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动笔写结束语时，窗外传来一阵阵球迷们的欢呼声。这是7月11日清晨，中国女足的姑娘们正在绿茵场上与美国队较量。连日来，女足姑娘们越战越勇，直扑冠军宝座而去，吸引了举国上下的目光，连许多老头子、老太太都铆足了劲儿等着看最后的冠亚军争夺战。这也引起了我的深思。本来，改成俱乐部制以后，足球应该不再成为爱国热情的倾注对象，而应该成为精湛球技，为球迷提供共同话语的载体。事实也的确如此，很多球迷不再专看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而越来越多地热心观看英国、意大利的甲a联赛，因为欧洲球队的表演的确胜我一筹。一些崇尚原子式个人主义和竞争理念的人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中国球迷的成熟。然而，这次女足赛事如此轰动却让人大跌眼镜，因为从球技水平来看，即使是女足的世界冠军赛也不一定有中国男足甲b水平高，看女足比赛不可能是冲着球技去的，只能是冲着中国队（甭管他男女）夺冠去的。看来，爱国热情并没有像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完全散失，她仍然深藏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底，只要找到适当的倾注对象和表达方式，仍然会随着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从现象层面看，腐败已成今日中华之大患，因此豆腐渣工程才会遍布神州大地。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思维逻辑，有权不用才是有病，有利不图就是守旧。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许多为中国开葯方的人才会一根筋地要取消公共权力，因为如果人人都是如此自私自利的话，凡是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必然就有腐败，有权力寻租。顺着这一思路，国有企业该完全私有化（或股份化），政府部门该统统撤销；最好连海关、税务都取消，最起码也得大幅度削弱关税和国内税，或者让有专业水准的外国专家来承包海关、税务；扩大内需就不能用公共工程的办法来解决，只能是降低利率。同样是基于这种判断，这些人最热烈地欢呼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理念，而对任何以国家民族长远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嗤之以鼻。本书也会理所当然地受到这些人的攻击。
我当然十分清楚腐败的严重性，然而，如果有人从腐败的严重性推论出“人是自私的”这样一个普遍命题的话，我就很难同意了。事实上，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并不是单个人好坏决定的，而是由社会风气决定的。社会风气好，小偷小摸都会感到后继无人；社会风气不好，好人都得跟着坏。有人嘲讽50年代的人是伪君子，90年代的人是真小人；真比伪好，因此90年代的风气比50年代好。这话貌似有理，实际上却漏掉了两种人，就是伪小人和真君子。在90年代的风气下，即使是内心正直的人也得学着点溜须拍马的技巧，要不然什么分房、长工资、评职称都轮不上，下岗、降薪却会找上门，甚至胡同里的傻小子们都会看不起你。这种人就叫伪小人；在50年代的风气下，正直善良的人感到扬眉吐气，做好事理直气壮，这叫真君子。加上这两种人后，上述所谓90年代的风气比50年代好的判断就会显得荒谬绝伦。事实上，50年代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而90年代却把好人变成坏人，你说哪个风气好？从哲学上讲，谈到“人的本质”，是指人所具有的共性。说“人的本质是善的”，这固然不对，因为只要有一个恶人就可以否定这个命题——恶人也是人，也具有人的共性。但说“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这也不对，因为只要有一个无私的人，比如雷锋，就可以否定这个命题——雷锋也是人。辩证地看，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当社会风气向善时，善的一面就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当社会风气向恶时，恶的一面也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非要说“人的本质”是什么的话，“人的本质”就应该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是人所具有的共性，这种共性就是“理性”。理性并不意味着原子化的自私，理性意味着人可以认识到人和社会的复杂的相互关系，认识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相互关系，认识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相互关系，而没有理性的动物则只能凭本能和眼前的刺激行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像目前这种只顾个人的、眼前的利益的腐败泛滥现象，是非理性的现象，是人们丧失对自身和社会复杂利益关系认识的表现，是人们找不到对公共利益关心方式的表现。因此，只要人们能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对自己长远利益有利的事，只要人们能感到个人的行为的确与公共利益相关，腐败现象就会从根本上受到遏制。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利益共同体。这种说法研究了美国大企业和政府的利益机制后认为，美国大企业和政府之所以能够有错必纠，活力十足，是因为其内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成员的相互制约和激励保证了共同体长远利益的实现。因此，中国国企改革也要注意能够在企业决策层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思路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在于，仅仅是企业层次形成利益共同体，还不足以使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以中国的弱势经济，必须在国家和企业两层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后才能有所作为。从根本上说，12亿中国人是个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五·八”事件后，高校学生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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