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罪于李氏。群盗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炀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夺而不惭，是又在魏、晋下。 尧、舜、三代之统既绝，不得不推汉、唐，然其德固难论，而功亦未易言也。汤、武不忍桀、纣之乱，起而灭之、犹以不免用兵有惭德，谓之功则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复旧物，犹是一理。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犹可以为功乎﹖今但当论其得志后不至于淫荒暴虐，可与为百姓之主刑赏足矣。若便说向汤、武，大义一差，无所准程，万世之大患也。 长孙无忌、褚遂良转导无法，方武氏从感业寺再入，不能引礼廷诤以绝其萌，至于夺嫡，然后言其托体先帝，将何及也！ 李德裕论韦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说，其言「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从令者死」，令之严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又却不以为证据。若不顺民心，遽从而杀之，可乎﹖制置职业，虽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议，然须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议，岂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许，后人亦以其自许者许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义以率下，若姿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许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奸昏者一日而有余。世之贤者，不自量而欲以岁月售功，其君与一时之人亦皆以岁月责之，所以有谤而无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诚知此，惟不求用为庶几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门族相高」。案孟子称故国世臣，人材之用，必常与其国其民之命相关，治乱兴亡所从出，故叔向以栾、却降在皁隶，忧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虑国，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饰进取为门户计，如汉韦、平之流，此叔孙豹所谓「世禄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为李德裕秖校台阁仪范、班行准则而已。 孔子系《易》，辞不及数，惟《大传》称「大衍之数」，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数。五行之物，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而谓其生成之数必有次第，盖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传》以《易》之分揲象之，盖《易》亦有起法也。《大传》本以《易》象历，而一行反以为历本于《易》。夫论《易》及数，非孔氏本旨，而谓历由《易》起！揠道以从数，执数以害道，最当先论。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说以要省胜去离。汉初尝用之，虽化中国为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坏灭为旨，行其道必亡，虽亡不悔，盖本说然也。梁武不晓，用之，当身而失；唐宪、懿又出其下，直谓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诃陵国治太子，与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所以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至秦，既已大败，而后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哀哉！ 议论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术始。 孔子讲道无内外，学则内外交相明。荀子言学数有终，义则须臾不可离，全是于陋儒专门上立见识，又隆礼而贬《诗》、《书》，此最为入道之害。扬雄言「学，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与专门者校浅深耳。古人固无以教人为下者，雄习见后世陋儒专门，莫知所以学，而徒守其师传之妄以教人，以为能胜此而兼行者则上矣。近世又偏堕太甚，谓独自内出，不由外入，往往以为一念之功，圣贤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荀卿所言诸子，苟操无类之说，其是非不足计，乃列攻群辩，至于子思、孟轲，并遭诋斥，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与仲尼并称。安有与仲尼齐圣，独为荀卿所私，而他书无见者﹖非妄则姑假立名字以自况耳。 谓「无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谓闇」，案穆王命太仆、左右侍御、仆从「无以便嬖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强本而节用，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天不能祸」。夫古人备是三者矣，其不贫、不病、不祸则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圣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灭天也。 「全其天功，则天地官而万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古圣人曰「则天」，曰「顺帝之则」，未尝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荀卿谓天子如天帝，如大神，盖与秦皇自称曰「朕」意同。 「礼者，养也，刍豢五味以养口」等语，则礼者，欲而已矣。 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盖辩士索隐之流多论心，而孟、荀为甚。 孔子未尝以辞明道，内之所安则为仁，外之所明则为学，学即《六经》也，至于内外不得异称者，于道其庶几矣。子思之流，始以辞明道，辞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辞也，则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专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辞而辩胜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辩士之锋，怒目裂眦，极口切齿，先王大道，至此散薄，无复淳完。或者反谓其才高力强，易于有行。学者苟知辞辩之未足以尽道，而能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贤圣之统，散可复完，薄可复淳矣。不然，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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