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虔，再变而荆、关，三变而董源、李成、范宽极矣。若黄子久，则脱卸几尽，然不过渊源董源，今士大夫能画者多师之。川岑树石，只是笔尖拖出，了无古法，便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不知量也。”吴氏之说，泥古可谓独深；甚至认图画可仅限于人物，而山水花鸟等，皆可不必写作，则其对于写作方法之不容有“自我作古”之见解，可推想焉。王氏论山水画之变迁，了如指掌；且深知意不在画之道，而亦龂龂以古法为言，诚以明人之论画学者，动以古人为话柄，虽极端主张写意者，亦皆不免。董其昌有言曰：“画家以古人为师，已是上乘。”其一例也。时人脑中，既皆有一古人之偶像，于是重临模之学，其能自见己意，又不失古法为上乘。若失古法而一逞己意者，纵其艺至精，亦被诽议。唐志契曰：“画家传模移写，自谢赫始。此法遂为画家捷径。盖临摹最易，神气难传，师其意而不师其迹，乃真临摹也。如巨然学北苑，元章学北苑，大痴学北苑，倪迂学北苑，一北苑耳！各各学之，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为之，定要笔笔与原本相同，若之何能名世也。”屠隆曰：“临摹古画，着色最难，极力模拟，或有相似，惟红不可及，然无出宋人。宋人模写唐朝五代之画，如出一手，秘府多宝藏之。今人临画，惟求影响，多用己意，随手苟简，虽极精工，先乏天趣，妙者亦板。国朝戴文进临摹宋人名画，得其三昧，种种逼真；效黄子久、王叔明画，较胜二家。沈石田有一种本色，摹仿诸旧画，笔意夺真，独于倪元镇不似，盖老笔过之也。”李日华曰：“元唯赵吴兴父子犹守古人之法，而不脱富贵气。王叔明、黄子久俱山林疏宕之士，画法约略前人，而自出规度，当其苍润萧远，非不卓然可宝，而岁月渲运之法，则偷力多矣。倪迂漫士，无意工拙，彼云自写胸中逸气，无逸气而袭其迹，终成类狗耳。本朝惟文衡山婉润，沈石田苍老，乃多取办一时，难与古人比迹。仇英有功力，然无老骨；且古人简而愈备，淡而愈浓，英能繁不能简，能浓不能淡，非高品也。”范允临曰：“学书不学晋辙，终成下品；惟画亦然。宋元诸名家，如荆、关、董、范，下逮子久、叔明、巨然、子昂，矩法森然，画家之宗工巨匠也。此皆胸中有书，故能自具丘壑，今吴人目不识一字，不见一古人真迹，而辄师心自创，惟涂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即悬之市中，以易斗米，画那得佳耶。间有取法名公者，惟知有一衡山，少少仿佛，摹拟仅得其形似皮肤，而曾不得其神理，曰吾学衡山耳，殊不知衡山皆取法宋元诸公，务得其神髓，故能独擅一代，可垂不朽。然则吴人何不追溯衡山之祖师而法之乎？即不能上追古人，下亦不失为衡山矣。此意惟云间诸公知之，故文度、玄宰、元庆诸名氏，能力追古人，各自成家。”谢肇淛曰：“宋画如董元、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时学摩诘，以工巧胜；自是唐宋本色。接其武者，惟赵松雪。然松雪间出独创，而龙眠一意摹仿，趋舍稍异耳。”沈颢曰：“董北苑之精神在云间，赵承旨之风韵在金阊，已而交相非；非非赵也，董也，非因袭之流弊，流弊既极，遂有矫枉，至习矫枉，转为因袭，共成流弊；其中机捩循迁，去古愈远，自立愈赢，何不寻宗觅派，打成冷局；非北苑，非承旨，非云间，非金阊，非因袭，非矫枉，孤踪独响，夐然自得。”又曰：“临模古人，不在对临，而在神会，目意所结，一尘不入，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议。”诸家要皆主于模古，或引证古人，或历述时流，别其优劣，指其当否，各有至理；而唐志契“师意不师迹”之说，与范允临“上追古人”之论，尤为精到。至屠隆、谢肇淛之历述时流通病，尤足考见当时之画派与风习焉。惟李日华言稍过当，然亦足见时趋急下，有以反动之也。李流芳自言画无师承，不喜临模古人，然每有所作，笔笔皆有来历。其言曰：“学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谓也，子久、仲圭学董、巨，元镇学荆、关，彦敬学二米，然亦成其为元镇、子久、仲圭、彦敬而已，何必如今之临模古人哉！”可知李氏未尝不临模古人，不过不求其似已耳。董文敏着《画旨》，首言“画平远师赵大年，重山叠嶂师江贯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潇湘图点子，皴树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李将军秋江待渡图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画法，有小幅小墨，及着色青绿，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机轴，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独步吾吴矣。”