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猷者，有谋略者也；有为者，有胆力者也；有守者，有志节者也。此不可以不念也。故曰“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虽然有谋略者或至于诈而不能正，有胆力者或至于纵而不知法，有志节者或至于执而不知权，盖非天下之中道矣；然而苟未丽于恶者，亦不可不爱也。故曰：“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嗟夫！皇极之道，非圣人孰能行。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知赵普之贪、曹翰之横，而包含覆盖，未尝见于辞色。故赵普、曹翰俱自以为名臣。自雍熙、端拱以后，用法愈详，责人愈密。盖其弊至今有二：一曰记其旧恶而不开其自新，二曰录其暂失而不责其后效。 八十四宰相得人则百官正 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论百官。一相不得其人，则百官不得其正，此本末源流之说也。（切）〔窃〕尝观之汉之汉，惟武、宣号为得人；唐之治，惟贞观、开元最为可喜。原其所以致是治者，人或未之知也。 武帝之时，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奉使则张骞、苏武，一时茂异，莫不各称其任。孝宣承统，颍川之黄霸，渤海之龚遂，胶东之王成，南阳之召信臣，一时之选，莫不各当其职。此岂宣武之时自尔哉？当时之相有以化之也。公孙弘为丞相，石庆为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儿宽为御史大夫。此武帝这相也。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吏大夫；丙吉为丞相，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此宣帝之相也。 马周以剀切言事，李大亮表使者求鹰，戴胄以犯颜极谏，崔仁师以治狱主恕。一时名臣皆有可采。开元之初，不受虏金如杜暹，才鉴详平如九龄，愿效万一如张嘉贞，眷眷事职如乾源曜。一时群英皆有可取。此岂贞观、开元之时自尔哉？当时之相，有以化之也。魏徵为相，房玄龄又继之；玄龄为相，杜如晦又继之。此贞观之相也。姚崇为相，宋又继之；宋为相，韩休又继之。此开元之相也。当时诸公在朝，谋断有余，守成享治；而欲百官不相率而为善者，亦不可得也。 八十五因事而纳君于善道 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而人臣之善谏其君者，则每因事而纳之于善焉。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是问也，景公之失也。而晏子不拒焉，乃因以“省耕”、“省敛”之说而告之。则是景公于游观之中，而有赈民之实矣。齐宣王言于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是言也，宣王之失也。而孟子不却焉，乃因以“居者积仓，行者裹粮”之说而告之。则是宣王于好货之中，而有足民之实矣。不拒其游观，而因诱之以赈民；不却其好货，而因诱之以足民。彼之说不废，吾之说自行于其间。其名曰顺君，其实则谏君。古之人因事而谏君于善，大抵如此。 吾尝怪鲁隐公矢鱼之行，而臧僖伯之不善谏其说。以为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夫隐公之志不可回，则僖伯之谏决不可入。孰若姑从其行，而告之以不可徒行之意，则在公为易从，在吾为易入。又焉用绝其嗜好，而欲独行吾之说哉？君子曰：“臧僖伯之谏矢鱼，不如晏子之不谏游观、孟子之不谏好货。”惠帝尝出游离宫，通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许之。通之术，即二子之术也。太宗作层观以望昭陵。尝引魏徵同登，使观之。徵熟视曰：“臣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固见之矣。”帝泣为毁观。徵之术，亦二子之术也。离宫之游不必却，而因使之献宗庙；层观之登不必谏，而因使之念献陵。不逆乎君之志，不废乎吾之说。 八十六事变常出于所不忧 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不忧也。盖尝以汉事观之：方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当时之所忧者，韩、彭、英、卢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终高帝之世，相继仆灭而不复续。及至吕氏之祸，则犹异姓也。吕氏既灭矣，而吴楚之忧，几至亡国。方韩、彭、吕氏之祸，惟恐同姓不蕃炽昌大也；然至其为变，则又过于异姓远矣。文景之世，以为诸侯分裂破弱，则汉可以百世而无忧。