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到10％以上。可见，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制度现象。
如果用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2010年，估计需要消耗10亿吨原油和3.5亿吨粗钢。这必然增加海外进口，依赖国际市场。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顶多维持在1.5亿吨，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4亿吨，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此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够实行，木材进口将从现在每年约3000万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下世纪初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需要达到450公斤，需求总量将达到6.3亿吨，而耕地面积到2010年将减少到13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5.5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粮食进口。
3．经济粗放增长中的进出口惯性及其影响
我国人均资源稀缺。铁、铝、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比重，都低于国土面积比重，石油储量比重甚至还不到国土比重的40％。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更是排到世界80位以后。
中国在70年代末期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社会化交换。这使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甚至因此形成了经济增长对外向型经济依赖促使进出口必须不断增加的“惯性”。近20年的增长与过去比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20年正是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寻找投资机会，以及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到“八五”期末中国经济的外向度已经超过45％。
一旦中国的生存和经济发展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现在发生的挑战已经表明：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国际贸易保证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因为，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8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国粮食进口在2004年达到这次与美国谈判中的配额2250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贸易量2亿吨的1/8。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2亿吨，中国下世纪初叶经济增长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这种需求如果真的发生，不仅将会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而且迫使中国更多地依赖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等易于被控制的黄金水道，甚至会激化中国南海等热点地区的冲突，给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介入干预以机会。
1998年初，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宣布到本世纪末需要增加约1万亿美元投资。此外据测算，中国到2010年仅为支付8亿吨石油进口，就需要3000亿美元以上，加上各种矿产和农产品等其他进口，外汇需求将达到7500亿美元。即使我们能够像最近10年不断维持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也要求在未来15年内，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姑且不论实现这个年平均增长率的困难有多大，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为5％，而中国真达到12％，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18％，这将会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国际社会确实会因此引发新的格局调整。因此，中国在下个世纪如果继续大力发展出口外向型经济，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甚至可能导致更多国家防范中国……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把邓小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我国“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讨论，实事求是地转向我国已经向世界承诺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人们在享受高增长带来的现代化消费的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如果既不打算受制于人，又不可能与人对抗，如果真的不做两个极端的战略选择，那么就只能另辟蹊径。失去中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最后选择机会，我们将无以立足。
这就充分地论证了中国采用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但是，如果这一必要性成立的话，另一个世纪难题就立刻摆到了中国面前。根据市场逻辑，如果要在世界市场上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必须有丰富廉价的资源作后盾，而这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消耗；如果中国采用资源节约型技术路线，势必增加生产成本，从而削弱国际市场竞争力。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决定采取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资源节约型线路，则必须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限制国际市场竞争逻辑的展开。
资源耗竭是个全球性问题，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忧心忡忡地展望着资源冲突的到来，寻求着摆脱无限消耗资源的途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能首先成功地实现从资源消耗到资源节约型的转变，那么这对于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强中国资源节约型商品的竞争力都大有益处。世界历史表明，越是处在文明中心，其制度的刚性就越大，可变性就越小，因而历史的新的生长点常常出现在成熟文明的外围。例如资本主义就不是出现在作为封建文明中心的中国，而是出现在混战连绵、贫穷落后的欧洲。同样，我们也许可以期望，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带将很难跳出资源耗竭型的路子，创新有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发生。
有人可能会说，从技术上讲，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怎么可能是中国首先成为资源节约型经济呢？这里的奥秘在于，中国的gdp主要由初加工产品、低附加值产品构成，这些产品都是高能耗、低价值的，而欧美gdp则主要由高附加值产品和金融、信息等高赢利的服务业构成，它们都是低能耗、高价值的。例如皮革行业，中国每年出口大量的生皮和低档皮，经意大利技术加工后就变成高档皮，能耗和污染都留给了中国，利润则给了意大利。又如，一架“波音747”飞机价格数亿美元，其中就可能有来自中国生产的铝锭和粗钢，但是中国得出口数百万吨粗钢或铝锭才能换回这架飞机。首钢或宝钢的工人们都能告诉你这意味着多大的能耗和污染，山西大同的工人更能告诉你每一度电要消耗多少煤。从这个角度看，表面上美国自身所耗的能源和矿产并不那么多，但是它却攫取了能源和矿产所生成的大部分高级产品和巨额利润。在全球化视野中，我们甚至完全可以说，整个世界资源（包括第三世界的全部劳动力以及他们消费的资源）都在为美欧日服务。因此，说西方文明是资源耗竭型文明一点都不为过。如果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中国单位产值能耗高首先是与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所处的外围地位分不开的。只要中国不摆脱这个地位，中国就不可能成为资源节约型的国度。但是，如果中国考虑摆脱这个地位，形成自主的经济结构和体系的话，至少将为通向资源节约型经济打开通道。
