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时，首先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形，谋求立于不败之地。
实际上，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在国际竟争中获胜，而是怎样生存下去，怎样避免发生内乱。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外部势力将很容易趁机揷手，或者扶植中国内部买办政治势力，或者利用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将中国切成若干块。而要避免发生内乱，最重要的是防止两极分化势头继续发展，避免更多城镇工人失业下岗，保证9亿农民基本的温饱生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就是要从效率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就业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倡导“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也就是说，中国的事情还得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事情就是这样矛盾，20年来，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深揭狠批“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但却没有一天不是靠平均主义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的。其中，农村的分田到户是最大的平均主义。很显然，分田到户的标准不是生产效率，而是按人头分配，是平均主义。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村的平均主义限制了两极分化程度，束缚了四五亿农村劳动力，这才可以为城市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提供空间。但是，城市通过裁减农民工缓解下岗压力，把就业压力转嫁到农村，就进一步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封建主义和平均主义恰恰是城市资本主义的巨大的劳动力蓄水库。
如果看不到这一根本现实，盲目地以为中国可以彻底实现“效率优先”原则，放任以利润率最大化来配置资源，让资本原则操纵这一切，那么不仅工人失业率还将继续上升，更严重的是农村将释放出高达2亿～4亿的劳动力（根据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这一天的到来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翻车”之时。
市场经济内在地是“效率优先”的，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如果又倡导“效率优先”，必然意味着资本原则畅行无阻。正因为如此，甚至西方经济学家也很少倡导“效率优先”——这根本不需要倡导，市场经济自动就按照这一原则运行；而总是提倡“公平优先”，以便为政府调节市场竞争的负面后果提供理论依据。
也有人看到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更少的现实，认识到彻底的资本原则的可怕后果。但是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常常是鸵鸟式的，他们不是去面对这个现实，承认市场竞争逻辑的内在问题，而是拼命地诅咒中国众多的人口，因为它妨碍了市场经济神话的传播。更有甚者，他们把中国人多的原因归结为“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由此把人多的罪过推到毛泽东身上。
这里我们忍不住想说几句公道话。不错，是新中国的成立导致了1950年以后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在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老百姓看来，这首先是生活和健康水平提高的结果。旧中国人口倒是长期维持在4亿人左右，但那是由于大规模战争、疾病和饥饿抵消了奇高的人口出生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营养状况迅速改善，城乡卫生防疫制度和城乡合作医疗制度的得以建立，广大劳动者缺医少葯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变，使得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人口平均年龄大幅度提高，这才有新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如果有人非要把人口增长说成是毛泽东干的坏事的话，我们就要说，这首先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
其次，毛泽东是不是鼓励多生多育呢？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并不是。早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首先提出来要节制生育问题，只是没有来得及形成完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错，毛泽东是说过“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但这话是说给那些隔洋看笑话、以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艾奇逊们听的，并不是制定人口政策的依据。否则，中国今天的人口就将远不止12亿，也许是20亿。
第三，中国今天人口数量庞大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五千年来，随着土地单位产量的增加和垦植面积的扩大，中国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基本上保持了人口与粮食总产量同步增长的态势，这使得到1949年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4亿。基数庞大，而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又主张多子多福，加之计划生育的技术手段的落后，控制人口的难度便可想而知。这一点，今天有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后盾的计生干部们体会最深。事实上，即使厉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20年来人口的增长数量仍然高达5亿左右。
第四，不要忘记，正是共产党毛泽东留下的这个基本社会制度使70年代末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特别是在1980～1985年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得最快。但随着近年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削弱，包产到户的普遍推行，农民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大为降低，计生干部逐渐落入“要钱还是要命”的难堪境地，有的甚至成了“拿命（生育指标）换钱”的“活阎王”，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则在日益强烈的对抗中减弱。
第五，对那些崇尚自由市场的人来说，克林顿夫人希拉里提醒得好，在市场理念中，生育是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如果坚持市场理念，那么就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如何执行了，这项政策本身就将失去合理依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自由竞争理念的问题，原来自由还意味着自由地膨胀和自由地毁灭。实际上马尔萨斯倒是真诚的自由竞争理念的信奉者，但是那要以战争、饥饿、瘟疫消灭人口作为补充。也就是说，自由竞争从本质上是最不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关于这一点，事实上无论亚当·斯密还是马尔萨斯从没有否认过，因为他们所推演的逻辑体系从根本上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有谁曾见“狼”尊重过“羊”权呢？
