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服务等，将会带动本地企业与其竞争，共同提升中国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乐趣，引导人们进入新的消费领域。
不错，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也许很快就会随着“入世”成为现实。只是作者没有告诉我们，那时候中国老百姓到哪里去挣钱。当廉价的美国小麦、大豆、棉花、牛肉、雞肉、桔子、葡萄来到城市居民的餐桌上时，9亿农民却可能叫苦不迭。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农民们响应市场价格的召唤，纷纷投入了大量资金购苗、种，建温室和现代化雞舍，指望着收获季节能卖个好价钱，来归还拼凑起来的借款。这个热潮发展到今天，市场已经供过于求了。猪肉批发价5元钱1公斤，这个价格不要说发财致富，恐怕要是还了饲料、猪种的钱，能不能够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猪肉如此，其他农产品也都出现过剩。正因为如此，国家才要制订保护价，以免谷贱伤农。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廉价农产品来了。美国农业是石油农业，自然条件又好，可耕地辽阔，每年有1/3的农田休耕，人均农产量很高。在石油实际价格已经低于60年代廉价石油时代的情况下，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几乎全球无敌，它的出口农产品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量的近一半。可以预料，一旦美国农产品挤开中国市场大门，那么中国农民就有可能买不起油盐酱醋，更大量的农村人口将不得不流向城市。
那时候的城市又将怎样呢？大量的工厂企业将关门大吉。不错，中国汽车工业落后，上百个小厂敲敲打打搞汽车，是该淘汰——当然也别忘了这些小厂对就业做出的贡献。问题是谁去淘汰它们，是国内形成大型汽车集团呢？还是汽车工业整个被淘汰？如果是前者，那么至少与汽车生产相配套的橡胶、电子、机械各行业还仍然有订单，仍然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这正是所谓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意义。而如果是通用、丰田、奔驰来淘汰中国汽车工业，那么势必造成对城市各行各业的极大冲击，造成的失业将远比外国汽车销售网所能吸纳的就业要多。
这还仅仅是一个汽车业的情况。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连律师、会计、城市规划、电影院、快递服务等等都要占领，问题将更加严重。我们不得不担心，明天我们到哪里去挣钱？
目前，中国的城镇失业、下岗、待岗率合计已经相当高了。不知道那位作者有没有体验过下岗的滋味，当你看着市场上蔬菜、水果、鱼肉越来越便宜的时候，摸摸兜里却没有钱。也许这位作者很快就可以买到一辆小轿车，但如果若干年以后美联社接管新华社，紧接着记者大裁员；或者由于中国银行体系破产，存款变成废纸，这位作者也许就可能买不起汽油了。
一位汽车厂的老总告诉我，当1994年底吴仪走出“入关”谈判会议室，宣布谈判失败时，他的感觉是松了一口气。他说，不入也好，晚入比早入好，现在中国汽车厂商上百家，最大的桑塔纳产量也不过几十万，和通用、丰田这些年产量近千万的汽车厂怎么竞争？如果没有高额的保护关税，中国的汽车厂统统都得关门。那他投在生产线上的那么多贷款怎么还？那么多工人干什么？
老百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很简单的道理，要花钱先得挣钱。作为消费者，老百姓可能受益，作为生产者，老百姓可能跟着中国的企业一道失业。也就是说，“入世”给每一位中国人出了一道难题：要么享受跨国公司提供的质优价廉的服务和商品，但却失去工作；要么有工作可做，但只能暂时吃本国的水果，坐本国的质量不那么高的汽车。
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是知道每一位老百姓的双重身份的。他是在向“单纯的消费者”描绘这幅美妙图景，然而他紧接着的铺排却不时地把“单纯的消费者”混同于老百姓。这样一来，似乎只有企业的经理们才是生产者，才会以生产者身份关心企业的生存；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和跨国公司结成了同盟，以消费者的名义来共同挤压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了。这不是典型的误导吗？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每一个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即既要吃喝玩乐，又要有收入来源。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是生产者，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公务员是生产者，甚至食利者也是生产者。食利者的收入来源是银行利息或股票分红等，其收益的大小与银行和企业的经营状况息息相关。当银行经营不力，坏账如山，或企业亏损有加、负债累累，被迫破产时，食利者就当不成消费者了。因此，当我们考虑“入世”对自身的影响时，既要考虑到作为消费者能获得哪些好处，也要考虑到作为生产者会受到哪些损害。在这一点上，众多媒体的报道显然有失偏颇。媒体往往利用人们显而易见的消费者身份，把好处说成是每一个人的；又利用人们对自身生产者身份的忽略，把生产者孤立成少数企业家。这样，表面上“入世”的好处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害处却只有相对数量很少的企业家承担，而且这些企业家又已经被指责为落后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该被淘汰的。
但事实上，当这些企业被淘汰时，在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会被淘汰，靠这些企业上交税收养活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会被淘汰，靠企业支撑的养老金、大病统筹基金、失业保障基金会失去来源，市政设施、物价补贴也会失去来源。
很遗憾，许多媒体显然并没有考虑读者的双重身份，只是一味地向读者的消费者身份煽情。这表面上是为读者着想，实际上是把读者带进了一个短视的、非理性的思路中，准确地说是在误导读者。当然，对于这一点，有的媒体是不自觉的，他们是当了二传手，先被别人误导，又去误导别人。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到，工作比消费更重要。因此，我们经常会克制自己的消费慾望、享受慾望，为寻找并保持一份稳定的、收入不错的工作岗位，而长时间地学习，长时间地工作。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即使我们暂时吃得差一些。穿得差一些，但只要努力工作，日子总会慢慢好起米的。反之，那种讲吃讲穿游山逛水却没有工作的人，虽然可以作为消费者充分体验现代生活的乐趣，却总有一天会流落街头，体验历代乞丐的凄惨。一个人失去工作会成为乞丐，一个国家失去工作则会陷入动蕩和战乱的烽火硝烟中。
