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於卢忠、徐振之言，卒从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足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尹直传》。 )
弘治五年，大学士邱浚请於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关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於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仪注、前朝遗文旧事舆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垒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先请委翰林院一员察视，事毕封识。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从之。(《梦余录》。 )
正德四年四月壬午，李东阳等上所撰《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刘健、谢迁既去位，焦芳入内阁，操史笔。凡所褒贬多挟恩怨。旧时大臣如何乔新、彭韶、谢迁辈，芳辄肆诋诬。李东阳等不敢为异同。故奏表中有“传疑传信，庶以备於将来”之语。盖为芳改窜《实录》之张本云。(《通纪》。 )是年五月，内阁援《会典》请序迁编纂《实录》诸臣。忽附批：调侍讲吴一鹏於南京刑部，侍读徐穆於南京礼部，编修顾清於南京兵部，汪俊於南京工部，皆员外郎；编修贾咏、李廷相於兵部，温仁和於户部，刘笼於礼部，翟銮、董於刑部，崔铣於南京吏部，陆深於南京礼部，检讨王九思於吏部，汪伟、穆孔晖於南京礼部，易舒诰於南京户部，皆主事。始瑾恶翰林官不下己，欲尽出之外，为张彩劝沮。及是，又持前议，彩复力沮。而焦芳父子与检讨段炅辈谓可乘此以挤所不悦者，乃疏名上之瑾，怂患成之，谓之“扩充政事”。(《三编》。 )
嘉靖元年五月癸酉，御史卢琼言：“景皇帝有拨乱大功，而《实录》犹称成阝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泽，而《实录》成于焦芳手，是非颠倒，乞诏儒臣改纂。”帝惟命史臣正《孝宗实录》之不当者，然亦未有所正也。(《马录传》。 )
四年三月，大学士费宏言：“献皇帝嘉书懿行，旧邸必有成书，宜付史馆，纂修《实录》。”从之。明年六月丙子，《实录》成，凡五十卷。(《明纪》。 )
文彬按：有明一代阙典，如建文、景泰二帝，君临天下数年，不得入庙，并不得修实录。世宗以制作自任，未识及此，独徇私恩於兴献，不但称宗庙，乱一朝之祀典，且纂修《实录》，紊千秋之史体。费宏之请，徒欲阿徇上意，不顾贻讥千秋。而廷臣惩议礼之祸，无复规谏。殊可叹也。”
六月庚子，费宏等上所撰《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艺文志》。 )
检讨席春，尚书书弟也，预修《实录》成，当进秩。内阁费宏以春由他官入，舆检讨刘夔并拟按察佥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笼改授者也。书大怒，疏言：“故事，无纂修书成出为外任者。”帝以书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编修。(《席书传》。 )
十三年，建皇史於重华殿西，以藏列朝《实录》、《宝训》。每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梦余录》。 )
隆庆二年，王世贞奏：“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间至永乐元年，筒有阙漏未载。夫汉不以吕氏而废本纪，唐不以武氏而废实录。明天下不可一日无史也。乞下内阁诸耆硕臣，考究革除年间事迹，别为一书，附之国史之末。”疏入，不纳。(《明臣奏议》。 )
万历初，穆宗实录成，于慎行进修撰，充日讲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讲，无及史官者。慎行与张位及王家屏、沈一贯、陈于陛咸以史官得之，异数也。(《于慎行传》。 )
十六年，司业王祖嫡请复建文位号，修辑四年事迹，尽废野生不经之说，其景泰宜自为一录，削成阝戾旧名。疏下群臣议。於是礼部尚书沈鲤奏言：“建文以革除而称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皆为我朝缺典所据。司业王祖嫡有循史职、修缺典之奏，臣等不敢为更张之议，惟将英庙《实录》中间七年事迹，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实录》，无相混淆。至於建文位号，诏书中原无降削之文，今亦无凭议复，亦惟於高庙《实录》之末，摘出四年事迹，复称建文年号，如斯而巳。”诏从之。然卒不果行。(文彬按：沈鲤覆祖嫡之疏，诸书未载。见《明臣奏议》系之万历十三年。《三编》载辅臣申时行覆祖嫡疏，在十六年三月。当时下群臣议，内阁、礼部必同时覆奏。《明史》鲤本传，有十六年请复建文年号重定《景帝实录》云云。证之《明通纪》亦同，直系之十六年。 )
十七年，逯中立疏：“伏见辅臣王锡爵题请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刘虞夔充总裁官。舆论啧啧，以为匪人。窃维修史钜典，必博访名流，广招俊士。前辅臣疏，有‘欲取之别署，取之外僚，取之闲废，取之山林隐逸，’而必曰‘文行兼优’，又曰‘行义无亏’。今乃授其门人虞夔首预总裁之选。傥误蒙收录，则修史之典，适以启邪臣奔竞之途，何足以昭法戒而垂万世？伏望谕辅臣及吏部严行谘访，务求端方直亮、博闻、有道术之士。毋得滥及匪人，以污盛举。”从之。(《明臣奏议》。 )
二十二年三月癸卯，诏修国史。先是礼部尚书陈于陛疏书：“宋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观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 无虑数百种。若不及时网罗，岁月既久，卷帙散脱，欲成信史，将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纂，以成万世不朽盛事。”诏从之。(陈于陛传。 )修撰焦言：“国朝《实录》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向无专纪。景帝位号虽复，而《实录》附载，未经改正。夫胜国之君，代必为纪，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传信何据？(此所当创为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发祥之始，列於高庙《本纪》之首，如汉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长沙，巳无可议。 )至睿宗献皇帝似当一遵此例，不必另纪。盖位终北面，犹人臣之列；事属追王，无编年之体。此所当附见者，二也。或当分而不宜合？或当合而不必分，兰台石室之中，自有定论，但须经圣断，乃可遵行。(《梦余录》。 )
