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而象与占在其中，故其为传，专主于辞，发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时则有若康节邵先生，才奇学博，探赜造化，又别求《易》于辞之外，谓今之《易》，后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无不可以前知者。自是二说并兴，言理学者宗伊川，言数学者宗康节，同名为《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义》，作《易启蒙》，乃兼二说，穷极古始，谓《易》本为卜筮而作，谓康节《先天图》得作《易》之原，谓伊川言理甚备，于象数犹有阙，学之未至于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图象，日演日高，以先天为先，以后天为次，而《易经》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诚为卜筮而作也，考之经传无有不合者也。爻者，诚为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诚为占之辞，考之本文，亦无有不合者也。且其义精辞核，多足以发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复旧而明且备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违乎理，因理为训，使各知所趋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奋自千余载之后，《易》之以卜者，今无其法；以制器者，今无其事；以动者尚变，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专主于辞以明理，亦岂非时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节所谓先天之说，则《易》之书本无有也，虽据其援《易》为证者凡二章，亦未见其确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画，于是尽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说，与文王演《易》重为六十四卦之说，而以六十四卦皆为伏羲先天之卦画。其法自一画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两、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邪﹖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尽变《易》中《离》南《坎》北之说，与凡《震》东方卦、《兑》西方卦之说，而以《干》南《坤》北为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说以《离》为东，以《坎》为西，以《兑》、《巽》为东南、西南，以《震》、《艮》为东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为火，北方寒为水，亦未见《离》与《坎》之果属东与西，而可移《离》、《坎》之位以位《干》、《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易》之此二章，果谁为之也﹖谓出于孔子，孔子无先天之说也；谓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书也。何从而知此二章为先天者邪﹖《图》方画于康节，何以明其为伏羲者邪﹖然闻先天为演数设也。夫《易》于理与数，固无所不包，伊川、康节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诸儒之大成，其同其异，岂后学所能知！顾伊川与康节生同时，居同洛，相与二十年，天下事无不言，伊川独不与言《易》之数，康节每欲以数学传伊川，而伊川终不欲。康节既没，数学无传。今所存之空《图》，殆不能调弦者之琴谱。晦庵虽为之训释，他日晦庵《答王子合书》，亦自有「康节说伏羲八卦，近于附会穿凿」之疑，则学者亦当两酌其说，而审所当务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犁然即与妙合。康节言数，而数者康节之所独，今得其《图》，若何而可推验！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明理者虽不知数，自能避凶而从吉，学数者傥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审所当务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节之言数，得之李挺之、穆伯长、陈希夷，此宜审所当务者也。穷理而精，则可修己治人，有补当世；言数而精，不过寻流逐末，流为技术，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故学必如康节，而后可创言先天之《易》；学必如晦庵，而后可兼释先天之《图》。《易》虽古以卜筮，而未尝闻以推步。汉世纳甲、飞伏、卦气，凡推步之术，无一不倚《易》为说，而《易》皆实无之。康节大儒，以《易》言数，虽超出汉人之上，然学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此宜审所当务者也。（《读易》。）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盖方是时，王纲解纽，篡夺相寻，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于是约史记而修《春秋》，随事直书，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谓拨乱世而反之正，此其为志，此其为天子之事，故《春秋》无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论《春秋》者矣。自褒贬凡例之说兴，读《春秋》者往往穿凿圣经，以求合其所谓凡例，又变移凡例以迁就其所谓褒贬。如国各有称号，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国以罪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人必有姓氏，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诛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记事之常，否则阙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则又为之遁其辞，是则非以义理求圣经，反以圣经释凡例也。圣人岂先有凡例而后作经乎﹖何乃一一以经而求合凡例邪﹖《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统诸侯，弒君、弒父者书，杀世子、杀大夫者书，以其邑叛、以其邑来奔者书，明白洞达，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为也，今必谓其阴寓褒贬，使人测度而自知，如优戏之所谓隐者，已大不可，况又于褒贬生凡例邪﹖理无定形，随万变而不齐，后世法更深刻，始于敕律之外立所谓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谁为《春秋》先立例，而圣人必以是书之，而后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动皆逆诈亿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贬凡例而说《春秋》者集录之，使子孙考焉，非敢为他人发也。（《读春秋》。） 