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坏，齐、晋以盟会相统帅。及田氏、六卿吞灭，非复成周之旧，遂大坏而不可收，戎夷之横猾不是过也。当时往往以为人性自应如此。告子谓「性犹杞柳，义犹桮桊」，犹是言其可以矫揉而善，尚不为恶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虽论者或以为有善有不善，或以为无善无不善，或直以为恶，而人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紾夺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几绝复续，不以毫厘秒忽之未备为限断也。予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仅善字所能宏通。通世学者，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则无见善之效，大则无作圣之功，所谓性者，姑以备论习之一焉而已。 许行言「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虽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间乎﹖孟子力陈尧、舜、禹、稷所以经营天下，至谓其「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词气峻截，不可婴拂。使见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语，又当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疑皆执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饿死于首阳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与乡人处」，则无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无乱亡之择，则曷为不度其君﹖案《书》，伊尹去亳适夏，武王观政之比，而传者以为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为「与乡人处不忍去」，则诬辱已甚。夫孟子之称伊尹不几于所谓狂，伯夷不几于所谓狷，而柳下惠疑若乡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记「孔子从老」事，礼家儒者所传也。司马迁记孔子见老，叹其犹龙；关尹强之著书，与《庄子》合。是为黄、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词也。使果为周藏史，尝教孔子以故记，虽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说，则今所著者，岂无绪言一二辨晰于其闲﹖而故为岩居川游、素隐特出之语，何邪﹖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妄人讹而合之耳。自伏羲以来，渐有文字，《三坟》、《五典》今不传，大抵多言变化惝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尧、舜、禹、以至周、孔，损削弗称。（云濠案：《习学记言》此下有「管子尚权谋，子华子言仁义，其人老子并时，或相先后，亦皆与道德之意相首尾」数语，应补入。）老子之学，固昔人之常，至其能尽去谬悠不经之谈，而精于事物之情伪，执其机要以御时变，则他人之书固莫能及。盖老子虽为虚无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验，远不过有无之变，近不过好恶之情，而其术备矣。其徒列御寇、庄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极人物之化，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宁、程、马，于其指归，终不能识，上则渎天，下则欺人。 凡人心实而腹虚，骨弱而志强，其有欲于物者势也，能使反之，则其无欲于物者亦势也。圣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顺道节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为抑遏泯绝之，使不至于乱。 予固谓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验，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则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详于《易》，即其运行交接之着明者，自画而推，逆顺取之，其察至于能见天地之心，而其麤亦能通吉凶之变，后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为窥测，而其说辄累变不同。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阴阳，阴阳成四时，杀此生彼，岂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则是不以干统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夫飘风骤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发达，起于二气之争，至于过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为「振民育德」，「赦过宥罪」，而区区血气之■，何敢拟于其闲﹖盖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伦如此。夫有天地与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后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圣贤，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则又忘之，曰「天道其犹张弓」，则是天常以机示物，而未尝法道之虚一无为也。然则从古圣贤者畏天敬天，而从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劳谦君子有终」，而「万民服」，盖以功与人而己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为而已。 盖老子之微言纔十数章，其有见于道者，以盈为冲，以有为无，以柔为刚，以弱为强而已。然谓尧、舜、三代之圣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尽废之，而以其说行天下。呜呼！使其为藏史之老，则执异学以乱王道，罪不胜诛矣。使其非，而处士山人乘王道衰阙之际，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无所考，学者放而绝之可也，柰何俛首以听，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则学而不尽其统，与不学同。 子华子：「太初实生三气：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异哉！盖古之言道、，《三坟》、《八索》旧闻记，往往皆然，故问者有「风轮谁转，三三六六，谁究谁使」之语，明其为常所传习也。案浮屠在异域，而风水诸轮相与执持，上至有顶，其说尤怪。《洪范》九畴，箕子言天所锡，一为五行，即是书所谓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离」，未尝如是书所谓「独斡中气，生生万物，新新不穷」者。经籍乖异，无所统一，转相诞惑，而不能正。后世学者，幸《六经》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纯备，道之会宗，可以日用而无疑矣，柰何反为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转相夸授，自贻蔽蒙﹖皆由于《大传》、《文言》诸杂说之乱《易》，是以学者纷纷至此。 祖望谨案：陈振孙深以水心之笃信子华子为诮，水心亦自尝云：「子华子书甚古，而文与今人近，则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条。亦言其驳而终不以为伪，则蔽也。 《家语》载季氏用田赋详于《左氏》，因叹唐人自天宝一时仓猝，不知以田养兵，而以税养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国策》：「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势，至是始成。