二十三年九月乙酉，诏以建文朝事，附国史《太祖本纪》末，复其年号。时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言：“建文年号不宜革除。见值纂修国史，当更正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年号，以复建文元、二、三、四年之旧。”礼部议从之，故有是命。
二十五年六月癸未，以皇极门左右两廊被灾，阁臣张位等请停止国史纂修事务。从之。(已上《实录》。 )
泰昌元年十一月，詹事公鼐言：“近闻南、北臣僚，论先帝升遐一事，亦多怪异，语多隐藏。恐因委巷之讠为传，流为香山之稗说，臣窃痛焉。夫臣子爱君，存其真不存其伪。今实录纂修在即，请将先帝事迹别为一录。凡一月间，明纶善政，固大书特书；其有见闻异词？及宫闱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笔指陈，勒成信史。臣虽不肖，窃敢任之。”疏入，不许。(《公鼐传》。 )
天启二年，修《神宗实录》，命太常卿董其昌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Ａ３博徵，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贪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宜付史馆。(《董其昌传》。 )
魏忠贤既辑《三朝要典》，以《光宗实录》所载与《要典》左，乃言叶向高等所修非实，宜重修。遂恣意改削抵牾《要典》者。《崇祯》改元，毁《要典》，而所改《光宗实录》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实录》为魏党曲笔，当改正从原录。”时温体仁当国，与王应熊等阴沮之。事遂寝。庶子许士柔曰：“若是，则《要典》犹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实录总记》於世系独略。皇上娠教之年，圣诞之日，不书也。命名之典，潜邸之号，不书也。圣母出何氏族，受何封号，不书也。此皆原录备载，而改录故削之者也。原录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犹详慎如彼。新录之进，在皇上御极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圣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伦，皆暗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信史谓何？”疏上，不省。体仁令中书官检校《穆宗总记》示士柔。士柔具揭争之曰：“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久，登极後事，编年排纂，则总记可以不书，皇考在位仅一月，三后诞育圣躬，皆在未登极以前。不书之《总记》，将於何书也？穆庙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总记》不载。至於册立大典，编年未尝不具载也。皇考一月易世，熹庙之册立当书，皇上之册封独不当书乎？”巳复上疏曰：“累朝《实录》无不书世系之例。臣所以抉摘改录，正谓与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录具书保护之功，而改录削之，何也？当日国本几危，坤宁调护，真孝慈之极则，顾复之深思。史官不难以寸管抹杀之，此尤不可解者也。”疏上，报闻。(《许士柔传》。 )
崇祯九年，礼科给事中冯元飚奏：“我朝列圣以来，虽御世长久，事迹繁重，实录之成，无逾至数年者。今熹庙之政，前後七载，《实录》至今未成，後世将何所取信？乞敕所司，将实录、宝训立行竣役。有不公者，廷臣据实纠正，按治如法。”(《梦余录》。 )
文震孟疏：“臣备员史局，顷因纂修《熹宗实录》，从阁中恭请《光宗实录》副本校对，见其间舛误甚多。而悸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与挺击、红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盖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则礼臣周炳寰等所纂修，而阁臣叶向高、韩炉等所总裁者也。至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请旨重修，则崇祯元年二月十七日所进，今皇史之所藏者也。是时皇上初登大宝，逆案未成，阁臣黄立极含糊从事，後来诸臣无复洗石渠之秽，使流传後世，何所取衷？国史所关，良非细故。臣谨摘其悖谬之甚者，乞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遗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钺可凭。”(同上。 )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郧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臬危 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後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忠贤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故震孟摘尤谬者敷条，疏请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文震孟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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