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此朱传间用三家之证也，锡瑞案郑笺所以间用三家者，当时三家通行，毛不通行，故郑君注礼时，尚未得见毛传，盖郑见毛传后，以为孤学恐致亡佚，故作笺以表明，有不惬于心者，间采三家裨其义，不明称三家说者，正以三家通行，人人皆知之故，郑樵曰，当郑氏笺诗，三家俱存，故郑氏虽解释经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学者既习诗，则三家之诗，不容不知也，后世三家既亡，学者惟见其改字，而不见诗学之所由异，此郑氏之所以获讥也，其后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经典释文之说，此郑君所不及料者，郑精三礼，以礼解诗，颇多纡曲，不得诗人之旨，魏源尝摘其失，如亦既觏止，引男女之构精，言从之迈，殉古人于泉坏，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为非人，除墙茨之淫昏，反违礼而害国，颂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党，瞻乌爰止，则教民以贰上，昊天为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王后与世子偕行，阎妻厉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毁室，诛周公之党与，屦五纟委双，数羲襄之姆傅，此郑笺之未尽善也，朱传所以间用三家者，亦以毛郑不惬于心，间采三家裨补其义，据王应麟诗考云，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则其采辑三家，实由朱子集传启之，后来范家相马国翰，更加摭拾，至陈乔枞益详，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导，攻朱者不顾朱义有义，并其本于三家者，亦攻?之，过矣，朱子作白鹿洞赋，用青衿伤学校语，门人问之，曰，古序亦不可废，是朱子作集传，不过自成一家之说，后人尊朱，遂废注疏，亦朱子所不及料者，郑笺之失，在以礼解诗，朱传之失，则在以理解诗，其失不同，皆不得诗人之旨，黄震谓晦?先生尽去美刺，探求古始，虽东莱先生不能无疑，陈傅良谓窃所未安，是朱传在当时人已疑之，元延?科举条制诗用朱传，明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本提要，近陈启源等乃?朱申毛，疏证详明，一一有本，本提要，此朱传之未尽善也，然则学者治诗，以何书为主乎，曰三家既亡，毛又简略，治诗者不得不以唐人正义为本，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本提要，虽或过于护郑，且有强毛合郑之处，而名物训诂，极其该洽，远胜周易尚书疏之空疏，朱子集传，名物训诂，亦多本于孔疏，学者能通其说，不仅为治毛诗之用，且可以通群经，至于近人之书，则以陈奂诗毛氏传疏，能专为毛氏一家之学，在陈启源马瑞辰胡承珙之上。陈疏惟合明堂路寝为一，非是，钟文?尝，诋为新奇缪戾，陈乔枞鲁诗遗说考，齐诗遗说考，韩诗遗说考，能兼考鲁齐韩三家之遗，比王应麟范家相马国翰为详，学者先观二书，可以得古诗之大义矣，陈氏于三家少发明，魏源发明三家，未能篇守古义，且多武断。
论孔子删诗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难尽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
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案史公说本鲁诗，为西汉最初之义，云始于衽席，正与读春秋历谱牒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案史公说本鲁诗，为西汉最初之义，云始于衽席，正与读春秋历谱牒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相合，可知关雎实是刺诗，而无妨于列正风，冠篇首矣，云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可知四始实孔子所定，而非周公所定，且并非周初所有矣，云三百五篇，可知孔子所定之诗，止有此数，不得如毛郑增入笙诗六篇，而陆孔遂以为三百十一篇矣，云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可知三百五篇，无淫邪之诗在内，不得如朱子以为淫人自作，而王柏妄删郑卫矣，孔子删诗之说，孔颖达已疑之，谓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者，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惟欧阳修以迁说为然，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近人朱彝尊赵翼崔述李?皆力辩删诗之非，惟赵坦用史公之说，曰，删诗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复焉尔，今试举群经诸子所引诗，不见于三百篇者一证之，如大戴礼用兵篇引诗云，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棱德不塞，嗣武丁孙子，今小雅之鱼藻蓼莪商颂之玄鸟等篇辞句有相似者，左传襄八年引诗云，兆云询多，职竞作罗，今小雅之小?篇句有相似者，荀子臣道篇引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与今唐风扬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类，复见叠出，疑皆为孔子所删也，若夫河水即沔水，新宫即斯干，昔人论说有足取者，然则史迁所云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直千古不易之论，王崧亦为之说曰，史记之收缪误固多，皆有因而然，从无凿空妄说者，考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云云，史记所谓古诗三千余篇者，盖太师所采之数，迨比其音律?于天子，不过三百余篇，何以知之，采诗非徒存其辞，乃用以为乐章也，音律之不协者弃之，即协者尚多，而此三百余篇，于用已足，其余但存之太史，以备所用之或阙，诗三百，诵诗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综计其数者，盖古诗不止三百五篇，东迁以后，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无与于弦歌之用，孔子自卫反鲁而正乐，?订汰黜，定为此数，以教门人，于是授受不绝，设无孔子，则此三百五篇，亦胥归泯灭矣，故世所传之逸诗，有太师比音律时所弃者，有孔子正乐时所削者，所采既多，其原作流传诵习，后人得以引之，是则古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乃太师所为，司马迁传闻孔子正乐时，于诗尝有所删除，而遂以归之孔子，此其属辞之未密，或文字有脱误耳，然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知非独取其辞意已，魏源又引三家异文证之曰，今所奉为正经章句者，毛诗耳，而孔疏谓毛诗经文与三家异者，动以百数，故崔灵恩载般颂末，三家有于绎思一语，而毛无之，后汉陈忠疏引诗云，以雅以南，?