孟子生于周末，周室班爵禄之制，已不可得而闻，刘歆生于汉末，乃反得今所谓《周礼》六官之书，故后世疑信相半，如张横渠则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则最摈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说，则意周公曾立下规模而未及用。近世赵汝腾按「惟王建国，以为民极」数语，意周公作洛后所为，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谓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为于其本而言之，学者明乎此，则不必泥其纷纷者。然窃意《周官》法度在《尚书》《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书六典耳。今以先儒考订，聊笔其一二云。（《读周礼》。） 孔子之言，散见于经，不独《论语》也。他如庄、荀诸书，以及诸子百家，亦多传述，第记载不同，辞气顿异，往往各肖所记者之口吻，几有毫厘千里之谬。至《家语》，莫考纂述何人，相传为孔子遗书，观《相鲁》、《儒行》及《论礼乐》等篇，揆诸圣经，若出一辙。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处，盖传闻异辞，述所传闻又异辞，其间记载之不同，亦无足怪。或有竟疑是书为汉人伪托，此又不然。然尽信为圣人之言，则亦泥古太甚。夫去圣已远，何从质证﹖千载而下，傥有任道者出，体任微言，阐扬奥旨，与庄、荀及诸子百家所传述，节而汇录之，别为一书，其有功于圣门，匪浅鲜矣。（《读家语》。） 本朝理学，阐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太极之图，易通之书，微晦翁，万世莫之能明也。肃襟庄诵之，为快何啻蝉脱尘涴而鹏运青冥哉！《通书慎动》一章，周子曰：「动而正曰道。」晦翁释之曰：「动之所以正，以其合乎众所共由之道也。」窃意慎动常有谨审之意，动而合乎正，是即为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谓合乎道，此动之所以正，是乃动而合乎道曰正，与动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发明者耳。又《务实》一章，周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忧。」晦翁释之曰：「实修而无名胜之耻，故休。名胜而无实修之善，故忧。」窃恐小人未必知以无实为忧，果能忧其无实，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饰伪无实之心，自宜崎岖而多忧。《书》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周子之所谓忧，恐类《书》之所谓劳者耳。 孔子于性理，举其端而不尽言，或言之，必要之践履之实，固可垂万世而无弊。自心性天等说，一详于孟子。至濂、洛穷思力索，极而至性以上不可说处，其意固将指义理之所从来，以归之讲学之实用，适不幸与禅学之遁辞言识心而见性者，虽所出异源，而同湍激之冲，故二程甫没，门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与救止！故二程固大有功于圣门，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子。 本朝理学，发于周子，盛于程子。程子之门人，以其学传世者，龟山杨氏、上蔡谢氏、和靖尹氏为最显。龟山不免杂于佛，幸而传之罗仲素，罗仲素传之李愿中，李愿中传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学，故以晦翁继程子，而次龟山于此，以明其自来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于佛学，殆不止杂而已，盖其所资者僧总老，其后横浦张氏又复资僧杲老，一脉相承，非复程学矣，故以上蔡次龟山，以明源流益别之自始焉。和靖虽亦以母命诵佛书，而未尝谈禅，能恪守其师说而不变；且高宗中兴，崇尚儒学之初，程门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硕果不食，而程门之学，固有不流于佛者焉。和靖力辩程门之《语录》为非，其后晦翁追编《语录》，又力辩和靖之说为非，然晦翁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亲得于见闻，其说尤的。今观程录，凡禅学之所有而孔门之所无者，往往窜入其间，安知非程氏既没，杨、谢诸人附益邪﹖是虽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编录，犹深致其意，谓失之毫厘，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和靖力辩《语录》之说，其可废也哉！ 愚按，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杨龟山，末流皆不免略染禅学，惟尹和靖坚守不变。其后龟山幸三传而得朱文公，始裒萃诸家而辨析之，程门之学，因以大明。故愚所读先儒诸书，始于濂溪，终于文公所传之勉斋，以究正学之终始焉。次以龟山、上蔡，以见其流虽异而源则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见源虽异而其流有不变者焉。次以横浦、三陆，以见其源流之益别焉。然上蔡、龟山虽均为略染禅学，而龟山传之罗仲素，罗仲素传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静坐，乃反能救文公之几陷禅学，一转为大中至正之归，致知之学，毫厘之辨，不可不精，盖如此，故又次延平于此，以明心学虽易流于禅，而自有心学之正者焉。延平《答问》，文公所亲集。延平之学，以涵养为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间为效验，以脱然洒落处为超诣之地；文公之问，多本《论语》，多先孝弟，此皆学者所当熟味。 师道之废，正学之不明，久矣。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震既读伊洛书，钞其要，继及其流之或同或异，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毋蹈或者末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以上《读本朝诸儒理学书》。） 谢山《东发先生史■跋》曰：「东发先生《日钞》后一半即其文集也，别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乃其为史馆检阅时所作，列传一杜范、一真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传，凡六篇，疑即《日钞》中所阙二卷是也。先生所极称者杜丞相。其于《真文忠公传》，谓晚节阿附郑清之，大有微辞，与《理度两朝政要》所言互相证明。《政要》最推袁正肃公，而传中稍不满其论学。今《宋史真文忠公传》，颇釆公文以为蓝本。 ◆东发学侣 山长黄虚谷先生翔凤 黄翔凤，字子羽，慈溪人，东发先生族弟也。尝为山长。本堂长子深乃其。学者称为虚谷先生。（补。） 知州陈本堂先生着 陈着，字本堂，鄞县人，习庵侄也。（梓材案：谢山《甫上族望表》，习庵为同谷陈氏，本堂为冥庵陈氏，世系已远，当是族子。然考谢山《答万编修府志杂问》云：「清容作《陈观墓志》，谓陈氏自居奉化以来，最著者为本堂，若习庵，自是吾鄞忠谏里文介公禾之裔。」似非一族，疑莫能定。）文天祥榜进士。贾似道当国，讽其及门，曰：「宁不登朝，不可屈节。」授安福令，改知嵊县。时嵊为戚畹所居，有司不得行其政，阙之者十七年，先生整葺之，威令肃然。及迁，后令李兴宗问政，答曰：「义利明而取予当，教化先而狱赋后，识大体而用小心，爱细民而化巨室，如斯而已。」嵊民乞留不得，祖帐塞路，至城国岭上，因名曰陈公岭。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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