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精长，尝于所居舍后，疏凿池沼，间以乱石丛花，疏篁折苇，多畜水禽其间，每穴窗伺其动静游息之态，以恣画笔之妙，论者谓为徐熙后一人而已。而艾宣孤标高致，每多野逸，盖亦私淑徐氏者也。政宣间，又有韩若拙、戴琬二家，非黄非徐，亦以花鸟为当时所推重。韩每作一禽，自嘴至尾足，皆有名，而毛羽有数，两京推为绝笔。戴以画由翰林入阁供奉，后因求者甚多，徽宗闻之，至封其臂，不令私画，亦足见其名贵矣。南渡而后，绍兴待诏李安忠父子最善勾勒，为黄派之遗；绍兴画院使副李迪父子，淳熙待诏林椿，生动秀拔，是为徐体之遗。他若绍兴间之吴炳、马兴祖、韩佑，乾道间之毛益，淳熙间之何世昌，宝佑间之陈可久，景定间之王华、毛元昇等，皆为南宋花鸟画家之佼佼者。盖花鸟画而至南宋，黄派已渐与徐派溶合，其势与山水同，是殆时会使然也。
兰、竹、梅、菊，所谓四君子画。四君子之入画，各有先后，要至宋而始备。墨兰始自宋末，赵孟坚、郑思肖，文人寄兴，多好画之。菊不知所自，晋时已有作之者，至宋写者尤多：赵昌、邱庆余、黄居宝诸名家，皆有寒菊图，概可见也。至于梅竹，不言画而言写，写重意而不以形似为高。或谓竹以汉末关壮缪为始祖，后分写墨钩勒着色两派，代有名家。入宋则文同、苏轼以写墨着，崔白、吴文瑜以钩勒着色着；后世写竹者，要不能越其范规。写梅虽不敢断始于何人？但厥派甚多，有先钩勒而后着色者，唐人于锡能之。有用色点染者，则宋初徐崇嗣能极其妙。他如陈常以飞白写梗，用色点花，格又变矣。其专用水墨写者，创于崔白，精于华光长老释仲仁，同时释惠洪效之，尹白、萧太虚辈，亦其流亚也。南宋杨无咎更创圈白花头不着色之一派，其侄季衡、甥汤正仲及赵孟坚、释仁济等，争相效法，遂以卓然成一有势力之画派焉。
宋代绘画，以其门类而论，人物、山水、花鸟并盛。山水、花鸟，各分宗派，大家蔚起，尤增彩色。而花鸟，至宋实为最盛之时代，亦可为宋代绘画之中心。若以其艺术论，则巧整之习，不敌淡逸，北宗画法往往受南宗之同化。山水花鸟无论矣。即如素尚庄严之道释人物画，亦至以白描写意出之，至若兰菊竹梅，为高人逸士寄兴之作，其所以灿然大发于宋代者，亦足见当时图画受学术宗教影响之烘染，用意用笔辄入于文学化也。盖宋自神宗以还，国政坏于朋党，结果，以党争之反响，启学术之大变。弃拘泥训诂之汉学，向思想自由之理学。周、邵二子，先树其基，程、朱二子，益加发明，既讲心性之学，人人皆从事于覃思，而致知格物，研深及几，故于图画重思想，而轻传写；不狃于实用，而偏重笔墨之寻味。花鸟、人物、山水，皆主脱略迹象，而以情趣为尚。而四君子画，遂为时代的产物。自中唐以来，禅宗特盛。至宋中叶以后，益复风靡。禅门之旨，在直指顿悟，一切色相，尽主解脱。木石、花卉、山云、海月，以至人世百般之事物，皆视为自身之净镜，觉悟之机缘。其时对于美术之见解，不复视绘画为宗教之奴品。故予素重礼拜图像之一种羁绊艺风以极大之解放，助长道释人物画玩赏情趣之趋势。而山水花鸟画，因亦同受其影响，而偏重思想之描写焉。米氏《画史》云：“今人绝不作故事者，由所为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人发笑，皆云某图是故事也。蜀有晋唐余风，国初以前，多作之人物，不过一指，虽乏气骨，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润可喜，今绝不复见矣。”有晋唐余风之蜀，至宣政间，亦绝不复见严于考据之故实人物画，而较典重于故实人物画之道释人物画，自形衰退。在作法上亦呈变态矣。其实我国民同化外族文明之力极强，宋佛教已渐同化于儒，非复本色之佛教。故佛教画与佛教有关系或受其影响之其他绘画，皆至是而革其面目。彼时代产物之四君子画，遂为一般士夫有寄托之描写，且富文学意味焉。
