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二百八十余年间，虽中经强藩悍将，诸多变乱，而文教武功，皆有其极盛之时。以言诗文，则有李、杜、韩、柳诸家，耀光百世；以言书法，则有虞、褚、颜、柳、欧诸家，驰誉千秋；以言宗教，则因国威振于四远，如景教、回教、拜火教等，后先传入，即本有之释、道教，亦各分宗竞兴，绘画之事，固亦有其他文艺为国民思想之反影，恒随当时政教风尚之递嬗以为转移，但绘画承先代之余，亦非新政教所能骤变，故唐初绘画，尚保其固有之面目。开元、天宝之际，文教之隆，号称极点，而绘画则亦灿然纯为唐风，即所谓气势雄浑之作风也。自是厥后，政纲渐替，人心渐涣，绘画思潮亦若失其主轴，杂作蔚起，各有专诣，又另开一风气矣。故唐代画史，可分三期述之。
自武德而至开元以前，是为初期。当时画风，继承六朝之余绪，技术上虽稍进步，然犹未能别开蹊径。盖其时作法仍盛行钩研，以细润为工，画人物如此，写山水树石，大概亦皆拘拘于前人之成法，未能挥洒自如。譬之当时文学，若沈佺期、宋之问等之为诗，格律虽变，而其根柢，为赓绮丽艳冶之余韵，其为文，亦复蹈袭四六骈丽之旧习，未见有如李、杜、韩、柳等正大雄浑之风，是盖因唐初政教之陶养尚浅，不能一时转移传统之风尚。且高祖、太宗诸帝，欲以提倡文教为治本，颇联爱及画；又不得不从珍藏前代名迹着手，于是六朝绘画之习，不但不即转革，且如回光返照，崇古之风反特盛于一时。当杨隋之末，维扬扈从之珍，为窦建德所取，东都秘藏之迹，为王世充所得，武德五年，窦、王就擒，珍迹皆归唐室。高祖爱重特甚。尝命宋遵贵载以船，溯河西上，行经砥柱，忽遭漂没，仅有十之二归诸御府。太宗更旁征博采，无不收入。因是名画之录入《贞观公私画史》者，达二百九十三卷。天后之世，内库图画，张易之又奏而修之，鸠集名工，使各推所长，锐意摹写，仍旧装背，虽云点缀盛治，一时崇古摹古之风，遂以大盛。内府既富收藏，宵旰之暇，借以遣兴，高祖、太宗，皆有能画名；王族亲贵，如汉王元昌、韩王元嘉、滕王元婴等，亦多习之。又当国基初奠，极欲夸示威德，收拾民心，每逢战胜奏凯，蛮夷职贡之事，辄命臣工画图以进，于是熟典制，善人物，为一代宗匠之阎氏兄弟，相继而进。立德于武德中官尚衣奉御，作衮冕大裘，以及服舆伞扇等，皆得其妙，太宗贞观初，作玉华宫图称旨，官工部尚书，贞观三年，蛮酋谢元深入朝，颜师古援成周故事，请作王会图，立德应命作之，又曾作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能及也。其弟立本，累仕太宗、高宗两朝，时称丹青神化，尝奉诏画外国图及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等，皆极其妙。他如殷闻礼、张孝师、曹元廓、范长寿等，皆一时名家也。名家既辈出，而当时道观与佛寺并兴，画壁之风，又不减六朝，善道大师尝造净土寺二百余壁，是即可见壁画道释人物盛况之一斑。盖唐初诸帝，远祖李耳，因附会而并崇道教，至中宗禁画道相于佛寺，——非不许画道相也，盖欲专画道相于道观，以示尊敬，遂举自汉以来浮屠老子并祀一宫之风，始行打破。——前代虽亦有道教画，自是乃与佛画并为时人所重。其绘画取材，则不越先范，天师真人，云龙符箓而已。至若玄奘三藏，与国使王玄策等赍自印度之佛教画，及于阗国人尉迟乙僧之传写印度晕染法，即所谓凹凸花之类者，则皆有助于唐代中期绘画新思想之勃起，而乙僧尤有力焉。乙僧以丹青奇妙，于贞观初由其国荐之阙下，初授宿卫官，复袭其父跋质那封郡公，父亦善画而仕于中国者也，时人因称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作外国形相，其用笔小则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如游龙活虎，盖自来外国画家之客中国者，当推乙僧为最。而唐人因得时见其用笔取象之迥异寻常，乃敢悍然于古法时尚外别讨新生活，其影响于唐代中期绘画之革新，实非浅鲜。
玄宗即位，唐室中兴，内修政教，外宣威德，贞观以还，当以开元、天宝间为唐室最盛之世。其时文学艺术，勃然兴起，画风因之一变细润而为雄健。虽其气运之隆盛，有以使然；亦当时作者，心厌前朝细润之习达于极点，无可加力，复受域外新奇之诱引，乃思别开生面，于是唐代绘画，有中期之崭新。当开元、天宝间，承平日久，世尚轻肥，文人学士，皆得研习绘事，而玄宗又书画备能，于画尤有深得，墨竹为其创作。当时名家如吴道子、李思训等，同时并起。道子曾少以丹青之妙，浪迹东洛；明皇知其名，召入禁中，授以内殿博士，改名道玄。于画无所不能，其画人物鬼神，穷形极相，用笔生动，超然绝俗。当其早年，犹拘成法，行笔差细；中年以后，则笔似莼叶，遒劲圆转。所画人物，八面生动，傅采染色，别出心裁，世称吴装。夫道玄人物画之所以能特出新意，穷极变态者，固由其心手灵敏，有过人才，疑亦当时随宗教传入之印度婆罗门图及健驮罗式之美术品，与以感化也。其时日本人，又传其画法以去，如彼京都东福寺之释迦三尊像，紫野大德寺之中尊观音像，及其左右之山水画，皆与道玄之画风相仿佛，彼国美术家，亦承认而乐道之。由此知，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