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纪》。 ) 十五年正月，行祈礼。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礼部以朝贺不便，疏请改十一日辛巳为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礼。”(《五礼通考》。 )○大雩(祷雨附。 )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无常仪。 洪武二年，太祖以春久不雨，祈告诸神只，中设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凡五，帝亲行礼。(已上《礼志》。 ) 三年六月戊午朔，以久旱祷雨，互服草履，徒步至山种坛露宿，凡三日。(《本纪》。 )七年五月，大雩。(《吾学编》。 )宣德八年六月乙酉，祷雨不应，作《闵旱诗》示群臣。 景泰六年五月己巳，祷雨于南郊。成化六年二月丁丑，祷雨于郊坛。 八年四月、旱，遣使祷于郊社、山川、淮渎、东海之神。(已上《本纪》。 ) 弘治十七年五月，畿内山东久旱，遣官祭告天寿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大海。 嘉靖八年，帝谕礼部：“去冬少雪；当春，雨泽不降；当亲祭南郊、社稷、山川。”尚书方献夫等具上仪注。二月，亲祷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浅色，群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于大祀门外；余官于南天门外；就班陪祀。 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请筑雩坛。每风孟春祈后，雨时若，则雩祭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躬行祷祝。 十一年，乃建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风旱则祷，奉太祖配。(已上《明会典》。 )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礼志》。 ) 十七年四月，大雩。时将躬祷郊坛，帝谕礼部：“祷雨乃修省事，不用全仪，不奉祖配。”(《实录》。 )二十二年七月丙午，以久旱，亲祷雩坛。(《大政记》。 ) 二十四年四月丙申，上祷雨于神只坛。(《实录》。 )三十七年五月，大雩。(《大政记》。 )四十三年四月，大雩，(同上。 )四十五年六月，亲祷雨于凝道雷轩。 万历十三年二月，旱。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四月丙午，大雩。崇祯元年五月辛巳，祷雨。 四年四月庚戌，祷雨。五月甲戌朔，步祷于南郊。(已上《本纪》。 )○大飨 明初，无明堂祀上帝及配位之制。嘉靖十七年，前扬州府同知丰坊上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为‘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南，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飨之礼，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侑飨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传以为万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自汉武迄唐、宋诸君，莫不皆然，主亲亲也。至钱公辅、司马光等之议，则主于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论，则宜配文皇；以亲亲论，则宜配献皇。至称‘宗’之礼，则未有称‘宗’而不太庙者，臣等不敢妄议。”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宜于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命再议。户部侍郎唐胄疏争之曰：“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固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继成，亦未闻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祗当以文王配。’又问：‘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之，后来第为严父之说所惑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皇上继统之初，廷臣执为人后之说，于是力正大伦，惟张孚敬席书诸臣。及何渊有建庙之议，陛下嘉答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岂敢有干太庙。’顾今日乃惑于丰坊之言耶？臣谓明堂之礼，诚不可废，惟当奉太宗配，于礼为宜。若献皇帝得圣人为之子，不待称宗议配，而专庙之享，百世不迁矣。”疏入，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议，请奉献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于孟春祈。帝从献皇配帝之请，却文皇议不行。已复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献皇帝宜称“宗”。帝以疏不言“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上献皇帝庙号曰睿宗，而改称太宗号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飨上帝于元极宝殿，奉睿宗配。(《礼志三编》。 ) 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建大飨殿，谕礼部曰：“周之明堂与郊祀并重。曩以季秋享地未定，特祭于元极宝殿，朕心歉焉。兹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存名曰‘泰亨’，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飨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通典》。 ) 《通典》云：“明堂之礼，明初未议。及嘉靖中，丰坊首创严父配天之说，迎合上意，由是特举斯礼，追崇所生。元极既配之后，明年幸承天，享帝下于龙飞殿，亦奉献皇帝配。其后自定规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后成。然大享之礼终未举行，内殷荐亦止遣官摄事。盖帝之排群议，崇私亲，虽矫强于一时，终有然不自安者。故礼臣敦请，屡谕缓行，非仅耽奉元修，惮乘舆之一出也。先圣所云：‘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不成者，’岂不信哉！” 二十四年八月辛丑，大飨殿成。礼部请行秋享于新殿，上命是秋仍于元极宝殿行礼。自是，岁遣官行之以为常。(同上。 ) 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飨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元极宝殿仍改钦安殿。