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者：臣窃观仁宗、英宗号极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敌，盖以增兵既多，经费困乏，宁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钱，所在充满，绍圣、元符闲，拓地进筑，而敛不及民，熙宁旧人，矜伐其美。然陈瓘讥切，曾布以为转天下之积，耗之西边，邦本自此拨矣。于是蔡京变茶盐法，括商贾所得千百万，内穷奢侈，外炽兵革，宣和之后，方腊甫平，理伤残之地，则七邑始立，燕、云乍复，急新边之用，而免夫又兴。自是以来，羽檄交警，增取东南之赋，遂至八千万缗。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加赋本以就事，赋既加而事愈散，然则英主身济非常之业，岂以财之多少为拘。近者诏书期于名实不欺，用度有纪，式宽民力，永底阜康，两浙盐丁，既尽免矣，而国用置司，偶当警饬武备之际，外人疑将复取，臣以为必不至是。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一切会计而总核之，理固当然，然国家之体，当先论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蠹国审矣！今经总制月轮、青苗、折估等钱，虽稍已减损，犹患太重，和买、折帛之类，民闲至用一半以上轮纳贪吏，展转科折，民穷极矣！以此自保，尚无善后之计，况欲规恢，宜有大赉之泽！伏乞诏国用司详议：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定所出，和气融浃，小民自活，实政与实德交修，所以能累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也。改弱以就强，孰大于是﹖」盖先生之意，在修边而不急于开边，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节用减赋，以宽民力。时以为迂缓，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诏，先生力辞。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汉闲，俱大败，或不战溃。先生叹曰：「所谓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两淮。先生上状枢府，言「濠、盱、楚、庐、安、丰和扬七郡之民，冻饿疾疫而死，被敌驱掠而去，或散为盗贼者不论，其奔迸求活者，尚三十万家，皇皇无所归宿，无以处之，则地为弃地，而国谁与守！设今岁边报复急，此三十万家者，且尽丧其生。春秋、战国之时，画国而守，大为城邑，小为壁垒，百里之国，皆有边面，南、北、六朝，人在战地者，各有堡坞，得自为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区，无有捍蔽者。一旦胡尘猝起，星飞云散，莫能自保，生聚荡然。故某昨于营度规恢之初，谓未须便动，且当于边淮先募弓弩手，耕极边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汉，东尽楚、泗，列屋而居，使边面牢实，敌人不得踰越。今事已无及！长、淮之险，与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杰，借其声势，縻以小职，济其急难。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将凭城郭，诸使总号令，敌虽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后设伏以诱其进，纵兵以扰其归。此谋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敌」。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讨论防江事宜，诸将各呈故事，曰葺治战舰，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钉设暗桩，曰开掘沟堑，皆数里而屯，计步而守。先生深忧之曰：「恐皆不足赖也。夫此数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摇，敌兵一至，皆弃之走，谁与力拒！」已而复传金人南下，淮民渡江亿万，所在震动。一日，有两骑伪效金装，跃马江岸，皆相传曰：「敌至矣！」渡舟斫缆离岸，橹楫失措，争济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书至官，皆手颤不能出语。先生叹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径渡，真非难事，而逆亮之不得济而殒者，幸也。」乃用门下士滕宬计，捐重赏，募勇士，别渡江北，劫其营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闲，凡十数往返，俘馘踵至，士气稍奋，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师之在江中者，终无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终苦无所驻足。先生相度形势，谓「石跋足以蔽釆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东阳，下蜀西护历阳，东连仪真」，乃修其故坞，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敌若窥江，则堡坞足制其后，舟师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风而走，虽登岸击逐，亦有接应。若攻堡坞，则舟师之在江中者，以强弩前救之。若舍堡坞而攻和、滁等城，则堡坞分出其前后以袭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层耳。」由此而北，豪杰团结山水为寨者四十有七。此时官司之力，无缘周遍，事稍有绪，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败。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营劫寨之策，宣司初不敢行，先生为备陈南人唯长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证之，强而后可。宣司犹深忧以为生事，先生笑曰：「敌实不能战也﹖所以胜我，由于此闲之自为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时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为不必，但请力修堡坞以自固，乃徐为进取之渐。而韩侂冑死，朝事又一变。许及之、雷孝友本韩党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会侂冑起兵端，并以此追削辛弃疾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庙堂，竟莫能明其本末，盖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门家居，绝不自辩也，尝叹息曰：「女真崛起暴强，据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复为，天祚盛极将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盖其先见如此。（修。云濠案：谢山《学案札记》：「先生着有《习学记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遗》一卷，《别集》十六卷，《制科进卷》九卷，《外禀》六卷，《荀杨问答》。」） 祖望谨案：许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当时无以为然者。自方始据之以诋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论学有所异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说以毁之。《宋史》亦不复白其诬。予续修《学案》，始别为立传，而特详具其事迹以明之。 总述讲学大旨（因苑育序《正蒙》，遂述此篇。）道始于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 《易传》虽有包牺、神农、黄帝在尧之前，而《书》不载，称「若稽古帝尧」而已。 「命义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载尤详。尧敬天至矣！历而象之，使人事与天行不差。若夫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则不许也。 次舜，「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在浚玑玉衡，以齐七政」。 舜之知天，不过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齐，则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赞舜，始有大知执两端用中之论。孟子尤多，皆推称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洪范》者，武王问以天，箕子亦对以天，故曰「不畀鲧《洪范》九畴」，「乃锡禹《洪范》九畴」。明水有逆顺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叹治有兴废也。前世以为龙马负《图》，自天而降，《洛书》九畴，亦自然之文，其说怪诬，甚至有先天后天之说，今不取。 次陶，训人德以补天德，观天道以开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陶始。 禹以才难得、人难知为忧，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礼赏罚，本诸天意，禹相与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其言性盖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始终惟一。」又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 汤自言：「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呜呼！尧、舜。禹、陶、汤、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谨案：学统似不应遗傅说。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 雝雝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备道尽理如此。岂特文王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夫鸟至于高，鱼趋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举轻以明重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难知而难求也，故自「允恭克让」，以至「主善协一」，皆尽己而无所察于物也，皆有伦而非无声臭也。今颠倒文义，指其至妙以示人。后世冥惑于性命之理，盖自是始，不可谓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该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不可违越。 次孔子，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搜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着《彖》、《象》。 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予考详，始明其不然。 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案：《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语，岂有不获闻者，故以为罕邪﹖ 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孔子，圣贤统纪，既得之矣。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所从矣。夫谓之传者，岂必曰授之亲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后车从者之盛，故曰：「处己过」。孔子亦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 自是而往，争言千载绝学矣！《易》不知何人所作，虽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为之着《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 案：佛在西南数万里外，未尝以其学求胜于中国。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圣贤在上，犹反手，恶在校是非，角胜负哉！ 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谓「此书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岂非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乎」﹖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邪﹖其果至是而复传邪﹖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则不习而已矣！ 案：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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