就在中国舆论为消费者主导，诉诸消费者利益时，美国舆论却为生产者所主导，诉诸生产者利益。中国越是补贴出口产业，美国国会和舆论界的意见就越大。因为美国舆论是遵循生产者逻辑的：对美国生产商有好处的，美国舆论欢迎；对美国生产商无好处的，美国舆论坚决抵制。按照美国人的流行观点，中国扩大对美国出口，美国消费者当然受益，但这减少了美国生产商的相应市场份额，减少了美国企业的利润，从而损害了美国利益。从根本上说，美国国会和政府不是消费者协会，而是生产商俱乐部，即过去所谓的垄断资本集团的代言人俱乐部。在生产者俱乐部的主导下，连普通美国人也不愿意购买廉价的外国商品。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瑞奇在5月20日《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58％的美国人同意对外贸易“对美国经济不好，因为廉价的进口货损害了工资”，只有32％的人同意“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利。”
消费者，竞争真好！
遗憾的是，这种误导却由来已久，十几年来不断地在向中国老百姓灌输。有人说话了：中国的汽车厂倒闭怎么啦？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谁让你落后呢？难道说为了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我作为消费者就得多掏腰包，就得忍受发动机的噪音，就得不断进维修铺吗？现在不是抵制日货的年代了，只要世界上有人卖，我有钱买，作为消费者，我当然得哪儿便宜哪儿买，哪儿质量好哪儿买。你不要用外国公司来吓唬我。如果外国公司能为我提供更好的服务，它不是比中国公司更好吗？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不断竞争，技术才能发展，商品才能更加物美价廉，社会才能进步。竞争真好！
这种逻辑我们都似曾相识，甚至非常熟悉。《中国经济时报》曾就新一轮彩电价格大战发表某记者的文章《来自竞争的“繁荣”》，就典型地表达了对竞争的无限赞美：
不久前，长虹总裁倪润峯宣布长虹彩电将降价50元～800元，这一决定在彩电行业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康佳”、“创维”、“熊猫”等也纷纷宣布降价，其中尤以“康佳”的反应最为强烈，其降幅高出长虹1倍，为100元～1500元。3年前彩电行业的大降价挤走了洋品牌，3年来价格大战又带来什么结果呢？
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无疑是赞成的，因为这次由长虹发起的价格战无疑将会大大增加所谓的“消费者剩余”。在彩电生产者中既有跟风者，也有因反对而坚持不降价者，这些立场是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但在我们看来，与1996年的降价相比，这次降价更有魅力，彩电生产者的不同反应实际上说明了“繁荣”的确“来自竞争”。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相对价格调节各种资源在各行各业以及行业内部的配置，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也即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其形式有破产、兼并等。通过竞争，不具备实力的生产者将退出竞争，留下来的生产者将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净福利的增加。虽然在短期内，本次降价还不会导致彩电厂商之间的兼并或重组，但这并不说明竞争的资源配置功能没有实现。其他厂商随后的降价行为说明，在降价之前，彩电生产的利润还是很丰厚的，降价之后，彩电生产也还是有利可图的。价格竞争将会给生产者们带来比以往更大的压力，迫使其采取多种手段降低成本，以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而且，对于彩电生产者来说，降价并不一定会导致“一损俱损”的结果，在当前宏观经济整体低迷的情况下，降价可以维持现有的市场规模，不越过企业盈亏平衡点的降价在适当的时候还可能会极大地激发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热情。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160元，是城镇居民的2/5左右，而据华夏证券研究所研究员胡建军的分析，在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就已为城镇居民的1/3，其人均纯收入与彩电的价格比已相当于城镇居民10年前出现彩电消费高峯时的水平。而到1997年末为止，每100户农村家庭的彩电拥有量仅为27.32台，城镇居民的拥有量虽然已达到100.48台，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80年代末购买的，急需更新。故我们认为，此次降价虽然会使一些企业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的财务困难，但是在将来经济转暖，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开始加速的时候，竞争所导致的成本降低将会使彩电市场容量急剧扩张。所以，适度竞争（即非恶性竞争）所带来的将是“一荣俱荣”的局面。
在此次降价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是对降价“说不”的生产者，如海信集团。价格战的强硬反对派海信集团的本钱之一是“零库存”管理；本钱之二是技术的差异性，其在国内独一无二的“绿色环保”电视2个月销售了10万多台；本钱之三是其所倡导的“知识服务”，让消费者在购买前更多地了解产品的性能，避免浪费性消费。在价格战中，康佳集团的应对策略则是一套“组合拳”，不单纯降价，而是在降价的同时还要提价，将适宜于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福临门”系列降价，而提升科技含量高的镜面电视和七彩小画仙等的价格。
这一群对价格战“说不”的生产者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市场细分战略，不再将降价作为其唯一的竞争战略，实现了竞争战略的根本性转变，走出了中国企业的认识误区。目前，大多数企业在竞争战略的选择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降价，以低成本来扩展市场。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这也许是行得通的，但在我国经济转入买方市场后，降价行为可能会引起恶性竞争。对于生产者来说，降价削弱了他们的积累能力，恶性竞争甚至会导致“一损俱损”的局面，引起市场混乱。所以，除了降低成本，使产品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之外，生产者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市场细分战略。在同一市场上，企业产品的持久竞争力在于其比其他企业的产品更“好”、更“特”，能够提供自己独到的价值，也即要具有技术上的优势，生产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对于彩电行业来讲，细分战略可能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次价格大战中，消费者无疑是最大的赢家，但生产者的反应不一，这说明我国的部分企业的竞争观念、竞争战略已开始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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