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之言，必有所据，尔雅为通所采，当在大戴礼中，武进臧庸曰，白虎通三网六纪篇，引礼亲属记，见尔雅释亲，孟子帝馆甥于贰室，赵岐注引礼记，亦释亲文，风俗通声音引礼乐记，乃释乐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礼乃释水文，则礼记中有尔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亲见古籍，尝作法仪十二篇及汉礼器制度，而礼记乃先秦旧书，圣人及七十子微言大义，赖通以不坠，功亚河间，汉志礼家阙其书，且没其名，何也，锡瑞案礼记为叔孙通所撰，说始见于张揖，揖以前无此说，近始发明于陈寿祺，寿祺以前，亦无此说，寿祺引臧庸说以证礼记中有尔雅，尤为精确，郑以孔氏壁中河间献王两事并举者，孔壁所得书无周礼，许氏说文序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壤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不云有周礼，献五得周官，见汉书本传，郑君不析言之，故并举之。
论王制月令乐记非秦汉之书
陈寿祺曰，儒者每言王制汉博士作，月令吕不韦作，或又疑乐记出河间献王，皆非事实也，礼记王制正义引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书，经典释文引同，考卢氏说出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曰，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然令王制无一语及封禅，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绝不相合，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则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礼记之王制也，月令正义引郑目录云，月令者，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寿祺案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韦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宏传，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月令，非吕不韦著审矣，唐书大衍历议云，七十二侯，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僧一行亲见周书月令有七十二候，则与礼记月令无异，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郑君以为礼家抄合，殆失之，又郑君谓三王官无太尉，秦官则有，以此断月令为吕氏书，案月令命太尉，吕览尉作封，然则礼记亦当作命大封，即易通卦验所谓夏至景风至，拜大将，封有功之义，见太平御览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时则依法制改，而礼家从之，非其旧也，乐记者，艺文志云，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而班志两载其书曰，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案汉书食货志，王莽下诏曰，乐语有五均，邓展注曰，乐记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而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礼乐篇，亦屡引乐无语，此即献王所传乐记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礼目录于礼记乐记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谓属二十三篇之乐记也，礼记正义云，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案别录十一篇，余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章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在刘向前矣，正义言如此，则今礼记中之乐记，非王禹乐记其审，史记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别录七略，乐记出公孙尼子，而有窦公篇者，窦公本魏文侯乐人，年百八十岁，至汉文帝时犹存，此篇或载其在文侯时论乐事也，别录于二百四篇，称为古文记，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徒所论，是恶得有秦汉作者之文，厕其间邪，后儒动訾礼记杂出汉儒，不考甚矣。
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
礼记非杂出汉儒，陈氏之辨晰矣，而王制为今文大宗，与周礼为古文大宗，两相对峙，朱子曰，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已以两书对举，一是周时旧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后人于周礼尊之太过，以为周公手定，于王制抑之太过，以为汉博士作，于是两汉今古文家法大乱，此在东汉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郑君?异义曰，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又答临硕曰，孟子在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共后，推郑君意，似以王制为孟子之徒所作，以开卷说班爵禄，略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于孟子，亦多合于公羊，姑举数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传，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解诂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郑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义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从子，郑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伯也，郑何说虽稍异，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传，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冬曰狩，?梁传则春曰田，夏曰苗，秋曰?，冬曰狩，何休废疾引运斗枢曰，夏不田，?