夫模古之用意，原在集其大成，自出机轴，或取其意，或取其笔，或得其韵，或得其全法之一分，已可不负模古之初心。李流芳“不求其似”，唐志契“师意不师迹”之说，与此理有相符合者。于以归纳诸家之说，而知明人于临模之学有二点焉：曰不求全似其迹。曰取集其所长。非然者，则如练安所谓效古人之迹者，是拘拘于尘垢糠秕，而未得其真者也，则非明人之所主模古之意。
写意 绘画之事，在借外物之形象，写胸中之所有；临模之学，无非速与学者以写意之技能而已。故明人主临模，尤重写意。杜琼曰：“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恍忽变幻，象其物宜，足以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是即言贵写意也。然写意者，非谓可自由涂抹，必如屠隆所谓：“意趣具于笔前。”始能画成神定气足，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否则败矣。李式玉曰：“今之画者，观其初作数树焉，意止矣；及徐而见其势之有余也，复缀之以树。继作数峰焉，意止矣；及徐而见其势之有余也，复缀之以峰。再作亭榭桥道诸物焉，意亦止矣；及徐而见其势之有余也，复杂以他物。如是画，安得佳，又安得传乎。”不先主以意，随景累填，固大坏事。是盖胸无丘壑，不惟不能写意，实欲写而并无意也。故欲写意，必先畜有可写之意。王世贞曰：“书道成后。挥洒时，入心不过秒忽；画学成后，盘礴时，入心不能丝毫。”是言养有素者，解衣盘礴，不用心而意自足。所谓养者，观明人之所论，可分三端：曰敦修品行；曰观法自然；曰运用书法。明人以为画之工巧者，为匠艺。写意之作，则惟高人逸士能之，以其胸臆超达，有见乎尘俗之外也。故文徵明有“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之说；而王肯堂亦有“前辈画山水，皆高人逸士”之说也。书法通用于画法，前人已有言之；至明乃益崇其说。唐寅曰：“工画如楷书，写意如草圣，世之善书者，多善画，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王世贞曰：“语曰：画石如飞白，木如籀”；“画竹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郭熙、唐棣之树，文与可之竹，温日观之葡萄，皆自草法中得来，此画与书通者也。至于书体，篆隶如鹄头、虎爪、倒薤、偃波、龙凤、麟龟、鱼虫、云鸟、鹊鹄、牛鼠、猴鸡、犬兔、科斗之属，法如锥画沙，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高峰坠石，百岁枯藤，惊蛇入草，比拟如龙跳虎卧，戏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览韩退之送高闲上人序，李阳冰上李大夫书，则书尤与画通者也。”董其昌曰：“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李日华曰：“余尝泛论画学，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或借书喻画，或直言画宜用书法。或重言不习书竟不能作画。一若欲画，非先习书不可。诚以士大夫欲写胸中之所有，固非描绘之工所能尽，运用书法，宜乎为明人所认为画学上之要件。至于观法自然，尤为明人写意派所极端注重。屠隆曰：“或观佳山水处，胸中便生景象。或观名花折枝，想其态度绰约，枝梗转折，向日舒笑，近风欹斜，含烟弄雨，初开残落，布置笔端，不觉妙合天趣，自是一乐。”董其昌曰：“朝起看云气变幻，可收拾笔端，吾尝游洞庭湖，推篷旷望，俨然米家墨戏。……画家当以天地为师。……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沈颢曰：“董源以江南真山水为稿本。黄公望隐虞山，皴色俱肖；且日囊笔砚，遇云姿树态，临勒不舍。郭河阳至取真云惊涌作山势，尤称巧贼。应知古人稿本，在大块内，吾人灵心慧眼，自能觑着；又不可拨寘程派，作漭荡生涯也。”诸家皆为主观法自然之有力者，其中尤以董其昌之言为最透澈。明人对于写意，既主须有高深之学养，故有以草率写意为偷惰者，皆被时论所诋讥。沈颢曰：“今人见画之简洁高逸，曰士夫画也，以为无实诣也，实诣指行家法耳，不知王维、李成、范宽、米氏父子、苏子瞻、晁无咎、李伯时辈，士夫也，无实诣乎？行家乎？”王肯堂曰：“今士大夫能画者，川岑树石，只是笔尖拖出，了无古法，便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不知量也。”明人对于写意派学者，论评之严于此可见。要之写意者，不能蔑弃古法，妄自涂抹，必以临模为根柢。
