍人肝，虽得饱其身，而人恶之至今；颜子食不充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若颜子之心，穷亦乐，通亦乐，箪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钟鼎庙堂何足以淫之！威刑死生何足以动之！而鄙夫之见，乃以贫贱夭折为颜子宿报，呜呼陋哉！之推又云：「若不信报应之说，则无以立身。」然则自孟子而上，列圣群贤，举无以立身，而后世累累蠢蠢，千百其群者，为立身之人与﹖ 释圆光少耽坟典，诣理穷神。及闻释宗，反同腐芥，由是出家。 人之禀气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静或躁，或刚或柔，千条万端，非一言可尽也。脍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疮痂者；昼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昼作夜者。方王泽将息，佛教未来，凡趋静厌事之流，亦为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舆、荷蒉、长沮、桀溺，乃其所见偏蔽，舍此取彼，自以为是而不可以入尧、舜、文王之道，圣人不取也。又况佛法入中国，有以惑人之耳目而移人之心意，宜夫一曲之士弃经典而耽释宗如圆光者不可胜数，可悲也已！可悲也已！或问乎有道君子曰：「儒学者晚多溺佛，何也﹖」对曰：「学而无所得，其年齿长矣，而智力困矣，其心欲遽止焉，则又不安也，一闻超胜侈大之说，是以悦而从之。譬之行人，方履坦途，其进无难也；山忽高乎其前，水忽深乎其下，而进为难也，于是焉有快捷方式，则欣然由之矣。其势使然也。夫托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耳。未有既安于家而又乐舍于旅也。」至哉斯言乎！至哉斯言乎！ 后周武帝季年，毁破前代一切佛塔，镕割圣容，焚烧经典，寺庙尽赐王公为第宅，三坊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盖苍生之不幸，非吾宗之不幸也。 伟哉！周武之此举也。祸福报应之说所不能惑，茫昧无稽之言所不能诳，卓然自信，罢斥不疑，使后嗣稍贤，能承美志，世传弗失，以待圣王，则邪说与异端消灭已久﹖苍生之幸岂有量哉﹖若周武者，可谓明矣！若周武者，可谓勇矣！后世英主者出，能视效而增美之，又何愧于大禹放蛇龙，戮防风，周公驱虎豹，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讨乱臣贼子，孟子辟杨、墨，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岂特于周武有光而已也！ 德志值周武毁灭，敕从儒礼，秉操铿然，守死无惧，帝愍其贞谅，哀而放归。 孔子曰：「守死善道。」于道之至善，以守死而不变，不亦智乎！于道之不善，以守死而不变，不几乎天下之至愚乎！何谓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义而妇顺是也，此儒教也。何谓道之不善﹖离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为道者是也，此佛教也。佛者未尝慕儒之善而学之，而儒者乃甘心于佛之不善而依归之，是愚也。若德志违令执迷，所宜诛责，用表至正，周武乃以其守死而哀之，殆为所吓矣，此亦启发后世明君之一事也。 天竺沙门智克，武德九年达京，住兴善寺，自古教传词旨有所未谕者，皆委其宗绪，括其同异，涣然冰释。帝曰：「诸有非乐，物我皆空，眷言真要，无过释典，流通之极，岂尚翻传。」遂下诏命硕德一十九人于兴善创开传译，又敕左仆射房玄龄参助勘定。 佛之道，以空为至，以有为幻，此学道者所当辨也。今日月连乎天，山川着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虽万佛并生，亦不能消除磨灭而使无也。日昼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来，至今而不可易，未尝不乐也。此物虽坏而彼物自成，我身虽死而人身犹在，未尝皆空也。唐祖何循习不思之甚乎！傥信以为然，又复东征西伐，经纶王业，何其求不乐而为不空哉﹖如不能行之于身而徒言之于口，则是妄而已矣。房玄龄，唐之贤相，辅致升平，然所学蹇浅，守正不固，乃奉承僻命，参勘邪说，使政治驳杂，其君不及于尧、舜，其俗未兴于礼乐，玄龄不自知也。后世观之，责备于贤者，岂非没身之遗恨与！ 景龙二年，有御史大夫冯思暴卒，见二子持簿引冯庭对，官听案覆罪愆。官吏傍有旧识者张思义手招冯曰：「吾为假贷僧物，于今未脱。汝所坐者，不合于天后宫中乱越。可发愿造《涅盘经》、铸钟，以资余佑。」却放还。冯既苏三日，写经铸钟，更享寿四十八年。 凡如此类，皆僧人所撰记，如《佛顶心经》所载耳。人贷僧物，久幽而未脱，则僧取人物不可胜数，当入于无间，永无出期也。于天后宫中乱越，罪之不可赦者，造经铸钟而得免，则是经钟乃为人庇覆滥淫之具耳。