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牲，哀之获诸侯，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诛绝，不免于春秋之贬黜者，多矣，何尝真王鲁哉，刘氏谓黜周王鲁，非真，正明其为假借之义，陈澧乃诋之曰，言黜周王鲁非真，然则春秋作伪欤，不知为假借，而疑为作伪，盖春秋是专门之学，陈氏于春秋非专门，不足以知圣人微言也。
论春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在尊王攘夷而不尽在尊王攘夷
董子曰，其旨数千，即孟子所引其义则丘窃取者，以春秋万六千余字，而其旨以千数，则必有两义并行而不相悖，二意兼用而?相成者，自非专门之学，则但其显而不见其隐，知其浅而不知其深，圣人之书，广大精微，仁者见仁，知得其一解，已足立义，亦无背于圣人之旨也，特患习于所见，而蔽所不见，但见其义之显而浅者，而于其义之隐而深者，素所不解，遂诳而不信，或?目扼腕以争之，则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春秋之义旨，既如此之多，必非据事直，书而论者，以为止于据事直书，且必非止惩恶劝善，而论者，以为止于惩恶劝善，微言大义，既已ウ而不章，宋儒孙复胡安国之徒，其解春秋又专言尊王攘夷，不知春秋有尊王之义，而义不止于尊王，有攘夷之义，而义不止于攘夷，既言尊王，又有黜周王鲁之义，似相反矣，而春秋为后王立法，必不专崇当代之王，似相反，实非相反也，既言攘夷矣，又有夷狄进至于爵之义，似相反矣，而圣人欲天下大同，必渐推渐广，远近若一，似相反，亦非相反也，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曰，王者无敌，莫敢当也，疏云，春秋之义，?鲁为王，而使旧王无敌者，见任为王，宁可会夺，正可时时内鲁见义而已，陈澧遂据此传，谓既以周为王者无敌，必无黜周王鲁之说，此疏正可以?黜周之说，不知疏明言春秋王鲁，不夺旧王，是春秋尊王之义，与王鲁之义，本可并行不悖也，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孟子召陵，公羊传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贴荆，以此为王者之事，解诂曰，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为之，故云尔，后人多据此传，以为春秋攘夷之证，不知解诂明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僖公当所传闻世，而渐近于所闻，故有合于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若至所见世，夷无可据，是春秋攘夷之义，与夷狄进至于爵之义，本是两意相成也，综而言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圣人作春秋，因王灵不振，夷狄交横，尊王攘夷，是现世主义，不得不然者也，而王灵不振，不得不为后王立法，夷狄交横，不能不思用夏变夷，为后王立法，非可?之子虚乌有，故?王于鲁以见义，思用夏变夷，非可限以种族不同，故进至于爵而后止，此未来主义，亦不得不然者也，春秋兼此二义，惟公羊董何能发明，今为一语道破，亦实寻常易解，并无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不治公羊，则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寻常之义，亦骇怪以为非常矣。
论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惧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春秋之后，乱臣贼子不绝于世，然则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春秋大义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虽极凶悖之徒，亦有魂梦不安之隐，虽极巧辞饰说，以为涂人耳目之计，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说虽横，不足以蔽春秋之义，乱贼既惧当时义士，声罪致讨，又惧后世史官，据事直书，如王莽者，多方掩饰，穷极诈伪，以盖其篡弑者也，如曹丕司马炎者，妄?禅让，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弑者也，如萧衍者，已行篡弑，旋知愧憾，深悔为人所误者也，如朱温者，公行篡弑，犹畏人言，归罪于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温谋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孙，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尽泯灭，亦由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故或迟之久而后发，或迟之又久而卒不敢发，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韪，终不能坦怀而自安，如萧衍见吴均作史，书其助萧道成篡逆，遂怒而摈吴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诏，孝孺大书燕贼篡位，遂怒而族灭孝孺，其怒也，即其惧也，盖虽不惧国法，而不能不惧公论也，或曰，桓温尝言不能流芳百世，亦当贻臭万年，彼自甘贻臭者，又岂能惧清议，曰，桓温虽有此言，亦止敢行废立，而未敢行篡弑，正由惧清议之故，且彼自知贻臭，，则已有清议在其心矣，安能晏然不一动乎，是非曲直，世之公理，独臣子于君父，不得计是非曲直，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春秋弑君三十六，而弑父者三，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κ，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贾，被弑三人，皆兼君父，许止进药而杀，非真弑者，而春秋以弑书，蔡侯淫而不父，祸由自取，楚子轻于废立，机泄致祸，春秋亦以弑书，盖君父虽有过愆，臣子无可解免，以此推之，臣子之于君父，不当论是非曲直，亦不当分别有道无道，臣子既犯弑逆之罪，即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虽其人有恩惠于民，有功劳于国，亦不当称道其小善，而纵舍其大恶，春秋时如齐之陈氏，未尝无恩惠于民，晋之赵盾，亦未尝无功劳于国，而经一概书弑，不使乱臣贼子，有所藉口，正如后世曹操刘?之类，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而论者不为末减也，至于但书弑君，而不书弑君为何人，盖由所据旧史，未有明文，圣人以为既无主名，自难擅自人罪，虽有传闻，未可据以增加，不若阙之为愈，此正罪疑惟轻，与不知盖阙之义，若弑君称君君无道之例，与春秋大义反对，必非圣人作经之旨，杜预奸言诬圣，先儒已加?正，学者不当更扬其波，使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论春秋一字褒贬之义宅心恕而立法严
