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保」，此汤之以礼制心也；「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此汤之以义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统于汤者也。其在武王，受丹书之戒，则曰：「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周公系《易》爻之辞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义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统于文王者也。至于夫子则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复礼。」其着之《大学》，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无非数圣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统于周公者也。颜子得于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之言，曾子得之《大学》之义，故其亲受道统之传者如此。至于子思，则先之以戒惧谨独，次之以知仁勇，而终之以诚。至于孟子，则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义，终之以扩充，此又孟子得统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则以诚为本，以欲为戒，此又周子鉏继孔、孟不传之绪者也。至二程子则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而为《四箴》，以着克己之义焉，此二程得统于周子者也。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盖持敬也，诚意正心修身而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此又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世立教，灿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隐也，虽其详略之不同，愈讲而愈明也。学者之所当遵承而固守也，违乎是则差也，故尝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中庸总论 《中庸》之书，《章句》、《或问》言之悉矣，学者读之，未有不晓其文，通其义者也。然此书之作，脉络相通，首尾相应，子思之所述，非若《语》、《孟》问答，章殊而旨异也。苟从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则亦无以得子思著书之意矣。程子以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朱先生以诚之一字为此篇之枢纽，示人切矣。今辄述其遗意而言之。窃谓此书皆言道之体用，下学而上达，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与「道」，则性为体而道为用矣。次言「中」与「和」，则中为体而和为用矣。又言「中庸」，则合体用而言，又无适而非中庸也。又言「费」与「隐」，则分体用而言，隐为体，费为用也。自「道不远人」以下，则皆指用以明体。自言「诚」以下，则皆因体以明用。「大哉，圣人之道」一章，总言道之体用也。「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道之体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圣人尽道之体用也。「大德敦化」，道之体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圣」则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诚」，则足以全道之体矣。末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用即体，体即用，造道之极至也。虽皆以体用为言，然首章则言道之在天，由体以见于用。末章则言人之适道，由用而归于体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体用者，则戒惧谨独，与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诚之一言而已，是则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书，所以必言夫道之体用者，知道有体用，则一动一静，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无一毫人为之私也。知道之有体，则凡术数辞章非道也。有用，则虚无寂灭非道也。知体用为二，则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体用合一，则从容中道，皆无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曰：「孔、孟何为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学，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体，恕即用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非道之体乎﹖『干道变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传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此又子思得子曾子，而传之孟子者也。道丧千载，濂溪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其言太极者，道之体也。其言阴阳五行、男女万物者，道之用也。太极之静而阴，体也。太极之动而阳，用也。圣贤之言道，又安有异指乎﹖」或曰：「以性为体，则属乎人矣。子思以为天命；又以为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又以为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为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则属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则属乎人矣。属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万物统体一太极，天下无性外之物』，属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性无不在』，属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体用，既分为二矣。程子之言『性即气，气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则何以别其为体用乎﹖」曰：「程子有言，『体用一源，显征无闲』。自理而观，体未尝不包乎用。『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之类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尝不具乎体。『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色天性』之类是也。」或曰：「如此则体用既不相离，何以别其为『费』为『隐』乎﹖」曰：「道之见于用者，『费』也；其所以为是用者，『隐也』。『费』犹木之华叶，可见者也；『隐』犹花叶之有生理，不可见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隐』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体用之未尝相离也。」 中庸总说 或者问《中庸》之书，言道之体用，则既闻之矣。戒惧谨独、知仁勇之德，与夫诚之一言，所以全道之体用者，可得而详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无不善者。将有过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诚，则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则子思子之所忧也。若昔圣贤所以立教垂世，不过欲人全其固有而无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异，而开导之方，亦各不同。