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著竹帛之时，必是先师口传大义，据其书可知古时五帝三王，并无一定，犹亲庙之祧迁，后世古制不行，人遂不得其说，学者试取董书三代改制质文篇，深思而熟读之，乃知春秋损益四代，立一王之法，其制度纤悉具备，诚非空言义理者所能解也。
论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当竞争之时尤当讲明春秋之旨
三科惟张三世之义，明见于公羊传，隐元年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解诂曰，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与董子书略同，皆以三世为孔子之三世，据此是知春秋是孔子之书，张三世之义，虽比存三统异外内为易解，然非灼知春秋是孔子作，必不信张三世之义，而春秋书法详略远近，皆不得其解矣，张三世有二说，颜安乐以为从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即为所见之世，演孔图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也，颜氏分张二公而使两属，何劭公以为任意，二说小异，而以三世为孔子三世则同，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隐元羊解诂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锡瑞案春秋有攘夷之义，有不攘夷之义，以攘夷为春秋义者，但见宣十一年，晋侯会狄于攒函，解诂有殊夷狄之文，成十五年，叔孙侨如等会吴于钟离，传有曷为殊会吴外吴也之文，不知宣成皆所闻世，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若所见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晋侯执戎曼子赤归于楚，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夷狄进至于爵，与诸夏同，无外内之异矣，外内无异，是不必攘，远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圣人心同天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必无因其种族不同，而有歧视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时世界程度，尚未进于太平，夷狄亦未进化，引而内之，恐其侵扰，故夫子称齐桓管仲之功，有被发左衽之惧，以其能攘夷狄，救中国，而特笔褒予之，然则以春秋为攘夷，圣人非无此意，特是升平主义，而非太平主义，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拨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异外内，故董子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远，由其国而诸夏而夷狄，以渐进于大同，正如由修身而齐家而治国，以渐至平天下，进化有先后，书法有详略，其理本极平常，且春秋时夷狄，非真夷狄也，吴，仲雍之后，越，夏少康之后，楚，文王师鬻熊之后，而姜戎是四兵裔胄，白狄鲜虞是姬姓，皆非异种异族，特以某先未与会盟，中国摈之比于戎狄，故春秋有七等进退之义，公羊庄十三年传曰，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人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云，言荆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卢，言介葛卢不如言邾娄仪父，言邾娄仪父不如言楚子吴子，春秋设此七等，以进退当时之诸侯，韩文公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中国夷狄之称，初无一定，宣十二年传曰，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与中国为礼，至必阝之战，偏然反之，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是进退无常，可见春秋立辞之变，定四年传曰，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吴入楚，传曰，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是进退甚速，可见春秋立义之精，皆以今之所谓文明野蛮，为褒贬予夺之义，后人不明此旨，徒严种族之辨，于是同异竞争之祸烈矣，盖?于春秋义，而实与春秋义不甚合也。
论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春秋为后王立法即云为汉制法亦无不可
公羊有春秋素王之义，董何皆明言之，而后世疑之者，因误以素王属孔子，杜预左传集解序曰，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邱明为素臣，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论也，正义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封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太史子余欢美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邱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锡瑞案据杜孔之说，则，春秋素王，非独公羊家言之，左氏家之贾逵亦言之，至杜预始疑非通论，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为孔子自王，此本说者之误，若但云春秋素王，便无语弊，孔疏所引云，素王之文，素王之法，素王之道，皆不得谓非通论，试以孔疏解素为空解之，何不可通，杜预序云，会成五羲，垂法将来，其与素王立法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惟六?