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27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中心一外围”观点第一次引人注目的应用，是普雷维什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论点。
1950年，在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时，他考察了1876～1938年间英国进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由于英国进口的多是初级产品，出口的多是制成品，故可分别近似代表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世界价格。研究结果表明，如以1876～1880年间世界原材料和制成品价格之比为100的话，此后绝大部分时间里该比价一直呈递减趋势，到1936～1938年间已降到64，即表明同量制成品可以交换到更多的初级产品，即贸易条件对初级产品出口国越来越不利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高的商品价格低，反之则高；相应地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的商品价格应该下降得快，反之则慢。根据这一规律，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的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价格之比应该＿卜升才对，为什么不升反降呢？普雷维什认为，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是企业家和生产要素的收入增加幅度超过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导致的成本下降幅度。第二是制成品的市场结构具有垄断性。在经济繁荣时期，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价格都上涨，但后者上涨的幅度往往较小，这是正常的；在危机时期，正常情况就应该是需求弹性大的制成品价格下降幅度更大，但由于制成品市场结构具有垄断性质，其实际价格下降幅度要比初级产品小得多。这样，随着经济危机的周而复始，初级产品的相对比价自然就下降了。第三是中心国家的工资具有刚性。由于中心国家工会力量强大，繁荣时期工资上涨，在危机时期却不易下降。于是中心国家的资本家就将危机的压力转移到外围国家。相反，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工人缺乏工会组织，没有谈判工资的能力，经济繁荣时，工资上涨不多，危机到来时，工资下降的幅度却很大。结果，同样促成初级产品的比价下跌。这三条原因归结起来是，中心国家利用强势地位，占有了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全部利益，而外围国家则还得将技术进步的果实转移一份给中心国家，这样，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就不难理解了。
“中心一外围”论提出后，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响。以美国经济学家范纳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伯勒为代表的中心国家经济学家给予了猛烈抨击，而外围国家的经济学家则仿佛是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北极星的闪烁，从阿根廷到巴西、智利，从墨西哥到埃及，一大批外围国家经济学家受普雷维什和“拉美经委会”思想的影响，开始从“中心一外围”结构的角度来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则在吸收了“中心一外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依附论”，其代表作是《帝国主义与依附》（1975年）。多斯桑托斯认为，“中心一外围”结构对应于帝国主义在全球统治形成的“统治一依附”结构。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以往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而被统治国的依附结构则是这种扩张的后果。因此，依附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或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外围国家究竟是怎样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呢？多斯桑托斯认为，外围国家的依附状态最早发源于西欧国家对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其第一种形态是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在这种形态下，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贸易垄断支配着欧洲和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关系，同时，还伴随着宗主国对土地、矿产和劳动力（农奴和奴隶）的殖民垄断。第二种形态是伴随着垄断资本在各中心国家的形成，殖民地国家被卷入垄断资本的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原材料的主要产地。这种依附形式在依附国形成了一种专门从事出口的生产结构，即所谓“出口经济”或“外向型发展”经济。战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地国家纷纷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地位，中心国家一改赤躶躶的傀儡制统治，转而用技术和工业优势继续控制独立国家的经济，外围国家进入技术一工业依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心国家是通过如下渠道继续榨取外围国家的财富：（1）不平等交换。这主要是因为各资本主义中心国的垄断集团控制着买方市场（这是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而言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心国家垄断着制成品的卖方市场——作者注），并控制着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渠道而形成的。（2）服务费用吞占。服务费主要是指运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和专利费，这些费用实际上是现代形式的地租，是向真正的生产参与者征收租税的纯法律上的权利。（3）资本输出。这是对外围国家劳动力的直接剥削，更是迫使外围国家放弃进口替代战略的手段。（4）国际“援助”。由于外围国家的财富通过上述几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国家，使外围国家逆差不断增大，不得已只能求贷于中心国家，从而使外围国家卷入到国际债务还本付息的深渊。
技术一工业依附是通过什么途径完成的呢？在中心统治国，主要的力量是多国公司及其母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支持，在外围依附国，则是统治本国的利益集团。“从原则上讲，‘外部’统治是无法实现的。外部统治只有得到当地国家内部一些从外部统治中获益的阶层的支持才能实现”。①
①［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着，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等3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引。1999年2月
就这样，多斯桑托斯就为我们叙述了“中心一外围”结构的基本特征。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上述分析应该是似曾相识的，我们很容易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与旧中国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中心一外围”关系。只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虽然旧中国从西方列强的窒息性拥抱下挣脱了出来，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像新中国那样曾经与西方体系一刀两断的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屈指可数的，就在一些人把这段脱离时期诅咒为“失去的三十年”时，那些像巴西、智利一样的未脱离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却在感受着技术一工业依附的桎梏。当然，我们今天终于有机会体会了。
