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市场无疑于听任外国廉价商品占领本国市场，让外国先进的生产力摧毁本国的经济基础，最后必然会走到丧权辱国的地步，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只要政治独立，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的想法，未免过于幼稚了，经济毕竞是政治的基础。①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191～192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但紧接着在下一页，任先生却又猛批所谓“过度的保护”：
过度的保护，从长远来看是缺乏生命力的。无异于温室中的植物，经不住风吹日晒的考验。尽管保护可以使国内工商业免受外来的影响，使之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但如果这类保护壁垒过高或者不是暂时的、辅助性的，而构成一种长期的过度的保护，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脱节。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的一国经济，会使国内工商业缺乏甚至隔绝了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的信息和刺激，缺少或者没有国际竞争的压力，使国内工商业失去发展的动力，造成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效率低下，缺乏或者没有竞争机制，实际上是在保护落后．这是闭关自守，导致进一步的落后和被动。
原则上说，过度的保护肯定是不对的，问题在于什么是过度。接着任先生解释了这个“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关工作就强调关税的作用是要保护国内工业免受外国产品冲击。在当时，采取保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是，从50年代一直保护到现在，是否存在着过度保护？回答是肯定的。……中国企业经济效率低下，工业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品种老化、质量低劣等问题虽然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等原因有关，但保护壁垒过高，时间过长，不能不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①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193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我认为，任先生这段论述混淆了几个不同的关系：一是对外保护与对内竞争的关系，二是产业成长时间与贸易保护时间的关系，三是贸易保护与闭关自守的关系。
首先，当我们谈到贸易保护的过度与否问题时，其前提是国内是竞争体制，而现实也是竞争体制，因此，如果以国内非竞争体制下贸易保护所产生的问题来评论贸易保护是否过度，甚至事实上成了评论非竞争体制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偷换了话题，这是不妥当的。中国是个大国，大国国内可以有充分的竞争，并不会因为贸易保护而使企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这方面彩电业的长虹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彩电业至今仍享受着高关税保护，但是彩电业一轮轮的价格大战使长虹脱颖而出。这正如美国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高度贸易保护，而从国内竞争中产生出一批实力雄厚、不断进取的企业一样。
第二，中国企业技术落后、质量低下等问题主要的是与产业成长时间有关。新中国成立迄今才短短50年时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干，能迅速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出飞机、导弹、卫星等产品，这已经是够快的了。如果从这一角度看，那么保护时间不是过长，而是过短了。
第三，长期的高度保护是不是会造成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脱节，是不是闭关自守？任先生对这个问题本来已经有很好的论述：“贸易保护从来就不是自我封闭。无论贸易保护理论如何发展，重商主义所确立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基本特征——‘奖出限入’和‘奖入限出’却一直保持了下来，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它表明，贸易保护政策并不等于闭关锁国，断绝国际经济往来。这在中国目前走向自由贸易的过程中，是尤其要澄清的观念。”①在这方面，典型实例仍然是美国，如果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高度贸易保护不是闭关自守的话，新中国建立以来短短三十多年的贸易保护又怎么能说是闭关自守呢？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贸易保护的时间长短，而在于国内是否为竞争性体制。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190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那么贸易保护究竟要多久？壁垒究竟要多高呢？这应该全然取决于国内企业竞争力的相对强弱。如果国内已经在各行各业形成了像通用、丰田、戴姆勒一奔驰那样的一流大企业，我们就可以说，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当然，在这些公司的成长过程中，贸易保护的程度就有可能适当降低，以利于打开别国市场大门，但是这也得视这些公司的需要来确定。波音公司已经是世界超一流的大公司了，但是为了与空中客车公司竞争，美国五角大楼仍然全力促成波音兼并麦道；而空中客车公司也继续得到欧洲各大国的巨额财政补贴。这都是与市场浪漫主义信条背道而驰的。
6．顺理成章的是，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对外贸易政策或“开放”政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对外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我们不能为开放而开放，为保护而保护，开放和保护都只是政策手段，哪个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就选用哪个，哪种组合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就选用哪种组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哪位美国经济学家诅咒19世纪的高关税为“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非市场经济的成果不认，对前30年里取得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成就一概否定，大张挞伐。
以上阐述的只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根本目标，以及一些关键性的误解。至于选择哪些产业为重点保护对象，选择何种贸易保护手段，如何构建一个合理高效的贸易保护体系，如何与世界多边贸易组织协调等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在本书结束时，我们将简要地作一个政策展望。
“中心—外围”论
与上述两种理论相对应，市场现实主义在一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上并不持盲目乐观主义态度，并不认为“产业较发展的国家，在较不发展的国家面前，不过指示了它们的将来的形相”①，更不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将经历“起飞”。市场现实主义并不把一国经济作为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实体来看待，而是考察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强弱，及其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从而研究其成长的可能性和途径。在市场现实主义看来，所谓“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提法都是不同形式的阶段论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自欺欺人的作用，使那些处于经济食物链最底层的国家能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历史感，也为强国蹂躏弱国披上了传播文明的面纱。