论之自号素王，颇有可疑，郑君语质，不加别白，不必以辞害意，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必不自蹈僭妄，此固不待辨者，释文于左传序素王字云，至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然则素王之王，古读为王天下之王，并不解为王号之王，孔子非自称素王，即此可证，若邱明自称素臣，尤为无理，邱明尊孔子，称弟子可矣，何必称臣示敬，孔疏亦不知其说所自出，盖左传家窃取公羊素王之说，张大肫明以配孔子，乃造为此言耳，汉人又多言春秋为汉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后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邱水精治法为赤制功，又云，黑龙生为赤必告之象，使知命，又云，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数文言之，春秋为汉制明矣，据此则春秋为汉制法，说出纬书，何氏解诂于哀十四年云，木绝火王，制作道备，血书端门，明引春秋纬演孔图，史晨韩敕诸碑，亦多引之，东平王苍曰，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汉制法，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孔了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仲任发明春秋义甚畅，而史公董子书，未有春秋为汉制法之说，故后人不信，欧阳修讥汉儒为狭陋云，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不知春秋为后王立法，虽不专为汉，而汉继周后，即谓为汉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汉言汉，推崇当代，不得不然，即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教，即谓春秋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教，即谓春秋为清制法，亦无不可，欧阳所见，何拘阂之甚乎，汉尊谶纬，称为内学，郑康成何劭公生于其时，不能不从时尚，后人议何氏解诂，不应引演孔图之文，试观左氏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孔疏明云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从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世，明帝时贾逵上疏云，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证耳，据孔疏足见汉时见气，不引谶纬不足以尊经，而左氏家擅增传文，公羊冢但存其说于注，而未敢增传，相提并论，可氏之罪，不比贾逵等犹可末灭乎。
论春秋改制犹今人言变法损益四代孔子以告颜渊其作春秋亦即此意
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年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辞文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又自序引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锡瑞案此二条史公未明引董生，不知亦董生所传否，而其言皆明白正大，云据鲁亲周故殷，则知公羊家存三统之义古矣，云有贬损，有笔削，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之义非矣，云垂空文，当一王之法，则知素王改制之义不必疑矣，春秋有素王之义，本为改法而设，后人疑孔子不应称王，不知素王本属春秋，淮南子以春秋当一代，而不属孔子，疑孔子不应改制，不知孔子无改制之权，而不妨为改制之言，所谓改制者，犹令人之言变法耳，法积久而必变，有志之士，世不见用，莫不著书立说，思以其所欲变之法，传于后世，望其实行，自周秦诸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梨洲桴亭诸公皆然，亭林日知录明云，立言不为一时，船山黄书噩梦，读者未尝疑其僭妄，何独于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或疑孔子自言从周，何得变周从殷，不知孔子周人，平日行事，必从时王之制，至于著书立说，不妨损益前代颜子问为邦，子兼取虞夏殷周以答之，此损益四代之明证，郑君解王制与周礼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证以爵三等岁三田，皆与公羊义合，此春秋从殷之明证，正如今人生于大清，衣冠礼节，必遵时制，若著书言法政，则不妨出入，或谓宜从古制，或谓宜采西法，圣人制法，虽非后学所敢妄拟，然自来著书者莫不知是，特读者习而不察耳，春秋所以必改制者，周末文胜，当救之以质，当时老子墨子子桑伯子棘子成，皆已见及之，春秋从殷之质，亦是此意，檀弓一篇，三言邾娄，与公羊齐学同，而言礼多从殷，中庸疏引赵商问孔子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两楹奠殡哭师之处，皆所法于殷礼，未必由周而云吾从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鲁与诸侯皆用周之礼法，非专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鲁衣逢掖之衣，何必纯用之，儒行疏案曲礼云，去国三世，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防叔奔鲁，至孔子五世，应用鲁冠，而犹著殷章甫冠者，以丘为制法之主，故有异于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礼，不与寻常同也，且曲礼从新国之法，?谓礼仪法用，未必衣服尽从也，案郑孔所言，足解从殷之惑，惟衣冠礼法是一类，冠章甫本周制，故公西华可以相礼，两楹奠殡哭师于寝，盖当时可通行，惟作春秋立法以待后王，可自为制法之主耳，谓春秋皆本鲁史旧文，孔子何必作春秋，谓春秋皆用周时旧法，孔子亦何必作春秋。
论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惟汉人能实行斯义
孔子手定六经，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学者，诵习其义，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实行其义，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为能发明斯义，惟汉人知春秋为汉定道，为能实行斯义，姑举数事证之，公羊之义大一统，路温舒曰，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公羊之义，立子以贵不以长，光武诏曰，春秋立子以贵不以长，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公羊之义，子以母贵，公孙瓒罪状袁绍曰，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无虚退之心，公羊之义大居正，袁盎曰，方今汉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公羊之义，天子尝娶于纪，故封之百里，恩泽侯表，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应劭曰，春秋天子将纳后于纪，纪本子爵也，故先褒为侯，言王者不娶于小国，公羊之义，子尊不加于父母，郑玄伏后议帝皇后父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礼，及皇后在离宫，拜如子礼，公羊之义，昏礼不称主人，不称母，母不通也，杜邺曰，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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