至于武帝，诸侯之难少衰，而匈奴之难方炽，则又以为天下之忧，止于此矣。又昭、宣、元、成之世，诸侯王既已无足忧者，而匈奴又破灭臣事于汉。然其所以卒至于中绝而不救者，则其所不虑之王氏也。 世祖既立，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而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而不任以事；裁减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而党锢之难起。士大夫相与扼腕而游谈者，以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将，内胁其君，宦官既诛无遗类，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汉。 汉之忧者凡六变，而其乱与亡，辄出于所不忧，而终不可备。由是言之，治乱存亡之势，如长江大河，日夜推移而莫知终穷。故夫圣人之为天下不恃吾，有尽变而有无变之道。仁义以本之，纪纲法度以维持之，深恩厚泽以培养之。安居无事之时，深感固结斯民之心于法令之外，使其子孙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不遽以陵迟者，如斯而已。至于详禁而曲说，形索而计取，圣人所不为也。虽然，物莫不有所先。础先雨而润，钟先霁而清，灰先律而飞，蛰先寒而闭，蚁先涝而徙，鸢先风而翔。阴阳之气，浑沦磅礴于覆载间，而一物之微，先见其几。彼天下之变虽无常，而英雄桀猾之状虽无尽，然其形之所兆，其端之所萌，亦岂无有先之者邪？是故诸侯之逼，晁错能言之；匈奴之强，贾谊能言之；王氏擅命之渐，刘向能言之。惜乎汉世人主，不能阴察默窥、销患于未然、弭祸于无形耳。 八十七为天下者使后可继 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不尽人之力，不尽人之情。是三者可尽也，而不可继也。彼治天下者，不止为一朝一夕之计，固将为子孙万世之计也。为万世之计，而于力、于财、于情皆使之不可继，则今日尽之，将如来日何？今岁尽之，将如来岁何？今世尽之，将如来世何？是以圣人非不知间架之税足以尽榷天下之利，而每使之有余财；非不知闾左之戍足以尽括天下之役，而每使之有余力；非不知钩距之术足以尽天下之诈，而每使之有余情。其去彼取此者，终不以一时之快，而易万世之害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汉文是也。露台惜百金之费，后宫无曳地之衣。可谓不敢轻靡天下之财。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尝敢穷兵出塞。可谓不敢轻用天下之力。吴王不朝，赐以几杖；张武受赂，赐以金钱。可谓不敢轻索天下之情。以其所余，贻阙子孙。凡四百年之汉，用之而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及至武帝，好大而心劳，功多而志广。材智勇敢之臣，与时俱奋。桑弘羊之徒，算舟车，告缗钱，以罔天下之财；其心以文帝之所不敢取，自我始取之也。卫青之徒，绝大漠，开朔方，以竭天下之力；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举，自我始举之也。张汤之徒，穷根柢，究党与，以尽天下之情；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察，自我始察之也。取文帝之所不能取，举文帝之所不能举，察文帝之所不能察，则弘羊、张汤、卫青之属，果胜文帝耶？此段内，自“于力、于财”以下，至于下段“世之议者”，旧本误在后卷首篇，“方内人宁，靡有兵革”之下，雍谨刊正如此。 圣人之治天下，其才非不足以立，其志非不足以虑也；然每迟焉若畏，阙焉若偷，而弗自以为愧者，盖法不可以极其弊，而其弊常生于积美之后。吾力足以成之矣，足以备之矣，而毕取焉以为名，则风俗变而巧日愈滋，弊日愈亟而后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己之快而后人之无继者，圣人不为也。以及后人，世之议者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嗟夫！贡之犹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遗商周；助之尽善，是其所以开秦也已矣。大抵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毁之相近。质者可措其未施之实智，而尽巧者盖滋其无已之情。是故圣人之治，亦难乎其无余智也。 焚林而田，非不得兽，明年无兽；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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