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力量支持的空中客车公司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两家公司握手言和，共同提高飞机价格，共同垄断市场。
看来，我们不但要向美国学习保护主义，还得向欧洲学习团结一致。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那些死抱着竞争理念不放的斯密信徒们才能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现实。
为科技和教育事业重新注入灵魂
如果说就业优先和资源节约是“未谋进，先谋退”，而发展战略产业是进攻性的部分的话，那么教育和科技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关键环节。因为无论是攻还是守，如果没有出色的科技力量作后盾，都是一句空话。而要造就一支能立足中国的科技精英队伍，以及一大批能在中国土地上研制和普及“资源节约型技术”或“中间技术”的人才，又非优秀的教育不行。
谈到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在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3个问题要回答：第一是能不能发展，第二是发展什么，第三是怎么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却相互关联的回答。一种是乐观论，认为中国科学技术本来就发展得很好，不存在能不能发展的问题。我们今天有了移动电话、互联网，出门坐波音、空客和高速列车，用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开国产的小汽车，程控交换机也已经可以出口，联想计算机更是打败了所有外国名牌成为国人的骄傲。我们今天拥有两院院士，数百所重点大学，数以十万计的博导、教授、高工和各行各业的专家，我们也已经能做到“一箭三星”，已经有实力研制航空母舰。因此，不必为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担忧，该干什么干什么，有人会操心的。这种论调虽然肤浅，但常常出现在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业绩报告中，出现在给中小学生作的报告中，出现在新闻媒体的浅层报道中，因此也不可小瞧其影响。例如，有人常举联想公司作为民族高科技产业的成功典范，说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并非一无是处，就是这种乐观论的体现。这真是让人不知从何说起。其实，虽然联想销售的是不折不扣的计算机，属于高科技产业，但是只有那些在高科技产业中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才是高赢利的。如果只是为该产业提供配套服务，如生产机箱、电源等，或者甚至只是把别人的东西组装起来，该企业很可能是低利润的，也是与高技术无缘的。联想公司的总经理柳传志自己就承认，联想公司无非是intel、microsoft等大公司的中国组装销售处，技术含量并不高。尽管年销售额高达100多亿元，但其销售利润率则不到2％，甚至比普通一家超级市场的销售利润率都低。怪不得比尔·盖茨带着“维纳斯计划”来到深圳后，联想公司赶着跑去捧场，因为又有一样过硬的东西可以销售了。
另一种则是悲观论，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实在太大，根本不可能赶上。在开放程度很大的市场上，与其费很大的代价去赶超，不如承认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别赶了，直接买别人的产品就可以了。这些年来我们不是什么样的高技术产品都有了吗？冰箱、彩电、高保真音响、微波炉、模糊控制洗衣机、高性能轿车、计算机、复印机、传真机、移动电话，哪一样是我们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呢？我们不也好好的吗？要是都靠自主研制开发，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呢？更何况，你有赶超战略，他有雁形战略。一旦发达国家利用技术领先优势堵塞赶超技术的市场发展机会，那么我们就更惨了；既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和人力、物力，又不能形成市场化生产，产生不了利润，回收不了投资，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最后还得低头认输，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考虑科技出路时，与这两种观点相对应的，则是技术“速胜论”和技术“投降论”。前者根本是井底之谈，不值一驳，但是它使人丧失紧迫感；后者倒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却又丧失了信心。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速胜论”者一遇到“投降论”者的反驳，马上就六神无主，认同“投降论”；而“投降论”者为了顺利地推行投降政策，也需要以“速胜论”作掩护。在摧毁我国科技力量上，两者的作用可谓异曲同工。
我们的回答是“持久战”。中国能不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能。但是需要在科技力量激励机制上有一个深刻的转变，需要有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也许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一些。我一直深信，中国人是世界上智力最优秀的民族或民族之一。这既是因为中国在五千年前就有了老子、庄子、孔子这样远非苏格拉底、柏拉图可以企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光辉的辩证思维浸染了整个中华文明，使中国人变得格外聪明智慧；也是因为这100多年来一大批中国人在掌握和运用牛顿、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上的出色成就。近些年来，中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中经常名列前茅，甚至包揽奖项，更是中国人智力出众的佐证。其次，我们曾经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短短30多年时间里，相继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shè了人造卫星，建立起了独立的核工业、航天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在生物技术上，我们早在1965年就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在70年代大规模改良了水稻品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些成就是在发达国家实行严格技术封锁条件下搞成的，而且中间还有多次政治运动的干扰。这足以说明，如果有一个适当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中国的科技创新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最近国人纷纷以通讯产业新崛起的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大公司为自豪。然而有意思的是，第一台万门程控交换机的设计师邬江兴竟然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解放军军官。邬江兴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但是激励邬江兴没日没夜刻苦钻研的并不是市场逻辑，而恰恰是军队里老式的爱国主义情怀加上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他的成长道路与其说体现了今天文凭社会的成就，不如说体现了老式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边学边干的力量，体现了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技术创新路子的力量。从邬江兴身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市场逻辑所不能解释的神奇力量呢？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巨大潜力呢？我以为是可以的。
如果“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发展什么”。科学技术其实也是有方向性的，这一点舒马赫先生已经作了很好的论述。我们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应该服务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国际竞争战略，一方面要面向战略产业的发展，在高精尖技术上不断突破；另一方面要面向就业优先和资源节约，研制出更多的“中间技术”、“节能技术”和“清洁技术”，并且有一个使技术得以低成本推广的机制——不能照搬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①——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生产，服务于大众，同时兼顾研制者或研制群体的个人权益。例如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相对于轿车来说，低档的农用车就是“中间技术”。农用车虽然在各种技术指标上都明显不如轿车，但是买得起、用得起，很受农民欢迎。我们欣喜地看到，农用车无论在外观上还是性能上都越来越好，但价格却并没有随之上涨。农用车行业的集中度不高，这既缩短了产销距离，又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跨国公司根本就不把农用车放在眼里，反而给农用车企业的发展留出了充足的空间。
①事实上，西方也在反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合理性。最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ebenmoglen发表了题为“自由软件和知识产权之死”的文章，就对知识产权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批评。见http：//old.law.columbia.edu/my-pubs/anarehism.himl.
