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后汉书·杨球传》：“乐松江览为鸿都文学、诏敕中尚书为松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表学行；凡有功德文学及义烈之足表颂者，往往为之图像。他若画人于桃板，《风俗通义》：“黄帝时，有神荼、郁垒兄弟二人，能执鬼，于度朔山桃木下，简阅百鬼之无道者，缚以苇索，执以饲虎。帝及立桃板于门，画二人像以御鬼，谓之仙木。”此汉应劭记桃板语也。盖汉承古风，民间画仙木以祛邪，不独此也。画鸡于牖上，《拾遗记》云：“尧时有只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重精，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羽毛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图画为鸡于牖上，盖重精之遗像也。是则汉承古风，而加以变化，由刻木铸金而又为图画矣。”用以祛邪。武帝画天地太一诸鬼神于甘泉宫，《汉书·郊祀志》略云：武帝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明帝图佛，《后汉书·西域传》略云：汉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桓帝画孔子像于老子庙壁，《魏志·仓慈传注》：“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用以奉祀。霍光之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前汉书·霍光传》曰：“上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光。”顺烈梁皇后左右之列女图，《后汉书·皇后纪》：“顺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图画置左右，以自监戒。”以及郡府厅事壁之诸尹画，《后汉书·郡国志注》：“郡府厅事壁诸尹画，肇自建武，迄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用以警勉，皆有图画焉。
综上所举各例，用途虽异，而用意则与前代以画成教化助人伦者率相合。且能更广其义而益扩其用，自帝室而普及民众，状现俗而兼写史迹，由中国而并及域外。故按各例之内容而推论之，可见汉代政教风俗之真象，如光武以还，凡表行颂德之画迹独多，是即尚节义崇儒术之结果，而有此纯为礼教作用之风俗画也。然上述诸画迹，或附属于建筑，或饰施于舆服，或与其他不能寿世之物质共生命，故自考诸记载，仅能得其轶史外，而其实迹，已早不可得见，欲求其近似实迹者而观之，更当索诸金石。
（二）汉代金石类之传遗于后世者，大如碑，小如竟，不胜枚举。盖汉代极重鬼神之事，墓有石碑，祠有石室，多画以种种事物而刻之。或取象于鱼龙禽兽，以寓招祥祈福之意；或取象于神话历史，以申借古鉴今之义；或实状当时人事，以见风俗制度之概。于石如是，于金亦然，兹分述之：
石 石之最有名而画亦最繁富工致者，当推武梁祠及孝堂山祠石刻。孝堂山祠在山东肥城，顺帝永建四年前作，其图画为大王车，成王，胡王，贯胸国人，升鼎，堕车，行刑，歌舞等历史风俗画，系阴刻；武梁祠石室在山东嘉祥县，桓帝建和年间作，其图画概为神话历史画，其中帝王圣贤名士列女诸像，攻战庖厨升鼎乐舞诸事，以及舟车舆马弓矢斧钺釜甑权衡诸器，鱼龙鬼神奇禽异兽祥瑞诸物皆备，系阳刻。二者作风，概极古拙而雄健，虽有不甚合理处，然亦颇能表示各种事物之情状，以见一时代作风焉。