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季四大家赵承旨外，吾吴沈、文、唐、仇，以承董文敏。虽用笔各殊，皆刻意师古，实同鼻孔出气。尔来画道衰熸，古法渐湮，人多自出新意，谬种流传，遂至衺诡，不可救挽。”其痛诋时流之昧古，而以学古提命后学者，可谓声色俱厉。故当时画家之刻意学古者，辄被标榜而享大名，王翚其最着者也。王翚等既以笃于学古名，时流趋名者多，画风因而转易，纵不能刻意学古，亦多踪王翚等而学步。故清代画学，自是以后，皆以学古为惟一之鹄矣。其所谓古法，如山水，则举董、巨一脉为正，王鉴之言曰：“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钟、王，舍此则为外道；惟元季大家，正脉相传，近代如文、沈、思翁之后，几作《广陵散》矣。独大痴一派，吾娄烟客奉常深得三昧。”所谓大痴、文、沈、思翁，皆董、巨之苗裔也。提倡学古者，同时亦主张化古，即所谓学古而不为古法所泥也。西庐《画跋》屡屡道及之曰：“元季四大家，皆宗董、巨，浓纤澹远，各极其致。惟子久神明变化，不拘拘守其师法。每见其布景用笔，于浑厚中仍饶逋峭，苍莽中转见娟妍；纤细而气益闳，填塞而境愈廓，意味无穷，故学者罕窥其津涉。独石谷妙在神髓，不徒以神似为能，尤非余手可及。”又曰：“元四家画，皆宗董、巨，其不为法缚，意超象外处，总非时流所可企及。而山樵尤脱化无垠，元气磅礴，使学者莫能窥其涯涘，故求肖似良难。”时人对于画学，虽主学古，尤须学古而不为古所拘，其言足以救学古之偏疾，实为画学中之良言。清代画家之有识者，往往主是说以诏后学，笪重光曰：“善师者，师化工；不善师者，橅缣素。拘法者，守家数；不拘法者，变门庭。叔达变为子久，海岳化为房山。黄鹤师右丞，而自具苍深。梅花祖巨然，而独称浑厚。方壶之逸致，松雪之精研，皆其澄清味象，各成一家，会境通神，合于天造。”方薰曰：“始入手，须专宗一家，得之心而应之手。然后旁通曲引，以知其变，泛滥诸家，以资我用。实须心手相忘，不知是我还是古人。”盖皆主张学古而化，以能自成家数为鹄者也。石谷曰：“嗟乎！画道至今日而衰矣，其衰也，自晚近支派之流弊也。顾、陆、张、吴，辽哉远矣！大小李以降，洪谷、右丞逮于李、范、董、巨，元四大家，皆代为师承，各标高誉，未闻衍其余绪，沿其波流，如子久之苍浑，云林之澹寂，仲圭之渊劲，叔明之深秀，虽同趋北苑，而变化悬殊，此所以为百世之宗而无弊也。洎乎近世，风趋益下，习俗愈卑，而支派之说起。文进、小仙以来，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而后，吴门之派兴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抉董、巨之精，后学风靡，妄以云间为口实。琅玡、太原两先人，源本宋、元，媲美前哲，远迩争相仿效，而娄东之派又开。其他旁流末绪，人自为家者，未易指数。要之，承讹藉舛，风流都尽。”盖自明季以来，画学宗匠，固已极力主张学古而不泥古之说；惟同一学古而所成者不同，学者乃各择一学古而有成者为师，互相标榜而诋毁之，于是流派分。派既各异，不相容纳，右云间者深讥浙派，祖娄东者辄诋吴门；拘师法而守家数，实学古之不彻底者。石谷于此，颇有觉悟，故慨乎言之。而其不为流派所惑，得罗古人于尺幅，萃众美于笔下，为有清一代之画宗者，良有以也。南田有言曰：“宋法刻画，而元变化，然变化本由刻画，妙在相参而无碍。习之者视为歧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宽严异路，然李将军何难于刁斗，程不识不妨于野战，顾神明变化如何耳。”知此，乃可以学古矣。画师古法，古人谓为学画之捷径。然同一师古而所得有不同者，其间有非学力所能致者在；此亦画学之妙谛，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者也。墨井道人曰：“古人能文不求荐举，善画不求知赏。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草衣藿食，不肯向人。盖王公贵戚，无能招使，知其不可荣辱也。笔墨之道，非有道不能。”又曰：“余学画二三十年，如溯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旧处。不知二三十年后如何？笔墨如此，况学道乎？绘学有得，然后见山见水，触物生趣，胸中了了，方可下笔。”是言学画须有古人之高致庶能与物相触，下笔有得，盖学画又不在拘拘古人之笔墨间矣。南田曰：“宋人谓‘能到古人不用心处’。”又曰：“写意两语最微，而又最能误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处；不知如何用意，乃为写意。”又曰：“……今人用心在有笔墨处，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倘能于笔墨不到处观古人用心，庶几拟议神明，进乎技矣。”又曰：“古人用笔，极塞实处愈见虚灵；今人有置一角已见繁缛；虚处实，则通体皆灵，愈多而愈不厌。”合此三说而观之，可知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以其无笔墨处，即意之所在。写意原不在有笔墨，亦不在无笔墨，意在素养而来。所谓“胸有成竹”之“竹”，即是意，写意，即写其胸中之已有者而已。有笔墨处，固易见；无笔墨处，亦即意之所欲无者也。故画能实处见虚，虚处见实，可谓能写意，可谓善学古，而得古人之用心矣。南田既洞悉于无笔墨处，见古人之用心，推而尽之，其言画，则多尚简淡。“画以简贵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烟鬟翠黛，敛容而退矣。”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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