①马克思着，郭大力评：《资本论》初版序，第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
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里渐渐出现了一批清醒认识自身历史方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以详实的资料和细致的分析全面地否定了各种形式的阶段论，从不同角度提出并论证了“中心一外围”结构的存在，从而为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勾勒出了一幅相对真实和残酷的图景。
“中心一外围”结构是拉丁美洲当代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首先提出来的。普雷维什把世界分为两大类国家，一类是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几乎全部利益，甚至借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外围国家；在政治上，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①另一类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而且常常是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各种工业制品。前者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外围。中心与外围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换，中心存在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中心的发展以损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世界经济译从》，1983年11月
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观察，因为其逻辑结论是，只要“中心一外围”结构——即所谓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或旧的国际分工——不改变，或外围国家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的确，沿着普雷维什开拓的思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一大批第三世界的学者都得出了这个结论。然而这样一个激进的观察却是由一个大政治上并不激进①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也唯其如此，才被承认为一种经济流派。
①普雷维什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中表达了他的心声：“我深感忧虑的是，体系因其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可能导致一种政治周期的循环，民主化阶段与政治镇压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阶段互相交替。面对这样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前景，我们这些关心外围发展现象的人们负有着重大的职责（第29～30页）。”也就是说，普雷维什更多地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的。
普雷维什1901年出生于阿根廷的一个上层家庭，1923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即到阿根廷国民银行从事经济研究工作。29岁时出任阿根廷政府财政副国务秘书，稍后又受命组建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随即担任该银行的总经理。后来弃政从学，回母校担任经济学教授，并受聘任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等国中央银行的顾问。以后又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工作，先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即著名的“拉美经委会”），1964年时又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并兼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本人还承认，在青年时代他是一个“十足的新古典主义者”——即市场浪漫主义者。无论从生活经历还是学术训练看，普雷维什都是“中心一外围”结构的受益者。然而普雷维什为人正直、追求真理，能站在本国和拉丁美洲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促使了他逐渐对新古典主义持越来越严厉的批评态度。
他后来总结说：
外围资本主义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又具有自身的特点。由于这种特殊性，从外围的观点来看，在中心提出的理论就具有一种想获得普遍意义的虚伪企图。我们从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最初的时候起就持这个论点，后来对事实的观察更使我们充分地肯定这个论点。新古典理论没有给自己提出探索外围现实的任务，因为新古典派在世界的这一部分的信徒们是五体投地地接受这种理论的。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涉及外围，对马克思来说，英国中心的资本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简单地重演。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政造》，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那么，普雷维什是怎样形成“中心一外围”论的呢？在担任阿根廷中央银行总经理期间，普雷维什曾绞尽脑汁力图运用新古典主义理解阿根廷的宏观经济形势并制定相应的方案，但是他失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
从我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时候起，我就强烈地感到被经济的周期运动所吸引。我脑子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却弄不明白阿根廷经济的种种现象。后来当从世界大萧条的时候起我不得不在同样的现实中采取行动时，我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甚者，我常常感到，过去学的东西不但不能解释那种现实，而且还妨碍我去考察它。由此我终于确信，不论是关于工业国的周期的解释，还是为缓和周期运动并纠正其后果的措施，对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外围和刚刚开始的工业化都是不适用的。
经过多年的行动之后，我曾得以退隐并思考我自己的经验。于是，我确信，在工业国家中提出的那些理论不过是妄图享有普遍意义。它们有可能解释工业国家的现象，尽管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是解释不了我们这些国家发生的现象。
于是就产生了中心的概念。由一个主要的活力中心把中心的推动力传递到外围。周期性扩张的推动力与收缩运动循环往复地相延续。在经济的这些起伏运动中，中心起一种主动作用，外围则起一种被动作用，只不过外围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做出的反应有助于恢复中心的活动，从而提供新的推动力。显然，我任何时候都不曾想要建立一种外围的周期理论，而只是想抓住一些必需的理论要素加入到总的周期理论中去，使这种理论具有普遍意义。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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