梁在夏田，于义为短，郑释之云，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纬见读而传为三时田，据郑说则三时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国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立学之制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税，郑注皆以殷制改之，正与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相合，特郑君未知即素王之制，故见其与周礼不合，而疑为夏殷礼，孔疏申郑，虽极详晰，亦未能释此疑，同异纷纭，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题下疏曰，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生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锡瑞案卢氏说近人已?正，孔与郑说并引而不能辨，以正为秦汉官制，亦未必然，正长义同，尚书ぁ命序已有周太仆正，周礼有宫正，左氏传有随正乡正校正工正，又云师不陵正，注云，正军将命卿，安知古刑官无正，周尺之语，或出周秦之间耳，治经者当先看礼记注疏，礼记中先看王制法疏，注疏中纠缠周礼者，可姑置之，但以今文家说解经，则经义了然矣，王制一书，体大物博，非汉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门无疑，近人俞樾说王制者，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者孰谓，谓素王也，孔子将作春秋，先?王法，斟酌损益，具有规条，门弟子与闻绪论，私相纂辑而成此篇，后儒见其与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为素王之制，发前人所未发，虽无汉儒明文可据，证以公羊?梁二传，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说苑，白虎通，诸书所说，制度多相符合，似是圣门学者原本圣人之说，定为一代之制，其制损益殷周，而不尽同殷周，故与春秋说颇相同，而于周礼反不相合，必知此为素王改制礼与春秋二经，始有可通之机，王制与周官二书，亦无纠纷之患，治经者能得此要诀，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据郑君说，出在赧王之后，周官据何劭公说，亦出战国之时，是其出书先后略同，而为说不同，皆由圣门各据所闻，著为成书，以待后世之施行者，王制简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难举，学者诚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孔疏解制三公一命卷去，制谓王者制度，又云，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则孔颖达已知王制名篇之义，特未知为素王之制，故仍说为夏殷。
论礼记所说之义古今可以通行
朱子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此朱子所以分别仪礼为经，礼记为传，而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也，郊牲冠义一节孔疏云，以仪礼有士冠礼正篇，此说其义，下篇有燕义昏义，与此同，乡饮酒义孔疏云，仪礼有其事，此记释其义，聘礼孔疏云，此篇总明聘义，各显聘礼之经于上，以义释之于下，据此则孔颖达已明言诸义是解仪礼，非始于朱子矣，冠义自为一篇，郊特牲复有冠义一节，盖由解此义者，不止一家，天地合而后万物生焉一节，又是昏义，此二节之间有一节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也，此记者明言礼以义为重，乃冠昏饮射燕聘祭义之发凡，治礼经者，虽重礼之节文，而义理亦不可少，圣人所定之礼，非有记者发明其义，则精意闳旨，未必人人能解，且节文时有变通，而义理古今不易，十七篇虽圣人所定，后世不尽可行，得其义而通之，酌古准今，期不失乎礼意，则古礼犹可以稍复，后世用礼记取士，而不用仪礼，诚不免弃经任传之失，而礼记网罗浩博，与十七篇亦当并行，焦循礼记郑注祉疏序曰，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曰，礼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夫周官仪礼，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时用之，设令周公生字文周，断不为苏绰卢辨之建官设令，周公生赵宋，必不为王安石之理财，何也，时为大也，且夫所谓诗者岂一代为一时哉开国之君，审其时之所宜，而损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数，而所以维持此典章度数者，犹必时时变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诈，夫上古之世，民苦于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来，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转在智，伏羲之时，道在折民之患，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妇父子君臣之伦，开其谋虑，使知树艺贸易之事，生羲农之后者，知识既启，诈伪百出，其黠者往往窥长上之好恶，以行其奸，假军国之禁令，以济其贼，惟聪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吾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等篇，得其微焉，锡瑞案焦氏于三礼轩轾太过，谓民患在智，近于老氏之旨，与世界进化之理不符，惟发明礼时为大之义甚通，言礼者必知此，乃不至于拘碍难行，抱朴子省烦篇云，冠昏饮射，何烦碎之甚耶，好古官长，时或?之，至乃讲试累月，犹有过误，而欲以此为生民之常事，至难行也，余以为可命精学洽闻之士，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务令约俭，无令小碎，条牒各别，令易案用，朱子语录云，古礼于仿，实是难行，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过，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简而易行耳，此正得其义而通之，期不失乎礼意之说也。毛奇龄谓礼记旧谓孔子诏七十子，共撰所闻以为记，仪礼，则显然战国人所为，仪礼逊礼记远矣，务反朱子之说，亦轩轾太过。
论记记文多不次若以类从尤便学者惜孙炎魏徵之书不传
礼记四十九篇，众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杂采成书，亦非专言一事，即如曲礼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齐，郑注云，若夫言欲为丈夫也，春秋传是谓我非夫，其说似近迂曲，刘敞七经小传曰，案曾子曰，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此两若夫之文同，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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