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中心一外围”论逐渐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传播的学术思潮，其中既有像普雷维什、阿尼瓦尔·平托这样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也有像阿杰里·伊曼纽尔，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两者在对“中心—外围”结构的确认和分析上是十分接近的，只是在外围国家如何摆脱依附性的地位上存在一些分歧，前者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干预和民众参与改革国内和国际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后者则干脆主张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实行革命性的变革。在这些第三世界学者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形成了“世界体系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高度审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重新解释了资本主义从发源至今的全部历史，在中心国家的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中心—外围”论深刻地揭示了外围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它早已超出了单纯学术思潮的范畴，而演变为一种社会思潮，成为拉美和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民众运动的导航图。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心—外围”论才得以受到严峻的实践检验而更加闪烁出真理的光芒。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智利。
在60年代中后期，随着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胜利，首都圣地亚哥逐渐成为“中心—外围”论思潮的传播中心。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心—外围”论学者聚集智利，出版了大量书籍，成立了无数的学习和研究小组，召开了无数的讨论会。人们终于搞清楚了，智利之所以贫穷落后，并不是智利前资本主义力量对现代化的抗拒，而是因为“先进”的跨国公司对智利现代化的扼制，智利丰富的铜矿资源不但没有造福智利人民，反而成了美国的阿纳康达铜业公司的钱柜。这一思潮影响所及，连历来总是保守主义最后堡垒的智利军方都站到了反美立场上，在左翼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即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背景下，智利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施奈德将军明确表示“军队绝不采取任何反对宪法程序的举动”。就因为这个，施奈德将军在阿连德就职宣誓前两天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杀害。三年以后，阿连德总统又被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人集团打死在总统府内。
为什么美国这么仇视阿连德呢？无非是阿连德懂得：“有这样一个极为清楚的辩证的关系：帝国主义存在，因为不发展存在；而不发展存在，因为有帝国主义。”而阿连德领导智利人民走向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实践以及结局，更是使阿连德总统的这段话成了不朽名言。事实上，由于阿连德主张将矿山和电信收归国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前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就于1970年5月约见现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表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愿意向中情局提供1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以阻挠阿连德当选。而此前阿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已交给国务院50万美元，用以反对阿连德当选。
在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社会改革被来自中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挫败后，连原先比较温和的普雷维什也更加看清了“中心—外围”结构的真正障碍所在：“在中心，尤其是在美国，存在着一张巨大的经济与金融利益网，它在与外围的关系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体系的危机使这些利益以及支撑这些利益的理论受到怀疑。而当这些利益受到了损害，有人就起来反对外围国家，直到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军事权力。”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320～321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更值得注意的是，普雷维什作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还将反思深入到了哲学层。在他晚年的著作《外围资本主义》中，他专辟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一章。他认为，在外围国家发展的问题上经济自由主义在三个主要问题上歪曲了事实，即权力集中极其严重，市场的调节作用和社会可动性。
经济权力集中既不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也不是由体系的运转本身所造成的。它是中心国家的技术渗入外围社会结构的结果。
由此而产生出剩余以及分配的巨大不平等。这些东西在结构变动的条件下剥夺了人们赋予市场的、造福于整个集体的调节作用。市场既不调节资本积累，也不调节收入分配；这些严重的缺陷使外围资本主义具有排斥性特点，而当在经济权力的对立面组织起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时，还具有冲突性的特点。排斥性主要是排斥处于发展之外的低收入阶层。经济自由在那里就是变穷的自由。政治自由只不过是没有有效辨别手段情况下做出决定的自由。只要还有一些社会阶层沉沦于愚昧和贫困之中，思想和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的有效性就仍然只是咬文嚼字的困袭主义，机会均等和社会可动性这些至关重要的概念也只是一种幻想。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65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仿佛预见到了中国那些刚刚学会自由主义词汇的经济学家和“自由派”人士的肤浅，普雷维什现身说法：
正如我一再表明的那样，我原是一个信念很深的新古典主义者。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合理竞争的好处，相信市场的技术效益，也相信市场的巨大政治意义。但是，外围资本主义与这一切是格格不入的。对现实的观察使我相信，这些理论不可能使我说明、更不可能解决从外围资本主义运转中产生出来的这些重大问题……
……受中心国家某些学派教导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迷恋于新古典主义，并力图用这些理论教诲来解释外围发展的实践，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我也理解他们对国家干预的抨击。这类干预不仅没有纠正体系的缺陷，反而常常使这些缺陷变得更加具有扰乱性，并常常导致产生官僚主义恶习。
如果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只限于在太空世界竖立起他们的建筑，而不企图把它当成现实，那么这将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智力消遣，有时甚至因为他们位于大洋彼岸的某些杰出的理论阐述者的精湛技巧而值得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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