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焦循习礼格，尤为事半功倍，焦氏自序曰，取仪礼十七篇，去丧服士丧礼既夕士虞礼四篇，余十三篇为格以习之，纸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庙图一，庠图一，大夫朝庙图一，若门，若曲，若阶，若堂，若房，若夹室，若东西堂，若东西荣，若坫，若墙墉屏宁户牖，无不备，削木或石为棋，若主人，若宾，若介，若亻巽，若主妇，若宰夫司马乐工之属，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小于前，于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马锦币，若祭之?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酱，乐工之瑟笙，射之弓矢??乏旌中侯正丰觯，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前以圆，此以椭，书若揖，若拜，若再拜，若兴，若坐，若立，若饮，若祭之类于上，或用刻，以十三篇为之谱，习时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谱而行之，若东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让，不容遗也，否则为负，负者罚，子弟门人或用心于博奕，思有以易之，为此格，演之者必先读经，经熟其文熟其节，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争也，不容诈也，虽戏也而不诡于正，后之学礼者或有好焉。
论礼记义之精者本可单行王制与礼运亦可分篇别出
礼记非一人所撰，义之精者可以单行，汉艺文志，于礼记百三十篇外，已别出中庸二篇，梁武帝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宋仁宗以大学赐及第者，表章中庸大学，不始朱子，蔡邕作月令章句及问答，宋太宗以儒行篇刻于版，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司马光书仪云，学记大学中庸乐记，为礼记之精要，黄道周作月令明义，表记缁衣儒行集传，黄宗羲作深衣考，江永作深衣考误，邵泰衢作檀弓疑问，焦循谓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得其微，是皆于四十九篇之中，分篇别出者，锡瑞谓王制为今文大宗，用其说可以治天下，其书应分篇别出，礼运说礼极精，应亦分篇别出，黄氏日钞云，礼运记五帝三五相变易阴阳转移之道，故以运名，虽思太古而悲后世，其主意微近于老子，而终篇混混为一，极多精语，如论造化，谓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如论治，谓圣人耐以天子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论人，则谓人者天地之心，谓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如论礼，则谓礼者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皆千万世名言，困学纪闻云，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欢，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邵懿辰曰，礼运一篇先儒每欢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错简，而疑其发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由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为己之下，是故谋闭而不兴之上，则文顺而意亦无病矣，就本篇有六证焉，先儒泥一与字，以大道之行属大同，三代之英属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与字止一意，无两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谓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则有志未逮当作何解，证一也，今大道既隐，以周为今犹可，以夏商为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证二也，礼为忠信之薄，则之游宜举大道为问，而曰，如此乎礼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则文义不属，证三也，讲信修睦后文三见，皆指圣人先王而非远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后文何无一言相应乎，证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战国时道家之说，而汉人重黄老者述之，实则五帝不皆与贤，尧舜以前，皆与子也，天下为公，即后文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终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即人情以为田，而大同即大顺也，天下为家，则指东迁以后，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国异政而家殊俗，并无与子与贤之意，选贤与能，对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讥世卿，虽有圣人，无自进身，异于周初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耳，证五也，我欲观夏道，我欲观殷道，我观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隐，又何观焉，后文大柄大端大窦，即大道也，证六也，锡瑞案移易经文，动言错简，乃宋明人习气，不可为训，而邵氏说极有理，证据亦明，明乎此可以释前人之疑，知礼运一篇皆无疵，而其精义著，故备举其说，以为礼运可以单行之证。
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
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于何徵之，于经解一篇徵之，经解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郑目录云，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义政教之得失也，此于别录属通论，孔疏曰，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礼教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陈澧曰，记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篇当录入于礼，其义已明矣，锡瑞案陈氏之说未尽，此篇自礼之于正国也，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说礼，孔疏曰，从篇首孔子曰入其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