宋代绘画在国内之情形，大略已如上述；兹更言其与域外之关系。宋之盛时，遐荒九译来庭者，相属于道，高昌、高丽、日本、印度等，因政治或商务之关系，交通尤繁频，高昌国画，时有传入中国者。其作法大概用银箔子及米墨，点点如雨洒纸上。且《宣和画谱》云：西番国画佛像，多作于市上，奇形怪状，用油油云。意者，殆是近世传自西洋之油画类乎？高丽敦尚文雅，渥被华风。其技艺之精，尤足称道，我国收藏家，往往有其画迹。而彼国使至中国，亦颇征收名迹，供摹习焉。熙宁七年，画使金良鉴入贡，访求中国画，稍精者，十无一二，然犹费三百余缗。九年复遣使崔思训入贡，且随画工数人同来，奏请摹写相国寺壁，诏许之。其后使者，每至中国，往往持纸叠扇为私觌物。其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砂滩，莲芰、花木、水禽之类，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景，点缀精巧，谓之倭扇，本出日本，时人宝之。高丽人固多擅中国画，有李宁者，少以画知名，仁宗朝随枢密使李资德入宋，徽宗命翰林待诏王可训、陈德之、田宗仁、赵守宗等从宁学画。且敕宁画本国礼成江图，既进，徽宗嗟赏曰：“比来高丽画工随使至者多矣，唯宁为妙手。”赐酒食锦绮绫帽。宁少师内殿崇班李俊异，俊异妒后进，有能画者，少推许。仁宗召俊异示宁所画山水。俊异愕然曰：“此画如在异国，臣必以千金购”云。又宋商献图画，仁宗以为中华奇品，悦之，召宁夸示。曰：“是臣笔也。”仁宗不信，宁取图拆装背有姓名，王于是益爱幸之。及毅宗时，内阁绘事悉宁主之，子光弼。亦以画见宠于明宗。高丽人之学中国画，因以享名受禄者，颇不乏人，李氏其最着者。日本去中国较高丽远，顾自汉以来，已与中国交通。唐时交通益繁，其国政教文物，盖多仿中国者。图画之法，亦传自中国。自唐而宋，中国名画，被购去者，不可指数。其国人所画，亦往往流入中国。其画设色甚重，多用金碧。是盖受北宗之画风，而更过之，亦其国民性多好色彩浓重故也。时有一种倭扇，以松板两指许，砌叠之如折叠扇者。板上罨画山川人物松竹花草极精，时作明州舶宦者，尝得之。中画之被收购而去者尤多。彼国鉴藏中画之精博，或过我国人之自重。即如道释画一类，宋时盛行罗汉，而日本藏罗汉甚多。太宗雍熙四年，固然赍往之李龙眠十六罗汉图，闻现存京都清凉寺。孝宗淳熙五年，明州德安院义绍用以劝缘之林庭珪、周季常之五百罗汉图，原百幅，现存京师大德寺者八十二幅。陆信忠所作之十六罗汉图，现存京师相国寺。此外李龙眠之遗迹，在彼国者尚多，如东京美术学校亦有收藏之者。于此可知日本收藏中国画之富，及中国画势力与日本人心神之契合。夫高丽日本图画传自中国，始于魏晋，其与宋之关系则复如是，世称中国为东方画学之策源地，自非过誉。时印度亦常由海道交通，僧侣往来，要与绘画之流传有关系。《画继》：“西天中印度那兰陀寺僧多画佛及菩萨罗汉像。以西天布为之，其佛相颇与中国人异，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带挂右肩裸袒坐立而已。先施五藏于画背，后涂五彩于画面，以金或朱作地。谓牛皮胶为触，故用桃胶，合柳枝水甚坚渍，中国不得诀也。邵太史知黎州，尝有僧自西天来，就公廨，画释迦，今茶马司有十六罗汉”云云。我国佛画诸相，初亦摹写印度，原样俱怪。后经六朝而五代而唐中土画家之传写，遂异其本来面目而为中国式的佛画。至宋时通行之佛画，已极少怪相，是亦足见我国佛画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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