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在这些外围国家中力图抛开我前面说过的社会结构、外国发展的历史性延误、剩余以及外围资本主义的各种特点来解释发展问题，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国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37～23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这些正直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曲折探索历程以及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无论从立场上，还是学理上，“中心一外围”论都远比罗斯托的阶段论更经得起推敲。遗憾的是，与罗斯托理论几乎被学术界奉为圭臬相反，“中心—外围”论几乎完全被局限在极狭窄的学术圈里（1990年出版的《外围资本主义》印数仅2300本，同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发展》印数仅2400本）。即使在学术圈内，也是被人另眼相看。何也？这大概主要是因为“中心—外围”论被打上了“左”的记号，这在中国无疑是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即使有人内心十分同意“中心—外围”论，在学术讨论中，他也得小心翼翼地拉开勺“中心—外围”论的距离。人们不知道，“中心—外围”论实际上还是一位真诚的自由主义者毕生心血和经历的结晶，绝对与“左”无缘。另外，人们还常常误以为“中心—外围”论主张与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因而等同于“闭关自守”。事实上，“中心—外围”论的提出者并不主张经济上：“脱钩”，而只主张意识形态上摆脱依附性：
我不认为脱钩是合适的，也不认为这样做是可行的，而是认为，必须更好地利用这种联系，并做出努力以逐步克服依附关系。
谈到依附关系，人们也经常谈论技术上脱钩的问题。如果把它理解为不要中心国家的技术并创造自己的技术，这将是一种新的幻想。外围拥有无可比拟的特权（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可以获得中心国家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的技术。问题在于利用好这些技术，使之适应于外围条件，并把它作为自己进行革新的起点。同时，也在于改善获取技术的条件。除此之外，还在于合理地使用再生产技术所带来的资本积累潜力。
最后，如果把脱钩理解为打破双方的意识形态依附，并寻找可靠的发展形式，那我将是再赞同不过的。①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着，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36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对于普雷维什的这一主张，我是举双手赞成。所不同的是，我认为普雷维什在意识形态上的脱钩还不够彻底。
从本质上说，普雷维什仍然信守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教条，只不过觉得这些教条不适合外围国家，因而仍然存在着对中心意识形态的依附。事实上，即使在中心国家市场的自发作用也没有走向一般均衡状态，而是走向了偏离自由竞争的高度垄断状态。在收入分配上，即使在中心国家两极分化也十分严重，而中心国家的那个群众性高额消费时代恰恰是在违背新古典教条的情况下实现的。70年代危机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赢家通吃重新成为流行法则，中心国家的两极分化急剧扩大，中下阶层的绝对收入呈现绝对下降趋势。
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而竞争必然导致帕累托平衡点不断向强者方向移动，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格局，而不可能走向一般均衡。正是从竞争角度观察，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好地理解“中心一外围”格局，另一方面就找到了作为弱者的外围国家的出路，那便是“与狼共舞，以弱胜强”，打一场市场经济的持久战。这里有几层含义：一是不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二是弱者要抱成团，改变外围国家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局面，三是平衡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以长远利益为重。这样，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就有可能崛起于狼群之中。
这就是下一部分要谈的发展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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