任朱离，注谓出齐鲁诗，而毛无之，韩诗北宋尚存，见于御览，乃刘安世述雨无正，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语，而毛无之，至选注引韩诗经文，有万人??，仰天告?二语，郑司农周礼注述三家诗云，敕尔瞽，率尔众，工奏尔悲诵，则今并不得其何篇，使不知为三家经文，必谓夫子笔削之遗无疑矣，至若缁衣左传引都人士首章，而郑君服虔之注，并以为逸诗，孔疏谓韩诗见存，实无首章，然贾谊新书等齐篇引诗曰，狐裘黄裳，万民之望，是鲁诗有都人士首章，而韩逸之也，左传引诗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颂之异文，而杜注以为逸诗，是皆但据毛诗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为逸，犹韩以毛所有为逸，果孰为夫子所删之本耶，是逸诗之不尽为逸，有如斯者，推之韩诗，常棣作夫移，齐诗还作营，韦昭谓鸠飞即小宛，河水即沔水，是逸篇不尽逸，有如斯者，再推之，则左传澶渊之会引诗云，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乃抑篇之歧句，荀子臣道篇引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坊记引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缁衣引诗云，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汉书引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乌知匪扬之水小弁节南山六月之文，而谓皆删章删句删字之余耶，魏说主不删诗，而可证史记去其重之义，故节取之，案诗三百五篇，已不能尽通其义，更何暇求三百五篇之外，删诗之说，逸诗之名，学者宜姑置之，但求通其所能通者可也。
《三礼》
论汉初无三礼之名仪礼在当时但称礼经今注疏本仪礼大题非郑君目名其学
三礼之名，起，于汉末，在汉初但曰礼而已，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其后礼记之名，为四十九篇之所夺，乃以十七篇之礼经，别称仪礼，又以周官经为周礼，合称三礼，盖以郑君并注三书，后世盛行郑注，于是三书有三礼之名，非汉初之所有也，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据史记高堂生所传士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是史公所云礼，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刘敞曰，七十当作十七。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二篇，周官经六篇，据汉书经十七篇，即今十七篇之仪礼，古经五十六篇，则合逸礼言之，记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礼记在内，明堂阴阳，今明堂位月令在内，中庸说即今礼记之中庸，而志皆不称经，周官经别附于后，是班氏所云经，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刘敞曰，读当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孔氏则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篇当作与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礼记奔丧正义曰，郑云逸礼者，汉书艺文志云，汉与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今仪礼正同，其余四十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其投?礼，亦此类也，又六艺谕云，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孔子壁中得古文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前同而字多异，孔疏引汉志云，十七篇可证今本之误，与刘氏说正合，而云古文礼五十七篇，其余四十篇，则又误多一篇，与汉志云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数不合，古云篇卷有同有异，此则五十六卷即五十六篇，盖篇卷相同者，礼记正义序引六艺论，作古文礼凡五十六篇，不误，下云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说尤详明，下又云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盖孔颖达推论之辞，诸家辑本，皆不以为郑君之谕，丁晏仪礼释注叙，据此以为仪礼大题，疑郑君自名其学，非也。
论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礼记甚明无小戴删大戴之说
礼记正义序又引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又引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礼记甚明，近人推阐郑义者，陈寿祺左海经辨为最晰，其说曰，寿祺案二戴所传记，汉志不别出，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也，乐记正义引别录有礼记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传，则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盖别录兼戴诸家之本，视汉志为详矣，经典释文序录引陈邵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邵言微误，隋书经籍志，因傅会谓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马融足月令明堂位乐记为四十九篇，休宁戴东原辨之曰，孔颖达义疏，于乐记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桥玄传，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刘桥所见篇数，已为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学于融，其六艺论亦但曰，戴圣传记四十九篇，作隋书者，徒谓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遂聊归之融耳，寿祺案乔仁师小戴，后汉书谓从同郡戴学亦误，又曹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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