画品者，古今画家艺术上之各种品评也。杨慎、王世贞、董其昌、王穉登、顾凝远等，皆有着作。杨慎谓：“画家以顾、陆、张、吴为四祖，余以为失评矣。当以顾、陆、张、展为四祖。顾、陆、张、展，如诗家之曹、刘、沈、谢，阎立本则诗家之李白，吴道玄则杜甫也。”其言太笼统，且以主观之不同，究竟孰为失评，殊难论定。王世贞亦尝品评六朝诸大家矣，谓画家称顾、陆、张、吴，犹书之有钟、张、羲、献也；后又称曹、卫、顾、陆，则书之钟、皇、张、索。并以谢赫《画品》、李嗣真《续画品》、及姚最、张怀瓘、张彦远诸家之说相参证，而得其评语，谓：“典型当首虎头，精神当推道子，卫协调古，探微功新，可谓四圣。弗兴迹犹隐显，僧繇等方殆庶：比之于书，殆皇、索之伦耳。”至其论人物山水花鸟之变迁，宋元诸家艺术之优劣，尤足见其学识。其言曰：“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玄一变也。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赵子昂近宋人，人物为胜；沈启南近元人，山水为尤，二子之于古，可谓具体而微。大小米、高彦敬以简略取韵，倪瓒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当家。花鸟以徐熙为神，黄筌为妙，居寀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启南浅色水墨，实出自徐熙而更加简淡，神采若新；至于道复，渐无色矣。……大抵五代以前，画山水者少，二李辈虽极精工，微伤板细；右丞始能发景外之趣而犹未尽；至关仝、董源、巨然辈方以真趣出之，气概雄远，墨晕神奇；至李营丘成而绝矣。营丘有雅癖，画存世者绝少；范宽继之，奕奕齐胜。此外如高克明、郭熙辈，亦自卓然。南渡以前，独重李公麟伯时。伯时白描人物，远师顾、吴，牛马斟酌韩、戴，山水出入王、李，似于董、李所未及也。……文与可画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类庄子。又有息斋李衎者，亦以竹名；所谓东坡之笔妙而不真，息斋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极其变；流传既久，真赝错杂。我朝王孟端、夏仲昭，可入能品，而不得其风神。迩来专为画家避拙免俗之一途矣。……松雪尚工人物楼台花榭，描写精绝，至彦敬等，直写意取气韵而已。宋体为之一变。子久师董源，晚稍变之，最为清远；叔明师王维，秾郁深至；元镇极简雅，似嫩而苍。……”王氏精鉴赏，富收藏，故能评今古，各得其当。董其昌对于宋元诸各家及本朝沈、文诸公，亦各有品评。其评宋人曰：“米元章作画，一洗画家谬习，观其高自标置，谓无一点吴生习气。郭恕先楼阁山水，可谓神巧极天工，错非李嵩辈所能梦见。夏圭师李唐，更加简率，其意欲尽去模拟蹊径，若灭若没，寓二米墨戏于笔端，他人破觚为员，此则琢员为觚耳。……”其评元人曰：“赵集贤画为元人冠冕；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而王蒙、倪瓒、吴仲圭，与之对垒。叔明画从赵文敏风韵中来，故酷似其舅；又泛滥唐宋诸名家，而以董源、王维为宗，故其纵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规格之外。云林古淡天真。仲圭画师巨然，苍苍莽莽，有林下风。高彦敬尚书画在逸品之列，虽学米氏父子，乃远宗吾家北苑，而降格为墨戏者。……”其论本朝人曰：“石田先生于胜国诸贤名迹，无不摹写，亦绝相似，或出其上。文太史本色画，极类赵承旨，第微尖利耳；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实父作画时，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其术亦近苦矣。……”其论元季诸家画派曰：“元季诸君子，画惟两派：一为董源，一为李成。成画有郭河阳为之佐，亦犹源画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黄、倪、吴、王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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