其次，资源节约型经济需要在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两个层次上都做出重大调整。如果在生产什么上没有根本调整，生产技术层的调整总是有限度的。比如汽车产业，当我们选定了以小汽车作为未来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时，那么无论生产技术如何改进，资源利用率如何提高，都会需要大量钢材、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需要大量的水泥、土地，都会造成大面积的空气污染。但如果选择以地铁、轻轨列车、公共汽车和自行车混合构成的公共交通体系，加以尽量使人们的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靠近，则资源压力就会得到极大减轻，而交通质量（安全性、快捷性、方便性、舒适性）也会得到极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因此改善（每天不需要在路上花费二三个小时时间）。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资源节约型经济首先将在生产什么上考虑节约，这正是中国有可能成为资源节约型经济示范国的根本原因。
第三，目前由于中国的生产技术落后，即使生产同样品质的产品其能耗也比较高。但正因为如此，中国降低资源消耗的空间也就更大。诚如温铁军先生所言，事实上，“近20年来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单位gdp耗能与日本相比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单位gdp能耗是与生产规模的大小从而技术先进性相联系的，80年代初，无论是钢铁、石油还是化工、机械，都是国有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以钢铁业为例，全国基本上是以大型钢铁厂为骨干，地方中型钢铁厂为补充的局面，但是后来许多乡镇企业纷纷涉足钢铁行业，事实上掀起了第二次大炼钢铁的热潮，许多著名亿元村如天津的大邱庄、河北唐山的半壁店等都是在这次热潮中发财致富的。但是乡镇企业所使用的往往是国有企业淘汰的五六十年代的设备，技术落后，生产条件极为恶劣，能耗和污染都很大，但它们靠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灵活的推销手段硬是把劣质钢材推向了市场。这不但为今后中国的大批建筑埋下了坍塌的祸根，也使中国的技术经济指标不进反退。可以说，尽管乡镇企业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致富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它确实使中国经济进一步深陷到高耗能、高污染的歧途上去。因此，如果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势必要从全局的高度重新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功能，寻找既能继续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出路，又能减少资源消耗的新途径。可以设想，如果乡镇企业更加注重做好农副产品深加工的文章，如果农村小城镇化的速度加快，如果更多地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走生态农业的道路，如果西部开发的设想得以实施，那么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吸纳的。
除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功能外，当然也不能放松继续提高大中型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这方面的潜力也是惊人的。由于这项工作已经纳入常规视野，这里就不多说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中型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不快，与节能的经济效益不够明显有关。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资源税的征收额度，用以补贴资源节约型产品的推广。
关于走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其实国外早就有人做了很深入的研究。长期担任英国政府部门经济顾问的英籍德育学者舒马赫早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夕就发表了《小的是美好的》一书，对耗竭资源的西方文明做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持久性经济学的新概念，舒马赫说：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经济学。一件事物除非能表明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不致发展为荒谬，否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朝着有限的目标求得“发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普遍地得到发展。很可能像甘地所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慾壑”。持久性与掠夺态度是不相容的，抱掠夺态度的人对“父辈作为奢侈品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生活必需品”这一事实感到得意。
培养与扩大需要同智慧是对立的，同自由与和平也是对立的。每扩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对生存的恐惧。只有通过减少需要，才能有助于真正减少那些成为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压力。
持久性经济学意味着科学技术的方向有深刻的转变，它们必须敞开通向智慧之门，实际上必须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包含智慧。毒化环境或腐蚀社会结构与人类本身的科学或技术“解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施加于环境的暴力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人们经常说，和平是不可分裂的——那么，又怎能在不计后果的科学与暴力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呢？我们应当寻求一次技术上的革命，为我们提供能够扭转当前威胁我们全体的破坏性趋势的发明与机器。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方法与设备：
——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
——适合于小规模应用；
——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①
更值得重视的是，舒马赫先生对第三世界的情况十分了解，并且提出了发展“中间技术”的解决思路。舒马赫的论述简直就像是为今天的中国准备的：
几乎所有的所谓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现代经济部门，那里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与发达国家近似，但是它们还有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现代部门，那里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不仅极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处在迅速衰退的过程中。
①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第16～1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5月
我在这里专门谈论帮助那些非现代部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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