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到1993年，利用外资数量急剧增长，从192亿美元跃升至390亿美元，至1995年更增至481亿美元。而且巨型跨国公司的投资猛增，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福特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日本松下电器、三菱重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荷兰飞利浦公司等一大批世界前500强的跨国公司纷纷登陆中国。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型项目明显增加，投资区域从沿海向内地进一步扩展，从而对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经济的骨干部分构成了沉重打击。到1996年时，外资已经主导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像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讯设备的100％，其他如软饮料业、啤酒业、橡胶业、制葯业等行业的情况更加严重。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行业落入外资控制之下，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国有企业今天的严重困境，实际上是洋重复挤垮了土重复，外资打败了内资。与1988年相比较，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下降了64％，亏损额却增加了9.7倍，亏损面上升了358％，亏损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上升了12.8倍。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1998年又遭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国有企业的效益进一步急剧滑坡，拖欠银行的不良债权也越积越多。正是在盈利减少、亏损增加、国有企业面临大面积破产的情况下，“减员增效”才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出台了。
由此可见，9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工人失业、企业破产、银行坏账累累的形势，正是各地竞相引进外资，以至外资企业全面占领中国市场、打垮中国企业的必然结果，正是开放时不注意保护的结果。
诚然，引进外资也会带来就业机会，但是，由于外资企业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开设的外资企业技术含量高，它们所吸纳的就业量远远不如被它们挤垮的中国企业带来的失业多。因此，跨国公司投资中国虽然减少了它们本国工人的就业机会，但它们并没有增加中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反而大量地造成了中国工人的失业。事实上，随着跨国公司统治全球的时代的到来，世界上也许将只有20％的人能找到工作，这部分人就是在跨国公司及其相关公司里就业的人，其他所有人将会统统失业。“20：80”概念恰恰是西方世界的精英提出来的。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等，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21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简化为“20：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即启用有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没有劳动岗位。未来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间等级。这就是所谓“全球化陷阱”。①
①［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合着，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从这个意义上，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甚至所谓高技术民营企业出现的危机，正是中国一步步落入“全球化陷阱”的生动写照。
更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中国经济仍然在增长，甚至在高速增长，但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增长。很多经济界的人士常常对这种现象困惑不解（有的人是故作困惑）：为什么经济增长伴随着严重的下岗浪潮和需求萎缩？为什么宏观乐观、微观悲观？这都是西方经典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于是有人怀疑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可靠性，有人则力图牵强附会地把宏观与微观区别开来，以削足适履地维护自己的思维定式。如果把外资打败内资的因素考虑进去，问题就会一目了然，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外资带动的增长，是外资的增长，因此，内外不分的增长指标就会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感受相脱离，也会与常常是孤立地考虑一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相脱离。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还要维持下去，只有一个办法，不断贷款，贷款发工资，贷款购买原材料，贷款迎接价格战，当然还要想办法“减员增效”，从而把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逐一拖下水。这实际上意味着内资被击败的后果向整个经济体系转移，向每一本银行存折转移，向每一位普通劳动者转移。这固然能拖延国民经济崩溃的时间，同时却会使崩溃来得更加彻底、更加猛烈。
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这才是中国经济“承受力增强”的真实内幕。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以为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搏击的资格和能力，不顾一切地投入所谓“全球化”的怀抱，则无疑是跑步迎接死神的降临。
这绝不是纸上谈兵式的演绎，而是正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生的现实。1995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前，墨西哥的舆论认为，这不但能让墨西哥人买到更便宜的美国货，而且能使墨西哥的商品畅通无阻地进入北美市场，从而促进就业的增长。然而，墨西哥人想错了，到1996年时，墨西哥的真实失业率达到49％，两年新增失业人口达200多万。有趣的是，正是这2年却被伦敦《金融时报》称为“快速经济恢复”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虽然墨西哥对美的纺织品出口迅速增长，但美国公司挤垮了墨西哥的大部分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企业，新增失业人数远远超过新增就业人数。由于失业大军在企业门口流浪，无论是墨西哥本地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可以将工资压到最低限度，从而使墨西哥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他们固然可以买到更廉价的商品，但口袋里却没钱了。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中美互免商品关税，相互给予对方公司国民待遇。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很平等友好的通商规则，是一张帮助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的入场券。但是，由于中美双方的竞争力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美国公司有实力随意在中国设厂，而中国有几家公司有能力把船开进密西西比河？因此这个规则实质上是集1840年以来不平等条约之大成的卖国条约。那时美国商品的价格仅为中国同类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中国民族企业根本不是美国公司的对手，纷纷破产。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地，工厂倒闭达27000余家，到1948年初，天津工厂已倒闭70％～80％。中国老百姓固然可以买到便宜的美国货了，却失去了收入来源。可以说，正是这个《友好通商条约》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亡覆。