古今固无人臣自贤以贬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无自毁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乱者。夏禹有训，君臣克艰而已。谈客妄论，能使人心术下移。 范台举觞，鲁君择言四事。自伯禽以来，惟僖公称贤，犹未能及此言也。鲁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贤如此而不能兴其国，岂流传之误邪﹖抑偪侧于暴强之闲，而不足自立邪﹖ 唐雎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当然，进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论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义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来，人心渐失，然犹有义理之余；至于战国，人心无复存矣。先物而流，造势为倾，蕝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机，皆背心离性而行者也，故其祸至于使天下尽亡而后已。自汉及今，学者复求于人心之所止，则有道矣。然其质者不能论世观变，则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顺德轧行，则挠而从之矣，故有以《战国策》为奇书者。 羲、黄为文字之始，而孔子断自尧、舜，盖亦不起自孔子也。禹、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颛不远，所称道德广大，皆独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岂夸祢而忘祖哉！以为神灵不常，非人道之始，阙不敢论，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陈之，君止尧、舜，臣止禹、陶，而羲、黄、后、牧之伦不与焉。史迁未造圣人之深旨，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驯者而着之，然既数千年，所言不可信，审矣。 项籍「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学兵法。上世教法尽废，而亡命草野之人出为雄强。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无今古。至学之则不然，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古今并策，道可复兴，圣人之志也。卓然谓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晓然见后世可为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难，不可不审也。 《天官书》，星文，占验家所存，方术所眩，晏子、子产之所不道。 《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汉高帝始行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缗之令，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夺之以自利﹖何名为抑﹖ 周人崇尚报应，史迁所称唐、虞之际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陈氏篡盗，亦曰舜所致，则是不复论天德也。孔、孟之论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则虽势位消歇，而道德自存，迁所未知。 王莽时通知锺律者，所言声数、度量、权衡，无不傅合于《易》。又传伶伦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马迁言「六律为万事根本」，汉人之论因之。《书》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数同为一物，未尝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赞《易》，无以八卦合度、量、权衡之文。羲、和之法不可见，司马迁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刘歆又推《春秋》与《易》参合为一书。案尧、舜时《易》道未备，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历法盖不起于律，《易》亦不兼历数。以今逆古，皆无用之虚词。 人主以有德王，无德亡。至驺衍妄造五德胜克，孔、孟之徒未尝言也。 「阴阳之精，本在地而上发于天」，后世天文术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玑，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已。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 经星之传，远自尧、舜，其时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验家固无其文也。《左氏》载祸福，其后始争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古圣贤所不道。 刘向为《五行传》，归于劘切当世。然《洪范》之说，由此隳裂。 箕子陈《洪范》，曰天所以锡禹，今寻《典》、《谟》，不载被锡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独明其所传于后，以是为三代之秘文，此后世学者之虚论也。禹以六府、三事为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即五行，三事则庶政群事也。戒之董之，福极之分也。九功九畴，名异而实同也。禹言略，箕言详，天之所锡，非有甚异不可知，盖劝武王修禹旧法，乃学者以为秘传，迷妄臆测相与串习。以吾一身视听言貌之正否，而验之于外物，则雨、旸、寒、燠皆为之应，任人之责，而当天之心，出治之效，无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牵引已事往证，分剔附着，而使《洪范》经世之成法，降为灾异阴阳之书，可为痛哭。 汉武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仲舒前以灾异禁之，后以勉强开之。所禁者为难信无用之迂说，所开者为可喜旋至之立效，则尧、舜、禹、汤之所为兢惕畏慎者终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羡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将豢而深之，岂能治哉！ 以乐论治可也，求治而以乐为先，钟鼓管弦之存，何救于德之败乎﹖而仲舒亦以乐为先，躬行之实废矣。又终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讳也。 汉武动民于干戈，习俗于奸诈，仲舒虽能泛然讽导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内。 居君子位，为庶人行，诚后世通患。然师友议论以此自责则可，以此教人主、责士大夫则不可。盖人主当化小人以有耻，不当疑君子以无耻也。疑君子以无耻，则人才扫地，不可振矣。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 凡正言之理无不具，而隐显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为经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后人所以为文也。若夫穷虑殚词，以无为有，自处于妄而后反之正，此违于经而谬于文，《上林》、《大人》诸赋是也。 汉世以术数操纵为吏，赵广汉尤为民所称。强家巨姓，盗夺纵横，自古皆有，必待有以胜之而后能使小民得职，则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陈，皆无用矣。若后世吏术不明，妄以廉明自许，但欲其下重足敛迹而善恶颠倒者，又广汉之徒所不为。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独向，察众人之所共疑。」可谓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学饰吏事，心诚好之，而本质克治不尽。其臣佐，才有所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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