春秋大义，在讨乱贼，则春秋必褒忠义，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三大夫皆书及，褒其皆殉君难，公羊传曰，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何贤乎仇牧，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何贤乎荀息，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春秋同一书法，公羊同一褒辞，足以发明大义，左氏序事之书，本不传义，故不加褒，亦不加贬，惟荀息引君子曰，斯言之玷，语今讥刺，此林黄中所以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增入也，杜预乃有书名罪之之例，释例曰，孔父为国政，则取怨于民，治其家，则无闺闱之教，身先见杀，祸遂及君，既无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贼，又死无忠事，晋之荀息期欲复言，本无大节，先儒皆随加善例，又为不安，孔疏曰，公羊?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书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杀其大夫司马，传称握节以死，故书其官，又宋人杀其大夫，传以为无罪不书名，今孔父之死，传无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为名，言若齐侯禄父宋公兹父之等，锡瑞案大夫书名罪之之例，本不可信，且左氏明云孔父嘉为司马，是其名嘉甚明，古人名嘉字孔，郑公子嘉字子孔可证，父通甫，汉碑称孔甫宋甫可证，甫者，男子之美称，岂有以父与甫为名者乎，禄父兹父，非单名父，不称齐侯父宋公父也，颖达曲徇杜预，而毒詈其远祖，岂自忘其为孔氏子孙乎，杜孔之解春秋，如此等处，不谓之邪说不可也，陈澧谓孔疏?缕数百言，尤所谓锻炼深文，不知孔颖达何以恶其先世孔父，至于如此，锡瑞案圣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长，其恶恶也短，有一定之褒贬，三大夫之书及，所谓一字之褒，弑君之臣，一概书弑，所谓一字之贬，圣人以为其人甘于殉君，即是大忠，虽有小过，如左氏所书孔父荀息之事，可不必究，其人忍于弑君，即是大恶，虽有小功，如左氏所书赵盾之事，亦不足道，盖宅心甚恕，而立法甚严也，春秋之法，弑君者于经不复见，以为其人本应伏诛，虽未伏诛，而削其名不再见经，即与已伏诛等，赵盾弑君所以复见者，以其罪在不讨贼，与亲弑者稍有分别，春秋之法，弑君贼不讨不书葬，以为君父之仇未报，不瞑目于地下，虽葬与不葬等，许止弑君未讨而君书葬，以其罪在误用药，与亲弑者稍有分别，是亦立法严而宅心恕也，欧阳修谓赵盾弑君，必不止不讨贼，许止弑君，必不止不尝药，以三传为皆不足信，不知如三传之说，于赵盾见忠臣之至，于许止见孝子之至，未尝不情真罪当，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未尝不词严义正，而欧阳修等必不信传，孙复曰，称国以弑者，国之人皆不赦也，然则有王者作，将比一国之人而诛之乎，虽欲严春秋诛乱贼之防，而未免过当矣。
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
胡安国进春秋传表曰，仲尼制春秋之义，见诸行事，垂训方来，虽祖述宪章，上循尧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创治，不袭虞夏商周之迹，盖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与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并载于虞书，大木斯拔，与嘉禾合颖，鄙我周邦，与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纪事之例，至春秋则凡庆瑞符，礼文常事，皆削而不书，而灾异之变，政事阙失，则悉书之以示后世，使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肃之意，乃史传心之要典，于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积善成德，上下与天地同流，自家刑国，措之天下，则麟凤在郊，龟龙游沼，其道亦可驯致之也，故始于隐公，终于获麟，而以天道终焉，比于关雎之应，而能事毕矣，锡瑞案胡氏此论，深得春秋改制驯致太平之义，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圣人盖有深意存焉，绝笔获麟，公羊以为受命制作，有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之事，则是灾异，并非祥瑞，若以麟至为太平瑞应，比于麟趾之应关雎，则又别是一义，胡氏引此以责难于君，非前后矛盾也，困学纪闻曰，春秋三书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史记天官书刘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见，则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齐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骞禳之，晏子曰，孛又将出，彗星之出，庸何惧乎，则孛之为变，甚于彗矣，星孛东方，哀十三年冬，在于越入吴之后，十三年夏，彗见西方，在卫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齐桓之将兴也，恒星不见，星?如雨，晋文之将兴也，沙鹿崩，自是诸侯无王矣，晋三大夫之命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无君矣，故董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又曰，八世之后，庄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阂元年，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文十三年，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新都之篡，以沙鹿崩为祥，释氏之炽，以恒星不见为证，盖有俑者矣，案此亦得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之旨，书灾异，所以示人儆惧，不书祥瑞，所以杜人觊觎，困学纪闻前说以为天人相应，此示人儆惧之意也，后说以为后人附益，此杜人觊觎之意也，左氏好言祥异占验，故范宁以为其失也巫，而如懿氏卜妻敬仲，毕筮仕于晋之类，又或出于附益，而非左氏之旧，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犹洪范五行传与齐诗，非诗书大义所关也。
论获麟公羊与左氏说不同而皆可通郑君已疏通之
臧琳曰，杜元凯春秋左氏传序，春秋之作，左传及?梁无明文，正义曰，据杜云左传及?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以上何本同，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二句何本无，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二句何本同，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本无，是有成文也，左传及?梁，则无明文，案孔舒元未详何时人，儒林传及六?论皆无之，隋志有公羊春秋传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据用，则为古本可知矣，锡瑞案臧氏据孔疏以证公羊逸文，能发人所未发，疑舒元即孔衍而未能决，不知舒元即孔衍之字，晋书儒林传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中兴初补中书郎，出为广陵郡，亦见刘知几史通，见书论，衍虽晋人，其年辈在杜预后，杜所据用非必衍书，或杜所见公羊与衍所据本同，汉时公羊有严颜二家，何劭公据颜氏，故少数语，杜预孔衍盖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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