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不劳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劳而正。汉、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贤也，其求而用之者，不过以郡国之政有不举耳，朝廷之治有不备耳，公卿大夫之职有不称耳，未尝知正天下之本也。为公卿大夫者，亦以为能寄郡国之政，佐朝廷之治，于职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霸之略混，圣贤之道塞，非此其故乎﹖盖至赵宋而后，世之君子有以此为任者，而其主不能择也。帝王之大经大本，托之空言而无补，当此之时，得君专且久者，皆是匪人，假儒术以济其奸者也。《易》言拔茅连茹，《泰》之君子以此进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进其小人，二者迭为消长，故知人之难，非独难于君子，而深难于小人。至于君子之小人，则又难也，其言辩，其行坚，其见闻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测，其知术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艺之美足以行人所难而不惮，其名君子，实则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为朋党，恶知其非君子也﹖虽有君子，横罹口语，又恶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则哲，帝陶唐氏犹难之。共工、崇伯之属，众所共贤者矣，而帝独以为非贤，其后果不贤也，于是去之，而帝之廷无恶人矣，于是禹、陶为帝臣者皆得着其成绩。人主欲进贤而不能远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后用之。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其兴于此时也，盖必有之矣。其兴于此时也，予必得而见之矣。（《尚贤论》。）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万民，故天下之利，圣人不私诸己，亦不以私于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后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汉始有名田之议，犹古之遗意也。又其后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犹古之遗制也。先王之遗制、遗意，由秦以来，仅一二见，又皆行之不远，天下之民益敝敝矣。为政者南面以子万姓，一夫之饥，犹己饥之，一夫之寒，犹己寒之，孰无是心也，而讫莫之拯焉。方汉承秦苛虐之后，民新脱去汤火，未遑苏息，高帝因而抚之。逮及文、景之世，国家晏安无事，宗戚大臣，凭借贵高之势，争取美田宅以为子孙利益；郡邑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赀累巨万，治生产畜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编户之氓无立锥之地，则卑下之为役为仆，不暇顾其身。贫富不均，势所驯致也，故董仲舒言于孝武，以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过制也。其后师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之。议者以三十顷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过矣。晋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亩，丁男女有差，有国食禄者有差，或十顷，或五十顷，兼以品荫其亲属，自起奸端矣。民无恒产，不能制之，专事要求，其间不劳民骇众，坐获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过为兼并之闲耳，非有赀于畎亩，细民能无不足之患也。故名田虽有古之遗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华夏之主也，其得民非归马牧牛之时也，以魏国之大，独能均其土地，审其径术，差露田，别世业，魏人赖之，力业相称。北齐、后周因而不变。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为口分、永业之制，而取租庸调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亩，妇人二十亩，而率倍之。口分八十亩而不倍，惟岁易之田倍之。永业即世业也，夫家受而不还，皆二十亩，所以课莳桑麻也。民有多寡，乡有宽狭，田有盈缩，狭乡之民，受田半之，为工商者不给，而在宽乡者给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给之三十亩、四十亩，虽不耕，不可无养也；当户者益之二十亩，虽已有田，不可不优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贫不得粥，富不得兼，犹惧不能守吾法，而乃听民粥永业以葬，粥口分以迁，是以小不足而大乱法也，何捄于敝﹖振穷恤贫，民获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为之﹖粥而加罚，永徽之禁抑末耳。议者如宋刘敞，又以魏、齐、周、隋享国日浅，兵革不息，土旷人稀，其田足以给其众，民获其实。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无闲田给授，民不复获其实，徒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开皇十二年，发使均天下之田，狭乡一夫仅二十亩，隋之给授，何加于唐也﹖唐虽承平日久，贞观、开元之盛，其人户犹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无实也﹖敞言过矣！但狭乡之民多而田不盈，永业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陆贽所谓时弊者，势驯致也。时弊则法亦弊，故均田虽有古之遣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为井，井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有洫；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都有浍，地方百里，是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问有遂，遂有径；十夫有沟，沟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浍，浍有道；万夫有川，川有路，万夫之地三十二里，治乡遂者以之。孟轲氏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盖二法并行。遂人匠人，多寡异数，而内外相经纬焉。王畿之内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六乡六遂居之。六遂之余地为甸地，距国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为稍地，距国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釆地也。稍地之外为县地，即小都之田，距国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釆地也。县地之外为地，即大都之田，距国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亲者所食之釆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则出地贡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树艺，一夫税入于公，孟轲氏所谓皆什一者是也。乡遂之釆地五十亩，或百亩、二百亩，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异而实同也。地有肥硗，为之井者，必有牧以济之，所谓釆与易者，则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变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达于天下，虽有山林川泽，不可以开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贡助取之，诸侯之国，可按而定也。楚人，东南之要服也，蒍掩为司马，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堰猪，町原防，牧隰，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赋，况中国之地，无山林薮泽之阻，无淳卤疆潦之患，原隰衍沃，举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为贡，商人用之以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经邦国，其法可考者，往往存于《周官》之书，其不合者，以孟轲氏为之权衡，岂不较然也哉！