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然则崇高富贵必如是而后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汉矣。 祖望谨案：车玉峰谓水心此言太过，予谓水心以富贵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义。 既谓包牺始作八卦，神农、尧、舜续而成之，又谓《易》兴于中古，当殷之未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时，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浅鄙。 《书》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非孔氏加损，其闲《书序》，旧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书》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叙三德，乃视世厚薄，而称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权强陵上之俗已成，纣虽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尝用也，秦、汉乃卒用之。 皇极虽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党偏已扇，虚伪已张，廉耻已丧，欲救于末流甚难。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节日坏，是时帝王之道，非降为刑名法卫不止，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过于汤矣。武庚弗从而灭。周公无所寄之，然后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后世谓犬牙相制为盘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贵家旧族，终顽不率，周公方为之营洛，迁以自近而化诲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盖与禹、益同意。不随世变而迁，惟圣贤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丧而后即阼，古人之达礼也。成王当弥留之际，被冕凭几，以其子托诸臣，召公及群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报诰之，何忽以位为重，而为是衰末之举与﹖呜呼！纣、武庚之时，变故烦矣。管、蔡流言，成王疑虑，道将丧矣。周、召恐惧，师保协心，卒能复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自力，大延群臣，还以周、召训己者而训之，是可为难矣。是故召、毕变礼，传命于康，仪物粲然，四方风动，为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陈矣。然而人材日陋，世变日下，皆依势倚法之类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为畏，非畏其顽，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纪而后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观《毕命》而成、康之道备矣。 《诗》三百，皆史官先所釆定也，不因孔子而后删。 诗不当以正、变分，要以归于正。 《七月》之诗，以家计通国服，以民力为君奉，自后世言之，不过日用之麤事，非人纪之大伦也，而周公直以为王业，此论治道者所当深体也。《洪范》曰：「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无逸》曰：「先知稼穑之艰难。」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此诗乃《无逸》之义疏，协居之条目也。后世弃而不讲，其讲之者，亦自笑其迂浅而无用，乃以势力威力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可不惧哉！ 祖望谨案：末句似已甚，然要异乎同甫矣。 厉王后，天下不复有号令。宣王咏歌，皆封建征伐、搜狩宫室之事，其一时作起，观听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泽厚，本根有托，敬保元子，绸缪室居，则未可谓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传而坏，读《诗》者徒乐其辞，而不察其事，则治道失之远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远，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祸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迁，而后世相传，转为自安之卫，殆于诬德矣。 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揜前闻，一归孔氏，后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当孔子时，鲁、卫旧家，往往变坏，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而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盖失之。故曰《诗》、《书》不因孔氏而后删。 《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自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着明，然终不的言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予疑非所著，或隐者之辞也。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后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今且当以《周礼》二言为证，庶学者无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统。 祖望谨案：此永嘉以经制言学之大旨。 《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是则民伪者，天之属也，民情者，地之属也。伪者，动作文为辞让度数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节也。子产言「人生始化曰魄」，阳曰魂』」而儒者因谓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易传》又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后世皆以魂知为阳，体魄为阴。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则魂知者固阴德也，体魄固阳德也。伪不可见，而能匿情，故为阴。情可见，而能灭伪，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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