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礼乐兼防，而中和兼得，则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笃论也。若后世之师者，教人抑情以徇伪，礼不能中，乐不能和，则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谨案：此节说得有病。 《檀弓》肤率于义礼，而謇缩于文辞。 孔子时，圣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统，故所述皆四代之旧。至孟子时，所欲行于当世，，与孔子已稍异。不惟孟子，虽孔子复出，亦不得同矣。然则治后世之天下，而求无失于古人之意，盖必有说，非区区陈所能干也。 以曾子问礼及《杂记》诸礼与《仪礼》考之，益知其所谓「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者，盖曾子之所厌而不讲也。虽然，笾豆，数也，数所以出义也。古称孔子与其徒未尝不习礼，虽逆旅苃舍不忘，是时礼文犹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将弃之矣。贯而为一，孔子之所守也。执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惧也。 大小行人、司仪，所以亲待诸侯邦国之礼，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孔子谓管仲身不由礼，则礼不能行于天下，故谓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详，因亦并废管仲。 诸侯之国，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齐、晋、鲁、卫、陈、蔡、宋、郑，皆自五百里以下，谓必百里者，妄说也。 祖望谨案：水心欲主张《周礼》以非孟子。 观《经解》所言，当时读书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难以责后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厘析，《六艺》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圣贤之统可合。自子思、孟子犹有所憾，则《经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后学缘此堕处不少。 礼非玉帛所云，而终不可以难玉帛。乐非钟鼓所云，而终不可以舍钟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献、酬酢不必谓之礼，而以言而履之为礼，以缀兆、羽钥、钟鼓不必谓之乐，而以行而乐之为乐，是则离玉帛，舍钟鼓，而寄之以礼乐之虚名，天下无复礼乐矣。 《书》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谓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盖物与人生于天地之闲，同谓之命，若降衷，则人固独得之矣。降命而人独受，则遗物，若与物同受命，则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书》又称「若有恒性」，即「率性之谓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恒性」，而不可以言率性。盖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当然者。若人而有恒，则可以为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当然也，而以意之所谓当然者率之，则道离于性而非率也。《书》又称「克绥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谓教」也。然可以言绥，而不可以言修。盖民若其恒性，而君能绥之，无加损焉尔。修则有所损益，而道非其真，则教者强民以从己矣。 祖望谨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极称之，而不满于此三句。慎独为入德之方。 《书》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之统纪体用卓然，百圣所同，而《中庸》显示开明，尤为精的。盖于未发之际，能见其未发，则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将发之际，能使其发而皆中节，则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则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万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颜相授最切，其后惟此言能继之。 师之过，商之不及，皆知者、贤者也。其有过、不及者，质之偏，学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则安取﹖道之不明与不行，岂愚、不肖致之哉！今将号于天下曰：「知者过，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贤者过，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则欲道之行与明，必处知愚贤不肖之闲邪﹖任道者﹖贤知之责也。安其质而流于偏，故道废，尽其性而归于中，故道兴，愚不肖何为哉！ 祖望谨案：此说是。 饮食知味，自为一章，犹足以教世。若系之此下，是以贤知愚不肖同为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子思。 「素贫贱，行乎贫贱」，可也。「素富贵，行乎富贵」，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尽其义也。 「知致而意诚」者，不期诚而诚也。「意诚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谨案：此说亦未尽。盖开截分段固非，而此说则太直。 所谓《大学》者，以其学而大成，异于《小学》，处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国平天下也。然其书开截笺解，彼此不相顾，而贯穿通彻之义终不明。学者又章分句晰，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可惜也。 纪侯见灭，《公羊》以为百世可以复雠，妄也。就如其言，哀公虽纪侯所谮，而周所诛，是并雠周也，《春秋》又从而贤之乎！ 管仲仗信秉礼，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诸生又别为阴谋之书，申、商、韩非之术并兴。 琴张、宗鲁事，知孔子所为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颜、闵、二冉为所同。外此虽曾子知道，亦未能尽其义，子路之流不论也。 祖望谨案：未必尽然。琴张事正从性分来。 齐桓、管仲但为情欲不制，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功，喜怒用师，无不殄厥愠、不陨厥问之德，至于贪土地、自封殖、行诈谋、逞威虐如晋文者，盖皆无之，宜孔子以为「正而不谲」，「如其仁」也。 驩兜等虽奸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污尧躬，居大位，而不能去，盖传习之误。 「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遂围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国无一日不在兵，其兵无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穷于战■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盖自是以后，世道当别论，前志不复可接续也。 「喜怒以类者鲜」，庶几哉！不迁怒之学矣。 分谤，后世所称以为美，然以伪为德，世道愈失。 「赤舄几几」，圣人之道也。临深履薄，贤者之事也。 穆姜所称四德，古人说《易》有此论，其义狭，不足以当《干》，孔子推明其义，乃《干》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传》，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战国所为仁义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抶筑者，不受德，与却克分谤，意同义异。盖自君言之，则当先君后民；自民言之，则当先公后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禄不在不朽之数，然古亦未有无功德而世其禄者，学者要当德义为无挟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归，不从崔、庆歃，从容去就之际，然要为有走作处，而亦不足以则折乱臣贼子之奸心。 蘧伯玉「不闻君出，敢闻其入」二语，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自此而坏，后世则不然。 子产相郑，若止是施政子民，亦非难事。