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圣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来，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传授世人，不可轻将寻常诗句读过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闲只是一个道理也。 统体太极各具，太极则兼体用，毕竟统体底又是体，各具底又是用。有统体底太极，则做出各具底太极。语大语小，则全指用而言，毕竟语大底是全体，语小底是用。天命谓性是未发，毕竟是体；率性谓道是人所常行，毕竟是用。大德而敦化，毕竟是体；小德而川流，毕竟是用。若浅看，则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则又觉相似都凑。不知如何﹖（以上《复叶味道》。） 来教谓喜怒哀乐属于人心为未当，必欲以由声色臭味而喜怒哀乐者为人心，由仁义礼智而喜怒哀乐者为道心，以经文义理考之，窃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发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形气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声色臭味在物，岂得以发于声色臭味者为人心乎。朱先生云：「虽上知不能无人心。」今以由声色臭味而喜怒哀乐，则是圣人未免于逐物也，而可乎﹖谓由仁义礼智而喜怒哀乐者为道心，则《乡党》一篇，委蛇曲折，焕乎其文章，莫非由仁义而发也，曷为而以道心为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发于此身者，则如喜怒哀乐是也；发于此理者，则仁义礼智是也。若必谓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则理与气混然而无别矣。故以喜怒哀乐为人心者，以其发于形气之私也；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对而言，犹《易》之言器与道，《孟子》之言气与义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复微而难明，故当精以察之，则喜怒哀乐之闲皆见其有当然之则，又当一以守之，使之无一念而不合乎当然之则，然后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复李公晦》。） 程、谢、尹所论敬处，固兼动静，无浅深，亦各就持敬处见得一个意思，各立为一说以形容之。今谓谢、尹之说只是发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说处，各自体认凑合将来，见得敬字愈觉亲切。今只欲就主一两字上欲该括谢、尹之说，却恐看得谢、尹之说未免疏略耳。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杨德渊惠书亦录云：「所答之语，此但当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则直截简径。使之自此思索，却见得分晓。」今观所答，是未免以心性为两物也。如「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则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则仁又便是心。《大学》所解明德，则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误以心性为两物，而又欲安排并合，故其说颇觉费力。心之能为性情主宰者，以其虚灵知觉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虚灵知觉也。自当随其所指，各自体认，其浅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则如谢氏常惺惺之谓。此只是能持敬，则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学》所谓明德，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须安排并合也。《洪范》五行五事之说，近亦尝思之。前辈所说，决然不是。以庶征观之，自可见。但貌言视听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则恐来说未免穿凿耳。干亦尝反复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验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凑合成体，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气。人有此体，便能为声。声者，气之所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阴而火阳，貌亦属阴，而言亦属阳也。水火虽有形质，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润，火但能炎，其形质终是轻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则形质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则人之形成矣。木阳而金阴，亦犹视阳而听阴也。只以此配之，则人身便是一个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处，只得如此观看，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耳属肾，肾即水，水即太阴。目属肝，肝即木，木即少阳。口属脾，脾属土，土王于夏秋之间，即太阴少阳之合。鼻属肺，肺属金，金即少阴，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无可疑也。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老氏之所谓道，而非吾儒之所谓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若只生一，则是独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何尝在一之先，而又何尝有一而后有道哉。易有太极，易即阴阳也，太极何尝在阴阳之先。是生两仪，何尝生一而后生二。尝窃谓太极不可名状，因阴阳而后见。一动一静，一昼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无住而非二也。因阴阳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极，所以为阴阳者，亦不出于二也。如是，则二者道之体也，非其本体之二，何以使末流无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终始，故二分为四，而五行立矣。盖一阳分而为木火，一阴分而为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终。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终。物各有终始，未有有始而无终，有终而无终。二各有终始。则二分为四矣。知二之无不四，则知其所以为是四者，亦道之本体，非其四，何以使物之无不四哉！故二与四，天下之物无不然，则亦足以见道体之本然也。太极不可名状，至此亦可以见其端倪矣。体用一源，显微无闲，要当以是观之，塞天地，贯古今，无往不然。仁义礼智，特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万物，人以是心而成万事，故曰天体物而不遗，犹人体事而无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脏百骸，各有自然之则。天之为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赋者也。自天之所为者而观之，则不待人为，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谓活泼泼地者，真见其如此，亦真个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颜子之不改其乐，又安得而不乐哉！