他如关于死者之坟墓、祠堂、碑阙，则有赵岐寿藏图，李刚石室画像，鲁恭祠庙画像，伏尉公墓中画像，朱浮墓石壁画像，阮君神祠碑画像，郭巨墓石室画像，交址都尉二神道画像，嘉祥刘村洪福院画像，焦城村画像，不其令董恢阙，雒阳令王稚子二阙，处士金慕沛相范君阙、邓君阙、魏君阙、黄尚石阙等画像。岐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自画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昔人谓汉人图画于墟墓间见之史册者始此，其实岐以献帝建安六年卒，其先用图画于墟墓者，其例固甚多也。李刚石室在巨野黄水南，石室四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制作工丽。见《水经注》鲁恭像在焦氏山北，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刻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见《西征记》伏尉公墓，在资州内江县，蜀人谓之燕王墓，所刻画多人物，但未知何据。见《汉隶字原》朱浮墓在济州坡，中有石壁，上刻车服人物，所画皆浮生平乘服；有曰作令时车者，作京兆尹时四马辕者，仪卫人马颇多；有曰鲜明队，曰某队者，皆刻如制见米芾《画史》阮君祠亦谓之五部神庙，以其碑画像，有石堤、西戎树谷、五楼先生、东台御史、王翦将军也。见《集古录》郭巨墓亦谓之孝经堂，在平阴县东北官道侧，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内镌刻人物车马。见《金石录》交址都尉二神道，在梁山军，其上各刻朱雀，其形相向，下又刻龟蛇虎首，所画甚工。见《隶释》刘村洪福院画像，焦城村画像，皆阴刻，类孝堂山祠，皆在嘉祥县。前者上层画霹雳列缺吐火施鞭之状，后者下层画一人牵犬二人荷毕，雉兔奔走田猎之状，甚有奇致。石阙画像，以不其令董恢阙画像最为精巧。此阙刻一冢，冢上三木，叶丛茂，冢前置香炉一，烟起缕缕，二男子向之跪拜，其后有一妇人二稚子，又有六妇人鱼贯于后；冢旁有一树，枝上悬一物若罄，树下系一马，马之前后，各立一人，类仆御；又有状若鸡鹜者，啄食树下，或谓此为子孙展墓之图云。以上所述，皆系死者墓祠碑阙之类，其余石刻，如雍丘令画像，孔子见老子画像，功曹史残画像，豫州刺史路君画像，成王周公画像，人物碑画像等，所画为人物车马之类；麒麟凤凰碑，山阳麟凤碑，益州太守无名碑，益州太守碑阴，李翕五瑞碑，是邦雄桀碑额等，所画为龙虎麟凤牛马及其他奇禽异兽之类；真定郡绛侯亭石刻，邹县斋祠画像碑等，所画只有人像，别无他物；又有竹叶碑者，则所画为竹。兹就其更大者而言，如孔子见老子画像，画孔子面右贽雁，老子面左曳曲竹杖，中间复有一雁一人，俯首其下，有物拄地，状若扇，侍孔子者，一人其后，双马驾车，车上一人，马首外向，老子后一马驾车，车上亦一人，车后一人，回首向外。总计凡人七，车二，马三，雁二，杖一；其人物车马之多，虽不及雍丘令画像及功曹残画像，但其宾主相见之情状，能尽表现。麒麟凤凰碑，麟凤各石，其像高二丈，阳刻，各有生气。汉人所图二瑞，独此最为奇伟。见《隶续》山阳麟凤碑，则麟凤共石，其像较小，亦阳刻。此图半篆半隶，麟一角上翘如足，类恶马；凤高冠长尾，甚可奇也。见米芾《画史》李翕五瑞碑，石在甘肃阶州之成县，所画为黄龙白鹿连理嘉木，有一人承甘露于乔木之下，其画法之工巧，特胜他石。斋祠画像，阴刻一人正面坐，拱手执一斧，厥态严正，盖古者天子将出，或有斋祠，先令道路洒扫清净，此图刻力士像，似即洒扫者之所奉也。竹叶碑，藏曲阜颜氏乐圃，因两面泐文成竹，故名。其正面极泐，只存数字，碑阴则极清楚，竹亦颇完好，竹干由左向上，侧向右，作背风势，干用实笔，叶则随势布满全石，作双钩，画法尤妙。