大要国体不立，如既坏之室，扶东补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旧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张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难，故有思始成终如农有畔之论。 郑作丘赋，当由人多于地。若无故重敛，亦子产所不为也。然君子以变古为难，须更有商量，子产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郑铸刑书，子产于扶补倾坏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变古处，先王之政，遂不可复。治道固不能不与时迁移，然亦有清静宁民，可以坐消四国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为是纷纷，此老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并废其初也。 以晏子答齐侯问疾及梁丘据和、同二义考之，古人听言者，要是自己切近处，易有所觉，故进言者苟有动悟，则于政事反之不难。后世人主，本身去义理甚远，人臣止能就事开说，至其身过，则不复敢向迩，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陈，犹是援证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淡无执捉处，景公便深省解，然则非独晏子能言之功也。盖春秋以前，据君位利势者，与战国、秦、汉以后不同，君臣之闲，差不甚远，无隆尊绝卑之异，其身之喜怒哀乐，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则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后世用之，其验殊少，反被迂拙之诮，曾不如就事开说者，犹能得其一二也。呜呼！君德不同若此，欲尽为臣之义，岂易言哉。 成鱄说《文王》诗与马、郑何远！所谓经生陋儒，非独秦火后有之也。 吴「始用子胥之谋」。孟子谓「服上刑」者，此之类也。 夫差虚内事外，轻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灭越以求霸。使越可灭，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亩而料民，战国之风气已开。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诵，得非新进骤起，以旦夕成功，旧人前辈所不与邪﹖故太子晋以与幽、厉同称，学者所当知。 《齐语》载管仲相齐，细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 「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晋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惧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然则晋《乘》、楚《梼杌》，当时战国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从谏，其谏者，不加怒也。 祖望谨案：泄冶则以此死，亦未必尽然。水心特以之勉后之君耳。 左史倚相举卫武公语，当是时，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聪明寄之佛、老，为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庄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则荣。」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荣，仁之报也，而不能必高与荣。必高，是不可下也；必荣，是不可枯也。是以利诱人使为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谨案：孟子特以诱人为仁，然水心论却极正。 《国语》非左氏所为。 志学至「从心所为」限节者，非所以为进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后世言之，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者，学而不思之类也；穿穴性命，空虚自喜者，思而不学之类也。士不越此二途。 体孔子之言仁，要须有用力处。「克己复礼」，「为仁由己」，其具体也。「出门如宾，使民如祭」，其操术也。「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又术之降杀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无不在仁，庶可矣。 「见其过而内自讼」，足以入德矣。人能见其善而内自誉耳。 「不迁怒，不贰过」，以是为颜子之所独能，而凡孔氏之门，皆轻愠频复之流与﹖是孔子诬天下以无人也。盖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学，而一世之人，常区区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内而不获，如搰泥而扬其波也。呜呼！必若是则惟颜子耳。 天下之事变虽无穷，天下之义理固有止，故后世患不能述而无所为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学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则道终以不明。 徙义犹迁怒也，义则必徙以就之，怒则不迁以就之，其机一也。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学，则以其学为道之病。 言勇至「不惧」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无惧矣。然必兼仁与知，故「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虽伊、吕不能易。不然，则以独勇为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云富贵之说，《诗》、《书》所未有，盖是时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谨案：《书》则无之，《诗》则已有之矣。 百圣之归，非心之同者不能会。众言之长，非知之至者不能识。故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识之，又着于《大畜》之《象》。 礼教至周而大备。道盛仁熟之士，周已揖让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据，外不失人，内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礼之废，而欲其复行也。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礼则以其质成，无礼则以其质坏。人非下愚，未有无可成之质，使皆一于礼，则病尽而材全。 「克复为仁」，举全体以告颜渊也，孔子未尝以全体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颜渊曷为能受之﹖能问其目故也。全体因目而后明。 世谓孔子语曾子「一贯」，曾子唯之，不复重问，以为心悟神领，不在口耳。岂有是哉！「一贯」之指，因子贡而麤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说齐、梁之君，几得政于齐。问答十数章，大抵逆来顺往，无问其所从，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后止，故孟子自谓：「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闲，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夫指心术之公私于一二语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远，迷复得路，涣然昭苏，宜若不待尧、舜、禹、汤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当是时，去孔子虽止百余年，然齐、韩、赵、魏皆已改物，鲁、卫旧俗沦坏不反，天下尽变，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顾，但言「以齐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发，岂遂破长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艰」，伊尹「一德」，周公「无逸」，圣贤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机括，后之儒者无不益加讨论，而格心之功既终不验，反手之治亦复艰兴，可为永叹。 尧、舜，君道也，孔子难言之。其推以与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后喻之，明非不可为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风俗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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