更为可笑的是，某些市场理念的信奉者以市场标准来取舍衡量一切，于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成了隐性失业。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经济生活看作是人类互相帮助、分工合作的生产体系，不以资本的效率来衡量的话，“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是不存在失业。事实上，比如说80年代以前的工人，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隐性失业”，但城市下岗工人却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显性失业”。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如果不是现行的资本逻辑主宰一切，而是按人的需要与可能来合理分工的话，那么世界上每人每周只劳动一天，就可以过上丰衣足食、丰富多彩的生活。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衡量的话，世界各国特别是外围国家如此严重的失业恰恰是市场经济的罪过。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向那些诅咒人口阻碍了经济发展的人问一声：究竟是经济为人服务？还是人为经济服务？
闲话少说。就业优先型的经济增长怎样操作呢？这种增长模式会不会与市场经济发生冲突，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呢？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凯恩斯说得最清楚。他有一个极端就业优先的模型，那就是挖地洞再埋上，创造就业机会。实际上，我们今天沸沸扬扬的所谓启动内需之说，正是就业优先的思路之一。我们知道，扩大内需，启动增长，这并不是认为市场完美无缺的新古典学派的概念，而是认为市场有缺陷的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当然，中国政府并不需要去用财政赤字挖地洞，而是可以用财政赤字建大量的公共工程，特别是从搞黄河大西线调水工程入手，大规模开发西部，以从根本上缓解东部地区口密集、资源贫乏所引发的一系列内向发展的困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执行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巨大的潜力。
温铁军先生在倡及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一节详述）时，实际提到的解决措施却正是就业优先型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他说：
可行的取向目前看有两个：一是调整区域差别，改变爱晖/腾冲线两侧明显的资源一人口的不平衡；二是调整城乡差别，逐渐把自给自足的9亿农村人口的一半改变为市场消费人口，以此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调整中，我们可以修改1985年以来在“梯度发展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资源。“资本、资源。”人口的不平衡：爱晖/腾冲线以西拥有我国资源70％～80％，人口仅占20％～30％；以东则只有20％～30％的资源，人口和资本却占70％～80％。
这个区域不平衡如果不改变，我国东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必然依赖海外市场和国际资本，也就必然使中国受制于人。而如果能够大规模启动西部资源开发，就既可以缩短对新疆和西藏的战略补给线，改变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又体现反贫困的人道主义精神，符合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更何况这完全属于国内调整，不至于引起国际争议。
从近年来我国决策的影响因素看，实施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大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在东部的短期利益可能受损、反对意见增加的压力下，能否坚持符合国家总体利益的经济政策。
具体调整中，我们可以利用中央政府仍然对国内部门垄断的大资本有控制权利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引导过剩的国家金融资本与过剩的民间劳动力投向中西部，在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中，实行“以工代赈、以工换地”的政策，带动河北、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省人口多资源少地区的农村过剩人口向西部流动，启动西部资源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
当然，由于就业优先型经济增长要求相应地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和决策的能力，加大公共工程的投资力度，因此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这些公共工程的资金运用必须是有效的。如果说，用中华民族的大局观念来增强对政府官员的内在激励，并且严惩腐败，都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话，那么就业优先型经济增长的确与计划经济时代有相通之处。但是，这将是中华民族生存下去，发展起来的唯一依托，我们只能选择严厉反腐的路线，这也是所谓重新整合国内力量的起点。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被经济人化，那么的确是长痛不如短痛，晚死不如早死了。
资源节约
除人口以外，中国崛起的另一项重大限制是资源。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源耗竭型的，从工业革命开始才短短两百多年时间，世界上的主要资源就都已经见了底，按这种速度，未来一百年内如无技术上的根本突破，资源争夺战必将愈演愈烈，石油、土地、森林、水、甚至空气都可能成为争夺对象。在欧美等国开始大量消耗资源的现代化进程时，它们可以完全不顾及资源的限制，像美国在本世纪30年代祸及全国2/3土地的沙尘暴就是森林资源遭到大规模毁灭后的产物，更何况这些强国还可以把整个世界作为本国的资源库。而中国本身的资源不够丰富，无论是石油还是土地、森林、水都经不起大规模的消耗，又缺乏在世界各地获取资源的能力，则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必然提前遇到极限，从而使强国梦成为泡影。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温铁军先生在中经网上以《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为题作了精彩的论述：
1．中国粗放经济的高增长
中国事实上已经有了47年以西方工业化为榜样的增长。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也都表现出经济高增长。我国属于大量占用、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的压力下转向世界产品、原料和资本市场，当然就不得不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才能存活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这显然是发展战略本身造成的结果，不是主观上是否愿意投向国际资本集团的问题，当然也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问题，更谈不上“卖国求荣”。
2．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导致对海外市场依赖
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两个转变，但事实上没有做到。近20年来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单位gdp耗能与日本相比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占32％，“七五”时期反而降到24％，“八五”、“九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
而且，由于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力的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的政府垄断、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资源消耗必然增加。其中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在80年代只有2.4％，而90年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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