治世常法，负债而不偿，必偿而后已，岂问僧与不僧哉﹖设有犯奸抵罪，入于缧绁，使之造经铸钟而可以逭刑者，吾未之见也。地狱固必无，设其有之，人神一理，必公正不阿而后法行。今造经铸钟而免其奸罪，锡之永年，不公不正甚矣。使人自此淫滥而无害，岂非邪说害政之甚者与！ 唐玄宗研思注《金刚般若经》，至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处，执笔狐疑，诏沙门道氤问其是非。氤曰：「佛力不可测。陛下曩于般若会中闻熏不一，更沈注想，自发现行。」帝豁然若忆畴昔，下笔不休。 圣学以心为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圣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为法，起灭天地而梦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扬眉，以为作用，于理不穷，于义不精，几于具体而实则无用，乃心之害也。如道氤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术耳。明皇方疑而未决，一闻其言，致思入念，如道家存想，随所欲而萌焉，龙华之会，灵山之集，妙喜之国，兜率之天，种种现前，皆可自诳。虽高才颖质，攻苦学道之士，于此犹不脱，又况明皇志满气骄，乐佚游，乐宴乐，其心昏然者哉！ 沙门仁赞曰：「孔子自卫反鲁，赞《易》删《诗》，《六经》由是而列，百王于焉取法。梁武、明皇摇翰于至诰之场，冥心于真常之境，非天下英杰，可以与于此乎﹖」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萧衍破国殒身，明皇致寇失位，万世人君之丑也。仁赞徒以其亲御翰墨，笺注佛经，遂称为英杰之人，与孔子等。其谄谀后世之人主以自立其党而忘是非之心，乃如此乎！饿死于台城，不可谓至诰之场也；播迁于蜀道，不可谓真常之境也。以二君为英杰，则自古破国殒身、致寇失位之君为不少，亦皆天下之英杰矣。 释法云与僧闵年腊斋誉。云公笃学，劳于色养，及居母忧，毁瘠过礼。闵谓曰：「佛有至理，恩爱重贼，不可觉放，惟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何必纵情，同于细近邪﹖」 法云之所为，乃人之本心，自古至今欲扫除泯灭而不可得者。盖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巧所能造作也。不遇圣贤，因其良心之未亡，归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与僧闵为徒，乃法云之不幸耳。孟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僧闵者，戕毁物则之人也。毁则为贼，反则为乱，又可责以仁义之道邪﹖ 释昙延着《涅盘义疏》，疏毕，恐不合圣理，乃于塔前以火验之，其卷轴并放光明，通夜呈祥， 理之所在，先圣、后圣，其心一也。昙延造经疏，若于理周尽，何异前言；若有未尽，更须进学。如饮水食饭，其冷暖饥饱之意，他人岂能知之，乃验之于火，以卜中否，可笑甚矣！复云经轴放光，则又妄之极也。火无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经典投之火中，应手煨烬，昙延独以何道使疏不可焚，无乃幻术邪﹖自达摩而后，凡参禅悟彻者，必求人印证。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预焉！我诚自信，孰得移敓之﹖我诚勿悟，孰能分与之﹖必待人言为是而后以为是，是信否在人而不在己，与对塔焚疏者何以异乎！ 灵润十三出家，二亲既终，兄弟哀诉，曾无动容，但为修冥福而已。 灵润割父母天性之爱，弃兄弟哀诉之言，自以世网超脱，慧忍能断，然良心终不可忘也。何以验之﹖灵润虽无动容，而为修冥福，则其心于父母有丝毫不忍之意。当其回向之时，必曰资荐父母，终不曰资荐道路他人也。即此丝毫不忍者，乃是人之本心。佛教以为幻妄，扫而去之，儒教以为恻隐，保而存之，其异如此。或者谓儒佛同归，是冰炭可以共器乎﹖ 释惠嵩，高昌国人，少出家。兄为博士，尝勉嵩令罢道，嵩曰：「腐儒小智，当同诸糟粕，余何可论！」元魏末至京，本国请还，嵩曰：「以我之博达，非边鄙之所资。」固执不往，高昌乃夷其三族。嵩闻之，告其属曰：「经不云乎：『三界无常，诸有非乐。』何足怪哉！」 佛之教，欲以大悲愿力尽度众生，故阿难赞之曰：「若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惠嵩，学佛者也，未能度人，先殒其族，此何道邪﹖彼之教曰「三界无常」，何为爱变中华而轻贱边鄙﹖又曰「诸有非乐」，何为自恃博达而诋诮儒风﹖遂使三族之人，无罪夷灭，愚很惨酷，蛇虺豺狼之不如也。 释惠斌博览经史，十九为州助教。怀慕出世，年二十三翦发。其父于汶水之阴，九达之会，建义井一区，仍树碑铭云：「哀哀父母，载生载育；亦既弄璋，我顾我复。一朝弃予，山川满目；云揜重关，风回大谷。爱敬之道，天伦在兹；殷忧莫诉，见子无期。凿井通道，托事兴辞；百年几日，对此申悲。」 惠斌博览经史，年既踰冠，父母依望以成家者也。