第三就是怎样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的思路一直是鼓励竞争，倡导以个人利益作为核心动力构造新的科研体制，从而推动科技创新。但是这个思路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根本的问题是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都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这一思路。简单地说，在美国的大学或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年薪可以高达7万～8万美元甚至更多。那么中国的研究机构能否支付哪怕1/10水平的薪水呢？如果不能的话，合乎情理的结果便是最出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到美国工作，留下美国看不上的人在国内混饭吃。同样，通用汽车公司、imb公司、microsoft公司、杜邦公司们都可以用很高的薪水把中国冒出来的一流人才吸引到它们的实验室工作。这些公司之所以支付得起如此高昂的薪水，因为它们高科技产品在全世界行销，有无限庞大的市场和利润作后盾。而中国同类公司却只能龟缩在本国市场，甚至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跨国公司的挤压，越挤压利润越低，利润越低就越没有能力支付高薪水，最终被淘汰出市场。这就是企业竞争中的人才选择机制，也是促使企业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核心环节。
事实正是如此，十几年来大批智力精英流向欧美，客观上进一步增强了跨国公司的科技优势，削弱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在这方面，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名牌高校和科研机构感受最深。许多本科生一上大学就开始准备tofel、gre，万一本科阶段考不上，毕业以后继续努力，有的甚至放弃上研和工作机会一门心思上“托班”、“寄班”。中科院的各大院所也一样，导师纷纷抱怨学生心思不在研究课题上。事实上，首选出国、其次外企几乎已经成为“有抱负”学生的思维定势。《大学生》杂志曾发表文章说，高校新一代学生的留学心态已经由80年代前期的学成报国，转变为以留学为人生“寄托”。学生如此，教师和资深研究人员也一样。越是在本学科出名的学者，收到的访问邀请也就越多，很多就顺水推舟定居美国。二流的研究人员则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但是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和技术服务人员还是够格的。这样发展的结果是，科研队伍老化的老化，流失的流失，活力尽损。虽然表面上教授、研究员的数量迅猛增长，学术杂志也依然一期一期地照出不误，但大都缺乏真才实学，既无创见，也少实际内容，多是东拼西凑的浆糊作品，据此评出的则是福利教授、住房研究员——更何况评职称本身就是一门重要的关系学。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路不仅导致了精英人才的大面积流失，而且也使少数留下的精英人才难以发挥其才华。倒退100年，像爱迪生、爱因斯坦那样的发明家和科学家还可以单枪匹马地搞研究，今天再这样做就只能是低水平重复了。科学研究应该在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上做文章，这就需要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的协同攻关。但是，随着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利益单位越分越细，集中力量协同攻关的组织难度大大增加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科技个体户，在低水平上大量重复前人和别人做过的课题。然后请一批同行专家，开个鉴定会，好吃好喝好招待，于是“国际水平”诞生了，“国际领先水平”诞生了。但这种文字游戏究竟对于提高我国的科研实力，增强我国工业的竞争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多年来，我们一直喊要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是，大量的科技成果实际上只是银样蜡枪头，甚至有的一开始就注定只能为档案室增加负担，你让它怎么转化为生产力呢？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真有什么具有市场前景或提高生产效率的科技成果，还会不能转化成生产力吗？
遗憾的是，尽管这一思路实际上已经碰了壁，但是有人依然对此情有独钟，还在把科技人才的流失、科研水平的下降归结为待遇不够。最近吵吵嚷嚷的所谓“特聘教授制度”就是这一思路的继续。所谓“特聘教授制度”就是每名特聘教授在工资外每年享受10万元的岗位津贴，计划岗位总数约为300个～500个。10万元，在中国人看来也许不少，但与美国同等人才的收入水平相比，还不一定能到1/10。想凭区区10万元网罗一流人才，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希望这一流人才能像钱学森当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则更难实现。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正在这里，10万元不一定能激励少数特聘教授，却一定会沉重地打击中国数以万计的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乃至整个知识界已经少得可怜的国家意识。一个大国的科学技术的崛起，仅靠少到如此可怜的几位智力精英的、有合同期限的（5年）、有限度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据说，特聘基金是李嘉诚先生出的，不花财政部的钱，不会影响其他教授的待遇，何乐而不受呢？此言差矣。李先生的好意我们固可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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