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万一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洲银行的计算失误，怎么办？就算这两个机构聚集了一批专家，但是这两个机构并不是中国人的机构，并不需要对计算失误的后果承担责任。一旦出现相反的结果，大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加剧动蕩，这两个机构最多只会说一声：“对不起，我们计算模型有误。而且，我们的计算结果并无影响中国‘入世’决策的意思，你们相信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到那时，中国的失业工人到哪里去讨说法呢？哪里去弄饭吃呢？是找美国专家？还是找那些随声附和的中国专家？他们给饭吃吗？
事实上，外国专家也有估计“入世”将给中国带来大量失业的。4月20日，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在华尔街杂志撰文指出，根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评估，按照中国的让步，在应受保护的农工产品上放开，将导致增加失业工人1100万，而相关产品的出口将锐减3成；不过，数年后，劳动及资本市场将再度充满生命力。
按前一种说法，gdp增长2.94％，每个百分点可新增就业机会400万计算，“入世”可新增就业机会1176万；按后一种说法，则会增加失业1100万。不同研究机构和专家的结论相差竟然如此之大，我们究竟该信谁的呢？按照利益原则推定，拉迪本来应该是支持中国“入世”的。拉迪所在的布鲁金斯研究所是华盛顿的高级智囊库，捍卫美国利益立场是绝对坚定的。他也的确责怪“克林顿一脚踢开和中国做一桩wto大买卖”的好机会。他说，“经过13年加入wto的蜗牛式谈判后，中国给克林顿当局带来了只能被形容为激动人心的贸易自由化交易。不幸的是，这些让步在朱镕基总理到达华盛顿以前刚刚达成，总统还来不及充分评估朱先生方案的压倒一切的巨大利益，拒绝了这笔交易”。按照中国某些学者的习惯思维，既然支持中国“入世”，就应该说“入世”不但有利于美国，而且有利于中国，不但长远有利，短期也不坏。例如，上海召开的这个专家座谈会就认为，“可以想见，中国一旦加入世贸组织，也将极大地促进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为美国人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总之，中国‘入世’，在贸易上来说，对中美双方将会是个‘双赢’的结局”。那么，拉迪不知道他公布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预测结果会引起中国人对“入世”的担心，或者增强中国方面继续让步的难度吗？
拉迪自然是知道的，他只是提醒华盛顿人士要掌握分寸，中国的让步已经够激动人心的了，由此中国已经会产生大量失业了，差不多就签吧。得寸进尺，势必夜长梦多。外国专家各有各的意图，各有各的模型，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国专家不加思考地加以引证。经济学是学派最多，意见最不统一的学科。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都是直接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事情，在经济学家们貌似科学公允的立场背后常常隐藏着重大的利益背景。若干年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以科学的名义给俄罗斯设计了一个“休克疗法”，其结果是俄罗斯从此沦落为带着核武器沿街乞讨的叫花子。迷信外国专家的某些国产经济学家（中国组装，其“芯片”和“主板”均由美国制造）至今仍然相信俄罗斯只是“暂时休克”，他们欢呼俄罗斯经济的每一线微弱的回弹，并把这说成是复苏的征兆，却闭口不提俄罗斯一路跌向深渊的重大现实。在俄罗斯，盖达尔之流的经济学家今天已经臭了大街；在中国，事实上，某些经济学家们的所作所为也已经引起了普通人的注意。
因此，对于中国“入世”以后究竟是增加就业还是增加失业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不能听信外国专家的预测，也不能听信某些“靠嘴赚钱”的经济学家，更不能听信那些把自己的意见悄悄地隐蔽在外国专家估计背后的中国专家，这些人一面误导中国公众，一面却连责任都不敢承担，比盖达尔更隂损、更怯懦、更下流。窃以为，那些拿着福特基金，一心想当美国人跟班的经济学家，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谈论中国的事情。
中国的失业问题现在已经比较严峻了。到1997年末，中国下岗职工总数已达1151万人。同时，当年末城镇社会登记失业人口570万，社会登记失业率3.1％。实际失业率与实际失业人数均达1992年以来的最高点。由于资源枯竭以及部分产业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等原因，局部区域的实际失业率还要高很多。另外，每年尚有约3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向非农产业转移。1998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了22.5％，但绝对数仍然很大，此外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仍有571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仍为3.1％。特别是局部区域的就业形势没有缓解，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下岗职工人数占全国总数的1/4。这还仅仅是城镇的失业和下岗人数，如果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不足，则总失业量可能会更高。经济学家冯兰瑞做过一个计算：“九五”时期，城镇新增劳动力5400万人，同期仅有就业岗位3800万人，1600万即为新增劳动力的失业；国企改革还将产生1500万下岗职工，加上现有的下岗人员，则总计下岗将达到3000万；农村新增劳动力加上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为2.14亿人，只能消化7700万人，尚有1.37亿富余劳动力；因此，到“九五”末期，我国失业人口将为1.83亿（含正式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供给总量是6.586亿，失业率将达到27.8％，也就是说，每4个人就有1个人失业。只要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则不同计算口径对失业率的估计相差都不大，约在1/5到1/4强之间。实际上，1998年下岗职工人数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城市失业率转移为农村失业率了。各大城市为了减轻下岗职工带来的压力，不约而同地向那些社会地位更加低的农民工开刀，要求各企业优先雇佣下岗职工，解雇农民工，从而使已经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被迫回到小块土地上，使农村人口的净收入下降，加剧了农村市场的萎缩。
由于1997年特别强调减员增效，这一年下岗职工急剧增多，到年底时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从那时起，减员增效这一口号就从报纸的通栏标题中消失了。相反，以种种行政指令和优惠的税收及其他措施要求各企业安排下岗人员的消息却频频见诸报端，这事实上是要求“增员减效”。从“减员增效”到“增员减效”，1年之内政策措施变化幅度如此之大，的确令人十分惊讶。事实上，早在“减员增效”方针实施以前，各地方、各部门就已经就“减员增效”开展过广泛的讨论，当时就有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尽管争论双方都同意裁减职工，但是，有的着眼于保护工人利益，强调公平，提倡“先挖渠，后放水”，即先为工人找到新的岗位，例如开办服务社、小店等，然后再让工人下岗；有的则着眼于保护资方利益，强调效率，提倡“水到渠成”，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裁员再说，下了岗的职工自己会找到工作的（即形成“渠”）。在实际执行中，由于裁员引起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复杂，大部分企业都采取了第一种方案，故减员幅度缓慢，进展不力；但这也因此给最早大幅度裁员的部分企业和单位留出了回旋余地。于是，一时间，这些率先裁员的企业成了榜样，社会舆论也误以为真的可以做到既大幅度裁员，又不至于形成巨大社会压力。这样，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减员增效”，下决心争取“水到渠成”成为一个趋势。但是，结果很快就明朗了，各企业裁员裁出来的“水”并没有“渠”可流；相反，全国下岗职工大水漫流。于是，中央赶紧进行了政策调整。