或举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随其所禀，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隐也。言之缓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学，不可以凌节而施也。子思子袭孔圣之余训，继曾子之的传，览古先圣贤教人之旨，鉴后世学者为学之弊，作为《中庸》之书，其提挈纲维，开示蕴奥，则如言道之体用者，亦既明且尽矣。至于学者之岸_学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复包罗而极其详且切也。盖尝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惧谨独，因天命予font color=red>，率性之道，固有而无不善者而为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简而易行，学者于此而持循焉，则吾之固有而无不善者，将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气禀之清浊，物欲之多寡，而有异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终之以勇，而后气禀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末言诚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见天下之理无不实，欲人实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实也。此即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惧谨独者，静存动察之功。能若是，则吾之具是性而体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则由性以达夫道者，举合乎中庸，而无过不及之差也。曰诚者，则由人以进夫天，圣贤之极致也。是非其言之极其详乎﹖戒惧于不睹不闻之际，谨独于至微至隐之中，则所谓静存动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继之以仁，曰仁矣而继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则所谓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诚也，本于择善固执之始，而成于无声无臭之极，盖至于所谓大而化之。过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岂非又极其切者乎﹖若不极其详，则学者用心，或安于偏见；不极其切，则学者用功，或止于小成。此子思子忧虑天下后世而为是书也。 勉斋文集 《大学》首章无他疑。但向者以为明德之发于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于中者，洞彻而无所蔽也。故鄙意以为莫若合内外而言之。虚灵指存于中者而言，昭著指发于外者而言。如辉光之类，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师言，就本领上看，尤为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说，然其间亦难看，更以格字、致字、诚字、正字、修字与明字相参，见得分晓，方理会得先生旨意。 承教持守之方，别恐亦无他说。前辈及先师言之详矣，亦只是不为与为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说。致知、持敬两事相发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应，惟于世闲利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而所为持守者，始易为力。若利欲为此心之主，则虽是强加控制，此心随所动而发，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压草，石去而草复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为如何﹖干老矣，未能忘禄。非录之不可忘也，不仰禄则又须别求。所以餬其口而劳心，害义反甚于仰禄。以是东西南北，惟命是从，何去就出处之敢言！何功名事业之敢望！特汩没世俗，学问尽废，大为师门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来书所谓「甚费造化，断不可辞」，此语却与向来议论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禄，不得已，若为合义，则非所敢闻。只管如此立说，却是浙间议论也，又不知高明以为如何﹖敬子既是应举得官，又家贫，未能不仕，从之亦无害也。（以上《与胡伯量》。） 承诲以朋友讲问之详，甚幸甚喜。干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说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说，恐如契兄所云者为是。李所谓人心气也，余所谓性之正者，皆未精确也。道体之说，此更宜讲究。谓但指隐而言者，岂所以为道体之全邪﹖体字不可以体用言，如今所谓国体、治体、文体、字体，亦曷尝对用而言邪﹖所谓道体者，无物不在，无时不然，流行发用，无少间断。如曾者，真是见得此理，然后从容自得，有以自乐。今之局促迫狭，寻行数墨辄拘碍者，岂亦于此有未洒然者邪﹖主敬、致知两事，相为经纬，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见者，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 持守之方，无出主敬。前辈所谓常惺惺法，已是将持敬人心胸内事摹写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节，只恐支离，无缘脱洒。所谓座右铭四句者，不知先师文集有邪﹖抑故友程君之语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则恐画蛇寻足，愈支离而愈鹘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一叩所疑邪﹖ 《易本义》不暇细观，但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已大错缪。所谓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论之，则印策中缝之左，即《干卦》，右即《姤卦》。《干》、《姤》二卦夹在策缝左右，乃今所印本《恒》、《巽》之位，即先天《干》、《姤》之位也。《干》、《姤》居正南，《坤》复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则冬至在亥子之闲矣，知《干》、《姤》在策缝之中，则伏羲八卦图以《干》为南，以《坤》为北，可以类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圆图后语，有圆布者，有方布者，则六十四卦圆图之中当有方图，岂可有其语而无其图邪﹖（以上《复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博而反约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于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类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当然之则。如耳聪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是也。然此当然之则，固无物不体，而此理之妙，实根于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禀此有常之性，所以应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谓美德，即所谓物之则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则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于有则之上，加一故字于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刘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亦此意也。干尝谓此四句，便该括了《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许多说话，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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