(《礼志》。 )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礼官言：“古者祀日月之礼有六：然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此从祀之礼，非正祀也。《大宗伯》：‘肆烦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观礼》：‘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此因事之祭，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于东门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门之外；此祀之正与常者。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阴阳之义，春分阳方永，秋分阴气始长，故祭以二分。今宜设坛专祀。朝日坛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祭于月坛。”从之。(《春明梦馀录》。 ) 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日春分。礼官奏：“朝日礼用己亥。”制曰：“可。”(《典汇》。 ) 二十一年二月，增修南郊坛。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四，东西相向，以为日月星辰四坛。其朝日、夕月、星之祭悉罢之。(《通典》。 ) 嘉靖九年二月，帝谕张璁曰：“日月照临，其功甚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于义未安。当并建东、西郊与南、北郊而四。”遂定春、秋分之祭，如常仪；而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成门外，东向。(《礼志三编》。 ) 时改郊坛礼，朝日、夕月等坛玉爵，各用其方之色。因诏求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国，不可得。有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者言：“二玉产在阿丹，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时，赍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外国传》。 ) 十年，夕月坛以铁炉置于坎上焚燎，不必造燎坛，以称祭月于坎之义。(《图书编》。 ) 二月庚辰，上亲祀大明于朝日坛。八月癸未，亲祀夜明于夕月坛。(《大政记》。 ) 隆庆元年，礼部议定：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车驾亲祭。馀岁，遣文大臣摄祭朝日坛，武大臣摄祭夕月坛。(《礼志》。 ) 三年，礼部上朝日仪，言：“正祭遇风雨，则设小次于坛前，驾就小次行礼。其升降奠献，俱以太常寺执事官代。”制曰：“可。”(《会典》。 ) 天启六年二月己亥，祭日于东郊。(《本纪》。 )○星辰 洪武三年，帝谓中书省臣：“日月皆专坛祭，而星辰乃祭于月坛，非礼也。”礼部拟于城南诸神享祭坛正南向增九间，日月及周天星辰皆于是行礼。朝日、夕月用春、秋分；祭星辰则于天寿节前三日。从之。 四年九月，帝躬祀周天星辰，仪如朝日。二十一年，以星辰既从祀南郊，罢星之祭。 先是元年，太常司奏：请以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为坛于城南。从之。二年，从礼部尚书崔亮奏：每岁圣寿日祭寿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八月望日祀灵星，皆遣官行礼。至三年，罢寿星等祀。(已上《礼志》。 ) ◎太岁风云雷雨之祀 洪武初，以太岁、风、雷、雨师从祀圜丘，增云师于风师之次。(《会典》。 ) 二年，以太岁风云雷雨诸神合祀城南，享祀之所，未有坛，非尊神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奏：“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诸神，宜合为一坛，春、秋专祀。”从之。遂定以惊蛰、秋分日祀太岁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岳渎诸神。(王圻《续通考》。 ) 六年，命天下祀风、云、雷、雨之神。(《通典》。 ) 七年，令春秋上旬择日祭太岁。未几，以诸神从祀南郊，遂省春祭。(《春明梦馀录》。 ) 嘉靖九年，改定风、云、雷、雨神牌次序，曰“云、雨、风、雷”。(《日下旧闻》。 ) 十年，何孟春言：“国初，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或谓‘月将’非经见者；按《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时’与‘寒暑’之祭。今祭太岁、月将，则固时与寒暑之神，孰谓非经见耶？”(《春明有梦馀录》。 ) 是年，建太岁坛于正阳门外之西，与天坛对。中、太岁殿；东庑，春、秋月将二坛；西庑，夏、冬月将二坛。帝亲祭于拜殿中。每岁孟春享庙、岁暮祭之日，遣官致祭。(《礼志》。 ) 十一年，厘正祀典，改叙云、雨、风、雷祭期。每岁仲春、秋上旬，择日行事，并同社稷仪注。(《通典》。 )○社稷 吴元年八月癸丑，建社稷坛于宫城西南，北向，异坛同。(王圻《续通考》。 ) 洪武元年二月戊申，祀社稷；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周弃配。是日，上亲礼社稷，服皮弁服，省牲祭服，通天冠、绛纱袍，行三献礼。初，上命中书省、翰林院议创屋备风雨。学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建屋非宜。若遇风雨，则请于斋宫望祭。”从之。(《春明梦馀录》。 ) 十二月己丑，颁社稷坛制于天下。郡邑皆建于本城西北，右社、左稷。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礼志》。 ) 三年，于社稷坛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通典》。 ) 十年八月癸丑，太祖以社稷分祭，配祀未当，下礼部议。尚书张筹历引《礼经》及汉唐以来之制，请改建于午门外之右，社稷共为一坛；罢句龙、弃配位，奉仁祖配享。遂升为大祀。(《纪事本末》，《明史张筹传》。 ) 文彬按：社稷升为大祀，始于唐天宝三载。至于同坛合祭，奉祖配享，自周以来二千余年，未之闻。初，陶安议礼，谓社稷之“社”与郊社之“社”异。社与郊对举，则天地分祭之本义也。社与稷异名，则社稷异坛之本义也。故据古礼分祀，而以句龙配社，后稷配稷。今张筹迎合上意，改为合祀，改为配祖，说多强为传会。且既以仁祖配南郊合祭之社，又以配五土之社，混淆无别，于尊祖、亲地之道雨失之。此与改天地合祀，同一变礼之过也。 十一年，礼臣言：“太社、稷既同坛合祭，王国、各府、州、县亦宜同坛，称国社、国稷之神，不设配位。”诏可。十三年九月，复定制，两坛一如初式。(已上《礼志》。 ) 建文元年二月，祀社稷，奉太祖配，撤仁祖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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