经过1998年的努力，大部分下岗职工总算有了极为微薄的基本生活费，一部分职工还重新找到了工作（当然这包括辞退农民工）。这样，由1997年下岗潮引起的社会问题才暂时得以缓解。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到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的裁员压力会越来越大，直至政府决策部门不得不面临在裁员和稳定、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痛苦抉择的局面呢？
这就不能不联系到1992年以来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事实上，80年代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相当不错，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均迅速增长，亏损面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的增长也都较快。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柱，还承担着大量社会公益性义务，与“三资”企业及乡镇企业相比存在着非常不平等的税赋环境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直良好，根本就不存在就业与效率两者不可得兼的局面。而且，这一成绩是在80年代初期十分困难的起点上取得的。当时，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洋跃进”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压力，有数千万知青返城后没有工作，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中央坚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通过加强技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冶金、机械、建材行业均蓬勃发展，还培育出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和社会失业困难，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也从1981年的22％下降为1985年的9％，减亏面积达到59％。正是在80年代国有企业蒸蒸日上的前提下，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得以享受各种优惠待遇；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全国城乡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排浪式消费，产品供不应求，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经济增长强劲；同样是在这一前提下，改革开放的路线才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
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首先是前30年长期高积累所形成的雄厚的重工业基础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央政府充分注意保护民族工业的结果，当然，也有开放带来的示范效应。当时我们虽然强调开放，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对外经济政策一直是很谨慎的。80年代引进外资以间接投资——即借债为主，即使引进直接投资，也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合资企业还以中小企业为主，数量也较少，占领、控制中国市场的能力较弱。政府合资企业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常常要求外资方转让技术。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起到了适度竞争激励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的技改和产业投资效益良好，成功培育了大批新兴产业并吸收数千万知青就业。由此可见，从政策角度看，80年代我国经济成就的取得，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实行了一种“以我为主”、有保护地渐进开放的政策。但是，在90年代初期的反思中，人们却把80年代的成就片面地归结为改革开放的结果，市场经济的结果，没注意到改革得以进行的前30年的建设成就，没注意到开放得以进行的广泛保护的存在，更没注意到在80年代在宏观上调节着市场的计划的作用，一味地强调改革，一味地强调开放，一味地强调市场化，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这样，势必离开事物的辩证法，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实践中则不可避免地要栽跟头。
事实上，90年代初期的“三角债”现象本身已经是市场盲目性的结果。那时，中国的企业已经尝到了在市场规则的驱动下大规模上项目的后果，第一回遇到了市场疲软、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前提下，注入资金，扩大需求，鼓励国内企业兼并和适度破产，以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技术更新，而不是在已经过剩的市场上引进洋重复来挤土重复，让外资来剥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1992年以后，引进外资成为一种狂热。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给予优惠政策，“三减两免”都嫌不够，只要招来外商引来外资，中间人就可以坐地提成，就会被当地吹捧为“能人”。一时间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区级、乡级开发区遍地开花，大片大片良田被围圈起来，无数资金投向“五通一平”，“七通一平”，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成为银行坏账的主要来源之一。更有甚者，各级政府和媒体均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和投资额，当成衡量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小的标志。而引进外资的方式也从80年代的间接投资为主变为直接投资为主。仅从1992年到1995年的短短3年中，外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猛增了5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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