金 汉代金属器之遗传者，如钟鼎罄洗之类，皆有画饰。但不及竟鉴制作之妙。汉竟鉴之属，自尚方制作者外，多系私家所出。一竟之微，而所绘事物，至穷天人动植之妙且美。故即就竟鉴，即可考见当时绘画之遗型。汉竟甚多，如宜官竟、仙人不老佳竟、宜子孙竟、千秋万岁竟、延年益寿竟、八子九孙竟等，多作花边，较为简单者外；若大王日月竟，中作四神四兽之饰，边作回鸾舞凤之纹，皆极细致。尚方盘龙竟，中作两层盘龙之饰，起伏异状，有在马上作角抵者。上方吉阳竟，中画龙虎及六女子，龙虎作飞舞状，女子作拱揖状，皆有神趣。盍氏仙人竟，中以四乳分四格：二格为二神人四侍从；一格似供奉之物若有光焰者，又有二人跪其旁；余一格则为龙，作飞舞状。西王母竟中，以六乳分六格：一格画一女坐而听琴，题西王母三字，西王母也；一格画一女鼓琴，西王母侍也；一格画一女翻身而舞，倒乘纤履，状极苗条；一格画龙，一格画麟，一格画一神鬼，两手如翼，跪而击球，亦极生动。又如四神四虎竟、三神四兽竟等，虽以人物禽兽而稍带便化，要皆生动而壮丽。至若许氏竟、马氏竟、邹氏鲁氏竟、张氏蒙氏竟、龙氏竟、周仲竟等，所画人物器具愈备，寓意愈显，其中尤以龙氏竟、周仲竟为妙。龙氏竟凡三：其一分四格，一格画曲辕车，车上有盖，盖下坐一女，一马驾之；二格画六女子。中二女坐，旁四女皆侍立，手中执拂；余一格画龙虎相对之状。其二，亦分四格，一格画一女鼓琴，一女吹箫，一小女坐而听之，其前置一盒；二格画六女子，中者坐，旁者立，有击鼓者；一格画龙虎。周仲竟以四乳分四格，二格各画一人，趺坐莲台上，各有侍立八人，人俱有两翼；一格画一车四马；一格画一车六马，作绝驰状，皆甚密致。此外如双凤双狮竟，不分格，而分内外二层，内层中画双凤双狮，凤则舒翼扬尾，狮则奋爪昂首，其间花枝相连，曲折以缀之；外层边作曲形，凡十出，每出中间画作鸟飞枝头蝶舞花间之状。天马蒲桃竟凡六，其一最精，亦作内外二层，内层作五天马，以其一为竟纽，又有孔雀二，其尾甚巨，蒲桃错杂其间；外层则画蒲桃累累，其藤支蔓，蜂蝶鹊鸽之类，飞鸣啄立于其间，皆甚有生气。至人物画像竟，其制精古，尤为各竟冠，竟以四乳分四格，其一格中立一人，帽上簪花，张袖而舞，旁一人鼓琴，又二女在后，翻身舞，望之有若长蛇形者，其舞纱也，琴旁有一香炉，复有一剑一玉环；一格中画一人重茵而坐，左右侍者各二人，有播鼗者，其他亦各有执持，想亦乐器类耳；一格画中坐者有须，亦重茵，左右坐三人，有作举手状者，旁置壶盒，又有二女子袖手凝立于后，皆高丫髻瘦腰长裙；其一格画二车，往来相值皆驾五马，所谓良马五之者，车有圆盖，有方轸，有直棂窗，有斜纹席，车后有叠山，有飞鸟；外缘边作便化回鸾舞凤之饰；此竟止汉尺八寸七分，画人凡十五，车二，马十，一切歌舞饮食器具皆备，而男女衣着，翘然皆古制，与武梁石室相似，真奇物也。夫据记载以考汉画，或圣贤，或忠烈，或鬼神，多系单纯之画像，犹未见其富美；
今合金石而统观之，则知汉画之类别，凡三，曰传写经史故事，曰实写风俗现状，曰意写神怪祥瑞。顾实写风俗现状，意写神怪祥瑞，多为当时民间的艺术作品。至若王室士族，则极注重经史故事之传写，以其有足昭炯戒助教化之用也。如“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经史故事，尤为绝妙之画材。其制作也，用笔多古拙雄浑；汉代图画，用笔描线极古拙雄浑，实为其作风之特点。或谓金石上之画迹，已经刻铸，面目非真，诚何足据，然加以细审，虽画经刻铸，有阴阳精粗之各异，而其古拙成风，盖前比诸三代而不如，后比诸唐宋而不类，确乎其有时代精神。而状物图事，则不避繁复而务求实在，其取材要以人物为主。人而圣贤忠孝节义之辈，物而动植飞潜器皿之属，乃至日月风雨神灵鬼怪，极其繁博。其应用也，要以礼教为化；上而朝廷制度典章之大，下而民众娱乐服饰之细，其他关于政教风俗之事实，多可考见一斑焉。即就上述武梁祠孝堂山祠石刻，不其令董恢阙画像，盍氏仙人竟，人物画竟等观之，汉画之艺术程度及用意，已不难举一反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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