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梓材谨案：元城语移此者五条，其四条见后。） 韩绛自请前日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叹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则言宰臣之道矣！」 元丰末，不得已，创为户马之说。神宗俯首叹曰：「朕于是乎媿文彦博矣。」王珪问故，上曰：「彦博尝争国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曰：「国马是王安石坚请，本非圣意。」上复叹曰：「安石误朕，岂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行，变色曰：「许大事，安石竟略不得与闻。」始渐有畏惧，作《前后元丰行》以谀上，盖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诗义序》，极谀上，神宗却之，令别撰。 安石与吕惠卿一帖，无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安石，安石谕王韶，不必以尽数对。诏叛，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无虑千人，远近驩喜。神宗叹曰：「百姓富家犹不肯图小利，国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数年，则躬自除之，不使后日议者纷纷。」 （梓材谨案：以上诸条皆晁景迂初见钦宗之言，其全文载《邵氏闻见后录》。邵氏云：「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今所录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曰：「本朝因杨炎之税法，租庸调已并矣。近又纳义仓，是再租也。五等之民，岁纳役钱，是再庸也。常役则调春夫，非时则调急夫，否则纳夫钱，是再三调也。而又为举放利息之术，曰常平钱，曰预买钱，曰蚕盐钱，曰过月钱。其余尚有难以条举者。庙堂之所谟谋者，钱也；刑罚之所重而不赦者，钱也；文移之所急者，钱也。能催科者为贤，不能者为不贤，廉耻尽矣！」 刘元城曰：「汉大臣于人主前说人长短，各以其实，如匡衡谓朱云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爵为意，与温公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而诸人辄溢恶，谓其为庐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进言之过。」 又曰：「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为法令者，正恐官吏缘此扰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县慢易，故擢用新进少年，至于特旨、御前处分、金字脾子，一时指挥之类，纷纷而出，其枋必为奸臣所窃，天下欲不乱，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说，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佑末，似乎舒缓不振，故神庙必欲变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当之，又有虚名，实行强辩，坚志不可动，反复诘难，使人主从之乃已。□及元丰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宁比矣。」 吕荥阳曰：「王介甫解经，皆随文生义，更无含蓄。学者读之，更无可以消详处，更无可以致思量处。」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经》之学，义理必为一说，辞章必为一体，以为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释、老诞慢之说以为高，挟申、韩刻核之说以为理，使斯士浮伪惨薄。古人谓王衍清谈之害甚于桀、纣，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其《尚书》之说，如老不可敬，祸不足畏之类，诬经害教，阴贻天下之祸。王安礼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远，常患《三经义》未副其意，宣谕异日当别刊修，则今之承学之士，兢兢《三经》惟谨者，未必当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说》，则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学官，近乃列之，破律乱常尤甚，果何等书也﹖」 又《答袁季皋》曰：「荆公戏明道曰：『伯纯纵高不过至十三级而止。』明道谢曰：『公自十三级而出，上据相轮，恐难久以安也。』」 杨龟山曰：「荆公在上前争论，或为上所疑，则曰：『臣之素行，似不至无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论事当问之是非利害如何，岂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己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浅矣！盖廉耻，自君子所当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赃。』不受赃，岂分外事乎﹖」 陈右司曰：「阴阳灾异之说，虽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废。王介甫不用，若为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学者非特习于诵数发于文章而已，将以学古人之所为也。自荆公之学兴，此道坏矣。」 吴叔扬曰：「《字说》，诗字从言从寺，谓法度之言也。诗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则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谐声。」（《吕氏童蒙训》。） 刘静春曰：「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第出于己者，反不逮旧，故上误裕陵以至于今。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则人材自出，治道自举。」 祖望谨案：此条最精。 倪氏《经鉏堂杂志》曰：「荆公《字说》以转注假借皆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为徇也，若其间说象形象意处，亦自有当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东南为便，不见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间愿从中州雇役，朝廷从之，当时一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魏鹤山《师友雅言》曰：「王介甫错看膳夫一义，以为王者受天下之奉。后王黼等置应奉司，以成政、宣之祸，至于亡国，不知他经原无此义。古人只说恭俭，释经不可不严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汉制解经，三代安有口赋﹖又如国服为息，息字，凡物之生歇处，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钱，土地所出原无钱。介甫错处，尽是康成错处。欧、苏以前，未尝有人骂古注，承其误以至此。」 又《周礼折衷》曰：「《周礼》国服之法，郑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自误引，致得荆公坚守以为成、周之法。