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王取是著为律，后王取是疏为令，宜世是为，何古之法乎？”斯言一出，向之画一者，盖岐中又有岐矣，而不止乎二三也。魏相之相宣帝也，数陈国家便宜故事，以为古今异制，当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即画一以来，承袭之旧，而武帝之所纷更者也。以一汉世，而有所谓高帝之法焉，有所谓武帝之法焉，为吏与民奚从乎？相之专行汉家故事也，所以惩武遵高，定法制而系民心也。 六十八立事不必执事之名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执之者败之也。然则不可以执乎？夫甚弊之俗，不惩不可也；苟惩也，不执不可也。然则曷败之？天下之事，其动有机。夫机者，发于至密，而藏于不可臆料。今夫一事之立，昭然若揭，而行之立的于此，使过者皆得引弓而射之也，吾知其不可以成之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众多之口难制，欲者不止，而议者无穷，则吾心不得不徇，吾说不得不摇。事垂立而徇且摇者继之，则宜其不足以成也。昔汉之患，诸侯之强也。贾谊欲削之，晁错又欲削之，二子发其谋，而皆不享其成。彼其持必削之说以与之相抗于必争之中，且以事未发而迹已暴于天下。至主父偃之策，则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无削之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弱之势。呜呼！机之所动，乃在于此。故夫昔之持必然之说以律天下者，未有能济者也。 愚观今之世，上欲立一事，革一弊，则群起而议之，不胜则极力而撼之。上之人亦极力而捍之，捍而不胜，则终举而纵之。若然者，是未得其机之说也。郊赏之汰也，任子之滥也，庶官之冗且蠹也，当世之君子，未尝不悒悒于此。然其说大抵皆曰：“必去是，否则必省”。夫上之祖宗之已行，下之人情之不顺，则吾之说不直矣。惟其不直也，故其隙之易破。君子思其事机之发，不在于灼灼明辩之日，亦不在于断断乖违之际。郊赏不必废，省乎郊以迁其赏。如苏文忠公之云，是机也。任子不必废，严乎铨以难其任。如近日之议，是机也。夫三者之实不废，而吾之说独行于其间，人不得而议，我不得而摇。若是者，可以立乎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无故之大也。名之以无故之大，则将待之以甚难之举。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难，则上之人彷徨睥睨而不敢决，下之士畏懦沮丧而不敢议。始乎不敢议，卒乎废其议；始乎不敢决，终乎寝其决。事之难行，古之难复，而天下之难治，皆出乎此。 而今之尤纷纷者，乡兵屯田之议也。是乡兵屯田之事，其实甚少而其名甚大者，执“乡兵”、“屯田”之名大也。乡兵之名不去，终不可以行乡兵；屯田之名不去，终不可以举屯田。为今之计，莫若使缘淮郡县，不禁土豪之聚众挟兵，而又阴察其才且强者，礼而厚之。时有以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盗，而捐一官以报其功，则边地之兵，皆乐于战，而乡兵之实自见矣。治两淮之漕臣与守臣，以兵火之后，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复之；其亡者，许他人承之。其为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营者，没入者，举而一之为世业，以授民之无田者。又诏于内地诸路，有民稠地狭而愿迁，则迁之淮，有水旱饥民之就食于淮。检校经界之旧籍，以为均税之额；尽鬻内地之屯田，以为牛种之资。不出十年，两淮无余田而有余谷，朝廷有兵食而无兵费，边上之粟如山，而内地之饷渐可减省，而屯田之实自见矣。辞“乡兵”、“屯田”之名，以享乡兵屯田之实，不在此耶？ 六十九书生太高公卿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议论相持而不定者，皆起于书生徇名而过高，而公卿大夫徇利而过卑。徇名而过高，则必将措于古，举夫事尽如吾意而后慊；徇利而过卑，则苟无病于吾身，而非须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计。是故书生之论，患在于责治之已详，而公卿大夫之论，患在于论治之已卑，果不知何时而定也。 昔者汉文帝时，干弋戢息，刑措不用，帑廪之间，贯朽粟陈，而家给人足周于天下。盖三代以还，治之至盛者也。而贾谊乃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于是有“流涕”、“痛哭”之说，有“厝火积薪”之说，凛凛乎若危亡之忧近在朝夕者，何耶？唐文宗时，藩镇方命于外，阉寺挠权于内，王威不行，皇纲日隳，乎趋于大坏极乱之域。而牛僧孺乃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内扰，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虽未及至盛，亦足为治矣。”其言似以文宗为既治，又何耶？贾生之论过高，而责治为已详；牛僧孺之论过卑，而失之于可为而不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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