弃亲而去，无复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观井碑之语，哀怨感切，读之令人怵惕而恻然，想当日之意为何如也！其所以建碑于九达之会者，必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几往来之人，官师之间，或见或闻，动心兴念，能反之耳。则不知是时为民上者，以为是乎﹖以为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伦，行反道败德之诛者乎﹖后人目此事者，亦将崇邪毁正，姑置之不问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犹水之湿，犹火之燥，孰能逃之﹖而佛之教乃一切扫除，谓之至道，呜呼异哉！呜呼异哉！ 释惠豫诵《涅盘》、《法华》等经。尝寝，见人来叩户，问其故，答曰：「师应死，故来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答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术，使人豫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为神异，或曰吾某日当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于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贵哉！人死犹其生，其来不可御，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则十年、百年，皆可引伸而常存，此理之所必无也。近世儒者如师鲁尹公、子厚张公、康节邵公，皆闻于死生之际，辞气不乱，安静而逝，君子犹以为未及曾子易箦之正也。盖圣人以生死为分内事，无可惧者，故未尝以为言；佛氏本于怖死，是以《藏经》五千四十余卷，《传灯》一千七百余人，皆皇皇以死为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顺受其正，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不闻有轮回之说，岂非简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经营，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国，说天堂可慕，地狱可怖，轮回可脱，于是人皆以死为一大事，而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为常事，必至于贪生失理，惧死怛化，而不顺受其正也。自两汉而上，战国、春秋之时，圣人所谓道丧之世也。当其时，义心激切，视死如归者，班班可考，其心初无慕怖，安于义而已。后世学佛者，自以为其道可以了达死生，而其行事视三代之风尚未能及，况圣贤之际乎！ 澄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即遣人辞虎。虎出宫慰谕，澄谓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无若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与告石虎者，何得反复不侔邪﹖既曰「及其未乱，当先从化」，则是死生在我，去住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则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则未知澄以数尽不得已而死乎﹖抑数未尽自经而绝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当其将死之日，石氏危乱已着，澄果有爱人忠虎之计，史必传之以为美谈。今观其告虎之言，曰「无若兴起寺庙，崇显壮丽」而已。是以有道君子辟之曰：「佛氏之教，名为广爱众生，终必归于自利之涂。」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哉！ 释宝崖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烧之。有问痛邪，崖曰：「痛由心起。心既无痛，指何所痛！」并烧二手。于是积柴于楼上，作干麻小室，以油润之，自以臂挟炬，麻燥油浓，赫然火合，于炽盛之中礼拜。比第二拜，身面焦折；复一拜，身踣于炭上。 佛教以心为法，不问理之当有当无也。心以为有则有，心以为无则无，理与心二，谓理为障，谓心为空，此其所以差也。圣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以一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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