世间所谓功名富贵者，真太虚浮云一点也。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见此理，便死亦是闲事也。数年读先生之书，适自见得如此。以先生之书合之，亦无不然。不但世之学者，寻行数墨而无见于此，窃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见得分明，其它皆未知其果何如也。为学而不见其本源，是入门而不至其室。虽然，前辈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学者不可不思。（《复杨志仁》。）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须默认实体，方见端的。不然，则只是讲说文字，终日譊譊，而真实体段，元不曾识。故其说易差，而其见不实。动静表里，有未能合一则虽曰为善，而卒不免于自欺也。莫若一切将就自身上体着，许多义理名字就自身上见得是如何，则统之有宗，不至于支离外驰也。（《答陈泰之》。） 诸人讲论祭祀鬼神一段，此盖疑于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顷，虽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来格﹖虽是祖考之气已散，而天地之闲，公共之气尚在，亦如何便凑合得其为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为说，以为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则三日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为祖考来格，可乎﹖果尔，则鬼神之义，亦甚粗浅、而圣人常谨言之，何邪﹖古人奉先追远之谊至重，生而尽孝，则此身此心，无一念不在其亲。及亲之殁也，升屋而号，设重以祭，则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于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为感通而不离者。及其岁月既远，若未易格，则祖考之气虽散，而所以为祖考之气，未尝不流行于天地之间；祖考之精神虽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于所以为祖考之气，神气交感，则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盖有必然而不能无者矣。学者但知世间可言可见之理。而称幽冥难晓，则一切以为不可信，是以其说率不能合于圣贤之意也。盖尝以琴观之，《南风》之奏，今不复见矣，而丝桐则世常有也，抚之以指，则其声铿然矣。谓声为在丝桐邪﹖置丝桐而不抚之以指，则寂然而无声。谓声为在指邪﹖然非丝桐，则指虽屡动，而不能以自呜也。指自指也，丝桐自丝桐也，一搏拊而其声自应。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与天地同意，则《南风》之奏，亦何异于舜之乐哉！今乃以为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来格，则是舍丝桐而求声于指也，可乎﹖（《复李贯之兵部》。） 「浴沂」一章，终是看不出喟然而叹夫子「与点」之意深矣。（《集注》）云：「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有见于此，故欲乐此以终身。如此却是乐天理之流行，而于本文曾意旨恐不相似。」窃意恐须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与道不相似，而计较系恋之私入之矣。夫子无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正是此意，直与天地相似。《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夫子传之曰：「天下何思何虑。」圣人岂教人如死灰槁木，旷荡其心，徜徉其身哉！张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气之欲，物各付物，而无一毫计较系恋之私，则致广大而极高明，虽尧、舜事业，亦不能一毫加益于此矣。」后来邵康节先生全是见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诗中，亦多此意。（《与吴伯丰》。） 程仕曰：「此书今见《晦庵集》中。万正淳录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说，却是作工夫底事，非曾点所以答「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之问也。』又云：『《集注》诚有病。』今复改数语，试更详之。」 《行状》之作，非得已也，惧先生之道不明，而后世传之者讹也。追思平日之闻见，参以叙奠诔之文，定为草■，以谂同志，反复诘难，一言之善，不敢不从。然亦有参之鄙意，而不敢尽从者，不可以无辩也。有谓「言贵含蓄，不可太露，文贵简古，不可太繁」者。夫工于为文者，固能使之隐而显，简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顾恐名曰含蓄，而未免于晦昧，名曰简古，而未免于艰涩，反不若详书其事之为明白也。又有谓「年月不必尽记，辞受不必尽书」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实关世道之隆替，后学之楷式。年月必记，所以着世变；辞受必书，所以明世教。状先生之行，又岂可常人比，常体论哉！又有谓「告上之语，失之太直，记人之过，失之太讦」者。责难陈善，事君之大义，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隐于后，先生敢陈于当世，而学者反欲讳于将来乎﹖人之有过，或具之狱案，或见之章奏，天下后世所共知，而欲没之，可乎﹖又有谓「奏疏之文，纪述太繁，申请之事，细微必录，似非行状之体」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实可记，则奏疏可以不述。先生进不得用于世，其可见者，特其言论之间，乃其规模之素，则言与行岂有异邪﹖事虽细微处，得其道则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则人受其害。先生理明义精，故虽细故、区处条画，无不当于人心者，则巨与细亦岂有异邪﹖其可辩者如此。则其尤浅陋者，不必辩也。至于流俗之论，则又以为「前辈不必深抑，异说不必力排，称述之辞，似失之过」者。孔、孟诸贤，至谓孔子贤于尧、舜，岂以抑尧、舜为嫌乎﹖孟子辟杨、墨而比之禽兽，卫道岂可以不严乎﹖夫子尝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鲜矣。」甚矣，圣贤之难者也！知不知不足为先生损益，然使圣贤之道不明，异端之说滋炽，是则愚之所惧，而不容于不辩也。故尝太息而为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争。百年论定，然后知愚言之为可信。」遂书其语，以俟后之君子。（书《朱子行状后》。） 附录 尝诣东莱吕伯恭，以所闻于朱文公者相质正。及张南轩亡，文公与先生书曰：「吾道益孤，所望于贤者不轻。」 通判安丰军时，淮西帅司檄鞫和州狱。狱故以疑未决，先一夜，梦井中有人，果于废井得尸。 寻知汉阳军，值岁饥，荒政具举，民大感悦。即郡治后凤栖山为屋，馆四方土，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创筑安庆郡城，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听命，以一日成算授之。授命毕，乃治府事，会僚佐讲究边防利病。次则督视城役。晚入书院讲论经史。筑城之杵，用钱监未铸之铁，事毕还之。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诸关，与江、淮豪杰游，而豪杰往往愿依先生。及倅安丰、武定，诸将皆归心。后倅建康，守汉阳，声闻益着，诸豪杰又深知先生倜傥有谋。及守安庆，且兼制幕，长、淮军民之心翕然相向。此声既出，在位者益忌。 王深宁《困学纪闻》曰：「李微之问勉斋云：『南轩赐章服，两为胡忠简缴还，而不闻引避。东莱除职，既遭陈叔进行辞丑诋，乃复受之而不辞，皆所未晓。』勉斋答云：『先辈非后学所敢轻议。然辞受合尚严，今当严者反宽，是以不免为具眼者勘破，学者所当戒也。』」（补。） 黄东发《日钞》曰：「干、淳之盛，晦庵、南轩、东莱称三先生，独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