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公、郭宪、许杨、高获、王乔、谢夷吾、杨由、李南、李郃、段翳、廖扶、折像、樊英）
◆方术列传，序，孔子谈到《易经》上说有“君子之道”四项，其一就是用龟甲或筮草进行占卜。所谓“占”，先王用来预测祸福，决定疑难，让神明作指示，决定未来一切的意思。像那些阴阳家推测未来的学说，古书上记载的不少。但是神经怪牒，玉策金绳，隐藏在神秘的地方，封锁在瑶坛之上的，现在是见不着了。
至于河图洛书，龟龙图像，箕子的方术，师旷的秘本，纬侯之类，钤决的符，都是用来推测未知之数，参验人事的吉凶，有时还听到一些。它们的流派很多，像风角、遁甲、七政(日月五星)、元年、六日七分、逢占、日者(算命)、挺专、须臾、孤虚之术等，以及那些望云省气，推断好坏，有时似乎有些灵验。可是这类东西毕竟有些渺茫，高深玄妙，颇难探究，所以孔子不讲怪、神之类，很少谈到性命。有时提到结尾不讲其来源，有时转弯抹角说说大意，就是让人们照着做，而不让人知道其中的道理吧！汉朝自武帝起很喜欢方术之类的东西，天下懂得方术的人，没有不背着书策，闻风而来的。
后来王莽假托符命来篡位，到了东汉光武更信谶言，一些赶时兴的人，都跑到皇帝身边穿凿附会，高谈阔论。所以王梁、孙咸凭着图..做了大司空、大司马，郑兴、贾逵因为附和得当而名显一时，桓谭、尹敏因唱反调而遭到失败。从此以后，研究占卜之学，钻研奇文异数的人，就多得很了。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看到这些怪诞不经的东西十分气忿，纷纷向皇帝慷慨陈词，认为必须抛弃。司马迁也说：“看了阴阳家的书，使人们受到拘束多有忌讳。”就是针对这些说的。任何事物都有偏颇，不能没有毛病，就是圣人之道，大致也是如此。有人指责《诗经》的缺点太真实了，近似愚蠢；《书经》的历史记载又欠真实，近似夸大。然则数术的缺点，不就是诡秘欺人吗？如果只讲温柔敦厚的诗教而去掉某些愚昧之处，就深深懂得《诗经》了；读通了唐虞三代的历史而不追究那些诬枉之处，就深深懂得《书经》了；术数只取其变化的规律而不信那些诡俗之辞，那就深深了解术数之奥妙了。
古人说“：如果不是真正懂得道理的人，大道不会平空实行。”意思是说多数人在头绪多端中迷失了方向，因此偏离正道太远了。张衡算是阴阳家的正宗，郎岂页研究过咎征兆最细密，此外还有不少名家，他们也有才华，但是钻研还欠功夫。现在就一些长于推变，可以弘补时事的人，表彰在这里。
◆任文公传，任文公，巴郡阆中人。父亲任文孙，懂得天官风角秘要。文公年轻时学习父亲那一套，州里召他做从事。哀帝时，有人说越辒太守想造**，刺史非常害怕，派文公等五位从事检查郡的边界，偷看虚实情况。他们一同住在客舍，当时暴风猝然到来，文公连忙叫其他从事离开，说是将有逆变来害人的，于是赶着马车快跑。那些从事不能快走，郡果派兵杀了他们，文公一人得免。后来文公做了治中从事，当时大旱，向刺史报告“：五月一日，当有大水，其变已至，不可防救，应叫官吏百姓早作准备。”刺史不听，文公独自准备一条大船，百姓有的听到了，有作防备的，到了最旱的时候，文公急命搬走，派人报告刺史，刺史一笑了之。日将正中，天北云起，不久大雨，至傍晚时，湔水陡涨十余丈，冲坏房屋，受害的达数千人。文公于是因占卜术著了名。召为司空掾。平帝即位，称病回家。王莽篡位后，文公推数，知道大乱将至，于是训练家人背百斤东西，绕着房屋跑步，每天跑几十趟，当时人不知其缘故。后来兵寇并起，那些逃亡的人很少能脱身的，只有文公一家大小背粮走得很快，全部得到完免。于是奔到子公山，十余年不被兵革所害。公孙述时，四川武担山石头折断。文公说：“唉！西州智士死，我便碰上了。”从此常会聚子孙，设酒食，后三月果然死去。所以益部人有句话说：“任文公，智无双。”
郭宪传，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人。少年时拜东海王仲子为师。当时王莽做大司马，召仲子去，仲子想去。郭宪谏阻道：“按礼，只有来学的，没有去教的。今君贱道畏贵，私下所不赞同。”仲子说：“王公是最重要的人物，不敢违抗。”宪说：“现在正是讲业之时，应把事情办完。”仲子听从了，日晏才去。王莽问：“君为什么迟到？”仲子把郭宪的话作答，王莽暗自惊奇。等到后来篡了位，拜郭宪做郎中，赐以衣服。郭宪受了衣烧掉了，逃到东海之滨。王莽十分痛恨，想追赶又不知他在何处。光武即位，寻求天下有道之人，于是召宪为博士。再升迁，建武七年(31)，代张堪做光禄勋。从驾到南郊。郭宪在位，忽然回顾东北，含酒喷了三口。执法之士奏为不敬之举。皇上诏问其故。宪答道：“齐国失火，所以用此压之。”后来齐国果上报有火灾，与往郊之日期相同。八年(32)，车驾西征隗嚣，郭宪谏道“：天下刚刚安定，车驾不可行动。”郭宪立即拔出刀砍断车革引(胸带)。帝不听从，于是上了陇。后来颍川兵起，才回驾而还。帝叹道“：后悔不用子横的话。”当时匈奴数次进犯边塞，帝很担心，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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