这样看来，拉迪所引用的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计还有点现实感。拉迪不够老实的地方在于，他给中国人画了一个几年以后的“馅饼”：“数年后，劳动及资本市场将再度充满生命力。”当然，如果把这个“馅饼”解剖开来，也有若干真实性。在美国老板看来，墨西哥今天的劳动和资本市场就是充满生命力的，美国公司可以用最低廉的价格雇佣到受过一定教育的墨西哥人，增强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当然是充满活力的。只是有一个前提：墨西哥人失去了最基本的医疗、教育、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险，有工作的时候可以吃饱肚子，没工作的时候只好贫病而死，或铤而走险。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老祖宗之一萨伊描述过的“工资铁律”：“当……需求落后于可以得到工作的人数时，他们的收入下降到这个（工人）阶级维持他们家庭成员生活所必需的费用之下。大部分背有孩子和疾病负担的家庭毁灭了；从那时起，劳动力供给下降，而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其价格就上升。”这也就是说，墨西哥将回到18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
当保护落后就是保护自己时
本来，经济竞争和生存竞争是一样残酷的、双重性的，既有日益占据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大集团、巨型跨国公司，也有大量被淘汰的中小企业和被淘汰的职工。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和舆论界渐渐地营造了一个“竞争真好”的神话，认为竞争不仅有利于胜利者，也有利于失败者。
这种强权话语成为流行思维以后，一些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以全社会利益的名义对“落后”者实行毫不留情的淘汰政策。比如北京淘汰“面的”就是这样，本来“面的”司机盘算着一辆“面的”开8年，才能在收回成本之外有誘人的利润可赚。但是突然一道指令下来，限令淘汰。这样，“面的”司机赚钱的梦想顿成泡影，几年的辛苦费就地搭进去不说，有的甚至连借来买车的钱都还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凑钱再买车，指望着用新车来还钱，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不仅如此，“面的”司机还有苦无处诉，谁叫自己“落后”呢？“落后就该被淘汰”，理该如此，自认倒霉吧。
但是，这里有三个重大问题。
其一，“落后就该被淘汰”，这是动物界的生存竞争法则，不应该是人类的生存法则。我们不是一直认为自己是文明社会吗？文明社会就应该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和尊严为本，而不能以“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的规则为本，不能让“弱肉强食”的规则在人类社会合法化。如果不这样，那么北约打南斯拉夫，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就都符合这种“弱肉强食”的逻辑。如果谁弱谁就该挨打，谁弱谁就得听强者的话，则正义何在，公理何在，人权何在，自由何在，文明何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是公理和强权的较量史，是人权和金权的较量史，是多数人的自由和少数人的自由的较量史，正是有了反抗弱肉强食的力量存在，才有人类文明的进展。不能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弱肉强食的力量、野蛮的力量占了主导地位，正义和文明的力量处于弱势。但这并不等于说正义和文明的力量只有束手就擒，所有人都必须放弃良心和道德，都只能匍匐在强权的脚下，只能听任跨国公司[shǔn]吸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财富，听任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世界的每一寸土地。只能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正义和文明的呼唤将更加强烈，更加迫切，也更加艰难，为正义和文明事业奋斗的力量将更加需要自觉的理论和强大的信念而已。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千百万人自觉地投身到对正义和文明事业的不懈奋斗中来，才会有人类前进的希望和出路。否则，出于追逐利润而日新月异的技术只能加速人类灭亡的到来。现实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合理的，不一定是现实的。如果把现实混同于合理，则人类就将丧失分辨是非的能力，丧失真正进步的可能。
其二，“落后就该被淘汰”这一论断体现出对人的生命和权利的漠视。如果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或某一阶层和团体被贴上“落后”的标签，则这一部分人就被认为是阻碍了技术和社会的进步，就会丧失了生存的理由。如此，则哥伦布屠杀印第安人，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屠杀美洲大陆的土著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就都可以用“先进淘汰落后”的逻辑证明其合理性；如此，则工人的权利被漠视，农民的权利受侵犯，就都有了合理性；如此，则中华民族被淘汰也得到了合理性；如此，则美国人就有理由以先进技术的代表者的身份统治世界，屠杀和奴役世界各族人民。
其三，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经济从整体上来说的确还落后于发达国家，按照“落后就该被淘汰”的逻辑，“机制落后”的国有企业当然在被淘汰之列；“机制灵活”却缺乏资金、技术、规模的乡镇企业也在被淘汰之列，能够留下来的只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跨国公司的中国分厂。这样，就符合经济规律和国际分工体系原则了，但中国的独立强大之梦也就成了泡影，即中国被淘汰了。我们应该接受这种分工吗？应该接受被淘汰的现实吗？
不知道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和某些媒体在娴熟地将“淘汰”逻辑灌输到公众头脑中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在被淘汰之列。今天这些奉新自由主义教条圭臬的经济学家们继续能在美国学术界、政界中博得喝彩，那是因为他们在帮助美国淘汰中国，一旦中国被淘汰完毕，他们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到了被淘汰的时候了。
不知者不罪。然而，那些自觉帮助美国淘汰中国的经济学家真的是竞争神话的忠实信徒，以至自己成了被淘汰者还大呼痛快？中国的公众应该跟着这拨一门心思淘汰中国的学者齐呼痛快吗？中国的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应该承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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