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弱，不知道自己弱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地方弱。速胜论和失败论是相反相成的，张瑞敏自己的回答就已经为失败论作好了铺垫：“3年。成败就在这3年。”张瑞敏的勇气固然可敬可佩，但是这种孤注一掷式的赌博心态却并不可取。
海尔倒了也许并不要紧，长虹倒了也许还没有关系，但如果它们都站不住的话，全国大多数企业，无论是国企、乡企还是私企、民企，就都将倒下，这就关系大了。张瑞敏抱这样一种赌博心态关系也许并不大，但全国各行各业的经理人都抱这样一种赌博心态关系就大了，因为后者实际上是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作赌博。
我尊重张瑞敏，衷心地祝愿张瑞敏走好，海尔集团走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过许多璀灿一时的企业家，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中都曾经一枝独秀，风云一时，从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到浙江海盐的步鑫生，从河北的马胜利，到天津的禹作敏，从郑州商战中杀出来的亚细亚，到跨洋收购秘鲁钢铁厂的首钢，但都只是各领风騒三五年。他们还来不及搞清楚自己是怎样成功的，就被媒体当作改革开放的样板炒作得飞上了天，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同样，还来不及从记者的包围中解脱出来，企业就垮台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瑞敏已经吸取了一部分教训，他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提到人的素质问题，提到“思想上最难的是克服骄傲自大，认为我在国内干得不错了，就无所不能了”。但是，当他总结海尔成功的经验，只强调企业自身的拼搏精神，只强调质量和管理的严格时，他或许只是在企业运作的狭小空间里就事论事。海尔的成功固然首先归功于张瑞敏和海尔人的拼搏努力，但是也别忘记了，在海尔成长的路上，一直有着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照。正是由于高关税的存在，德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跨国公司才要到中国来设厂；正是由于中国要求跨国公司转让技术，规定跨国公司的控股比例，才有海尔的渐渐独立；也正是由于关税保护，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受到一定限制，海尔才能在有保护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海尔如此，长虹何尝不如此呢。在1996年以前，进口彩电的关税高达60％～65％以上，国产彩电的竞争正是在高关税保护下展开的，长虹也是在高关税保护下的竞争中崛起的，它才有实力发动价格战。从当年4月1日起，进口彩电关税降至50％，长虹又有了发动新一轮价格大战的必要。而今，更大幅度的关税削减在即，长虹不得不发起第三轮价格战。但是这一轮，可能连长虹也在内出血，它的好几个对手已经不敢应战了。长虹的行动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它必须要适应大幅度削减关税的现实。我们不太能理解的是，当长虹这样一个有前途的企业正需要大力积累资金的时候，它的利润却被迫一轮轮减少，真不知道它何以迎接索尼和松下的挑战。
从张瑞敏提出“海尔的国际化”到“国际化的海尔”来看，许多中国企业家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自身企业得以成长的外部条件。商场不是赛场，商场是战场。要在商战中获胜，必须要进可攻退可守，要有大本营和根据地。如果中国冰箱市场的大本营被“入世”以后的跨国公司占领，那么海尔以弱小之势能否在美国市场立足就会成为一个商界的哥德巴赫猜想。所以，“海尔的国际化”也好，“国际化的海尔”也罢，我想我们的企业家大可不必像经济学界的某些风云人物一样，那么在意新概念的发明权，还是踏踏实实地扬长避短，准备打一场持久战的好。
速胜论也罢，失败论也好，中国企业界惶恐不安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到底如何，这些企业领导人心里最清楚，与企业关系最密切的各有关产业部门和协会也很清楚。遗憾的是，在中国，某些经济学家为了论证“人世”的合理性，硬是打肿脸充胖子，说中国企业已经作好迎接“入世”的准备了。也许，当中国企业全部破产或被兼并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在美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定居了。
如果明白了国内国际的竞争形势，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那些崇尚自由竞争理念的学者实际上恰恰在做相反的事情，即引进外国垄断来扼杀正在繁荣起来的国内竞争。
增加就业，还是引进失业？
199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某博士《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详细技术分析》一文。文中说，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加入wto将使我国的gdp增加2.9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将增加2000多亿元的产值和几百万人就业。
是哪些专家测算的呢？上海《解放日报》提供了出处：“值得注意的是，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洲银行计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可使gdp增加2.94个百分点，而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以新增加400万个就业机会，这对于解决我国就业问题，也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这是该报就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举行座谈会发的稿。据称，这个座谈会就朱镕基总理访美的背景、意义，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谈判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为“入世”鼓与呼的报纸、杂志，都引用这一数据来解除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如果是这样，那么至少工人们应该支持“入世”。
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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