当时诸老虽攻荆公，但无敢自郑康成处说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荆公尝以道揆自居，而不晓道与法不可离。如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见其为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见一偏，为害不小。永嘉二陈所作《制度纪纲论》云：『得古人为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彼谓仁义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为二，后学从而为此说。岂知《周礼》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后世以刑法为法，故流于申、商，以汉制没入家财为夺以驭贫，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没入人臣家财之法﹖古者臣下去国，待放于郊，然犹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三年然后收其田里，此所谓驭。」 又跋了斋《日录辩》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无二本，自本身征民以至考建质俟，初无二理。今曰『不通政事却深于经术』，又曰『其人节行过人甚多』，审如其说，是能格致诚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国家，本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晓然易知，而能惑世诬民于十九年间，以养成乱本，又能使绍圣以后，守其说而莫之改也，呜呼！」 林竹溪《鬳斋学记》曰：「和靖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韩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尝上介甫书，请六经之旨，介甫皆答之。独于《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辞甚简，疑处甚缺。后来有印行者，名曰《易义》，非介甫之书。』和靖去介甫未远，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冤矣！然亦荆公有以招之。」 又曰：「郑溪西曰：『半山《字说》，不足为穿凿。许慎识文识字，而求义太□，是可谓之穿凿。半山未能别文字也。某有三语曰：「无义之理理之真，有义之理理之失，多义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谨案：此说似未可据。 谢山《荆公周礼新义题词》曰：「《三经新义》，尽出于荆公子元泽所述，而荆公门人辈皆分纂之。独《周礼》则亲出于荆公之笔，盖荆公生平用功此书最深，所自负以为致君尧、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丰新法之渊源也，故郑重而为之。蔡绦以为政和秘阁所藏，其书法如斜风细雨，定为荆公手迹。其后国学颁行之板，为国子司业莆田黄隐所毁，世间流传遂少，仅见王氏《订义》所引而已。荆公解经，最有孔、郑诸公家法，言简意该，惟其牵缠于《字说》者，不无穿凿，是固荆公一生学术之秘，不自知其为累也。盖尝统荆公之经学而言之，《易传》不在三经之内，说者谓荆公不惬意而置之，然伊川独令学者习其书。容斋记《毛诗》『八月剥枣』，荆公一闻野老之言辄改其说，则亦非任情难挽者。朱子于《尚书》推四家，荆公与焉，且谓其不强作解事。而《礼记》之方、马数家，亦禀荆公之意而为之者，至今《礼记》注中不能废。《尔雅》成于陆氏，而以其余为《埤雅》，既博且精，彼其门人所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学官，则公亦以其难解而置之，而并无断烂朝报之说，见于和靖《语录》中所辩。予观《宋志》，荆公尝作《左氏解》一卷，则非不欲立，明矣。荆公又尝与陈用之，许允成解《论》、《孟》，然则去其《字说》之支离而存其菁华，所谓六艺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诋也，而况是书又荆公所最属意者乎！」 又《记荆公三经新义事》曰：「荆公《三经新义》，至南渡而废弃。元佑时不过曰经义兼用注疏及诸家，不得专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说》耳。独莆田黄隐作司业，竟焚其书。当时在廷诸公不以为然，弹章屡上。案《山堂考索》所载，元佑元年十月癸丑，刘挚言：『国子司业黄隐，学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众。故相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故先帝立之于学，程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说》，溺于释典，是以近制禁学者无习而已。至其经义，盖与先儒之说并存，未尝禁也。隐猥见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废其学，每见生员试卷引用，辄加排斥，何以劝率学校！』同时吕陶亦言：『经义之说，盖无古今新旧，惟贵其当。先儒之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隐之诵记王氏《新义》，推尊久矣，一旦闻朝廷议科举，则语太学诸生，不可复从王氏。或引用者，类多黜降。诸生有闻安石之死，而欲设斋致奠，以伸师资之报者，隐辄忿怒欲绳以法，尤可鄙也。』于是上官均等皆乞罢隐慰公论。由此观之，元佑诸贤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毁《通鉴》，盖隐有以启之，韩忠献所云『鬼怪辈坏事』也。」附传 左丞王先生安礼 王安礼，字和甫，荆公之弟。早登科，辟河东幕职转运使。吕公弼荐于朝，召对。适荆公当国，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破例特赐之坐。迁直集贤院，历知润与湖州，为开封判官。尝偕尹奏事，既退，独留访天下事，帝甚向纳。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谴也，行为卿贳之。」寻进知制诰。帝数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无虑数万，谏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恻然而罢。拜中大夫、尚书右丞。转左丞。徐禧永乐之败，帝始悟叹曰：「安礼每劝朕勿用兵，少置狱，盖为是也。」久之，御史张汝贤论其过，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江宁。绍圣初，还职，知永兴军。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赠银青光禄大夫。为人伟风仪，论议明辩，常以经纶自任，而阙略细谨，以故数诒口语云。（参史传。） 秘阁王先生安国 王安国，字平甫，亦荆公弟。自角，未尝从人受学，操笔为文，语皆惊人。神宗即位，近臣荐其才行，为武昌军节度推官，教授西京国子监。召对，神宗问：「安石秉政，物议如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书，改著作佐郎、秘阁校理。初，吕惠卿谄事荆公，先生恶之。一日，荆公与惠卿论新法于其第，先生好吹笛，荆公谕之曰：「宜放郑声。」先生曰：「亦愿兄远佞人。」惠卿深衔之，乃因郑侠狱陷先生，坐非毁其兄，放归田里，岁余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佑中，复秘阁校理。（参《东都事略》。） ◆荆公讲友 文定曾南丰先生巩（别见《庐陵学案》。） 县令孙正之先生侔 孙侔，字少述，吴兴人。四岁而孤，七岁能属文。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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