故尝以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产，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并耕，劳逸巧拙不相负，齐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无相赡，通货财，三也；货财不匮，富者无以取赢，绝兼并，四也；取以什一，天下之中正，吏无横敛，五也；比其丘甸，革车长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军实，六也；一同之间，万沟百洫，又有川浍，戎马不得驰突，无边患，七也；畎浍之水，涝则疏之，旱干则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壮皆土著，奸伪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习《诗》、《书》、俎豆，养老息物，成礼俗，九也；远近共贯，各安其居，乐其业，尊君亲上，长子孙其中，不烦刑罚而成政教，十也。一举而十者具矣，何惮而不为乎﹖其谓不可为者，盖亦有二焉：丘甸县都，其间万井，为沟洫者又万计，包原隰而为之，穷天下之力，倾天下之财，非数十年之久，不克溃于成也，非大有为之君，不能致其决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浇伪之风炽，恭俭之化衰，功利之习胜，经久之虑少，侥幸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犹有挠之者，况使尽弃其私家之产乎﹖以均田授农民，犹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齿滋众之时乎﹖怨归于上，奸兴于下，此不可为者二也。以余论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为亩，汉人益以二百四十为亩，北齐又益之以三百六十为亩。今所用者，汉亩步也。今之五十亩，古之百亩也。汉提封田万万顷，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泽不可垦，余三千二百二十九万顷皆可垦。元始初，遣司农劝课，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顷，是时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户，以田均之，计户得田六十七亩，古之百四十亩也。家获百四十亩耕之，未为不给也，加之简稽，则工商禄食之可损者，又不知其几也。虽唐盛时，永徽民户不过三百八十万，至开元七百八十六万，亦不汉过也。以天下之田，给天下之民，征之汉、唐，则后世宁有不足之患乎﹖田无不足之患，则取诸臣以与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将先吾民而为之，孰不响应于下也﹖秦长城之役，袤延万里，堑山堙谷，暴兵三十万，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余万，郡邑之民，发调徙边者又岁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诽，未闻有一人违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令先取一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悦，然后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悦，然后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悦也，亦何异于乡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劳者不永逸，欲长治久安而不于此图之，亦苟矣。唐太宗尝读《周官》之书，至「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负有为之才，操可致之势，其时又非难也。封建议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复，君子盖深为唐惜之。吾闻春气至则草木生，秋气至则草木落，生与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上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管、商之法，孰与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齐、秦举国听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为之，以纪人事，经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无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赏罚之柄，上之所以使也。（《井牧论》。） （梓材谨案：井田之制，世儒多以为不可复行，然自横渠谓「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乎」，是后朱子《井田谱》、夏氏《井田谱》、程畏斋《读书工程》并取之，合之此《谕》，可以互相发明矣。） 天下之势，穷则变。由治而趋乱者，其变易，虽一憸人坏之而有余；由乱而趋治者，其变难，虽合天下之智力为之而不足。由秦以来，天下之变量矣，议者莫不慨然欲追复先王之旧历。汉、唐千数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岂其势难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后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贰后王，谓之不雅。」盖卿有以启之也。自卿之论兴，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变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奋其恣睢之心而为之，虽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废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王为皇帝，举天下以为郡县，举天下不复有井田，夷其城郭，销其兵刃，人主之势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计无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诗》、《书》以涂民之耳目，黜儒术以灭天下之口说，所守者，律令也，所师者，刀笔吏也。其变既极，其习既成，秦亡而汉承之。圣王之继乱世，扫除其而悉去之，崇教化而兴起之，此其几也。陈经立纪，以为万世法程，此又一几也。高帝以宽仁定天下，规模宏远矣，然未尝有一于此。其后贾谊言之于文帝，董仲舒言之于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后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为意。观高帝命叔孙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为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画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创业之君，后昆所取法，由是文帝有「卑之无甚高论」之喻，宣帝有「汉家自有制度」之语。当更化而不更化，当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缘秦之故，杂霸以为治。逮于中兴，光武以吏事责公卿，显宗以耳目为明察，文法密而职任违，辨急过而恩意少，虽从事儒雅，投戈讲艺，临雍拜老，有缉熙揖让之风，未能尽更化、改制之实也，故朱浮言罢斥之扰于前，陈宠建轻刑之议于后，建初之政，所以济永平之失也。之数君者，在当时号为贤主，且去古未远，而因陋就简，未尝取先王之法一试为之。为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为而舍之，乌知其不可乎﹖盖其溺于所习者久矣。辟之戎人生于戎，夷人生于夷，少长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国之礼义未尝接焉，虽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狄之俗。此岂其性殊哉！习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异此！有能善变其习者，果孰御之﹖魏、晋之衰，天下之乱极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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