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反对礼乐，提倡兼爱。杨朱反对兼爱，提倡为我。孟子反对杨墨，提倡仁义。老子庄子反对仁义、礼乐，提倡无为、任自然。荀子反对孟、墨、老、庄，提倡礼义。荀子弟子韩非，博采荀、老、名、法各家要旨，集成韩非的刑（形）名法术之学。孔子仁义学说至孟子得到充分的发挥，孟学结合阴阳五行家成一大学派。孔子礼乐学说至荀子得到适时的修正，通过韩非结合黄老名法成一大学派。荀子在儒家中是和孟子有同等地位的大师，在诸子百家中也和孟子一样，善于评论异家，表彰儒学，是孟子以后最大的儒者。韩非传荀学，脱出儒家范围，自成专家，完成了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为战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合时的大思想家。
荀子名况，赵国人。齐宣王招天下著名学士来齐国，居稷下，食大夫禄，号称列大夫，著书议论，不治政事。齐湣王时，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齐湣王晚年，荀子到稷下游学。当时齐将败亡，列大夫离齐散去，荀子南游楚国。齐襄王时，稷下士又盛，荀子回到 齐国在列大夫中“最为老师”，被尊称为卿。荀子遭谗， 离齐至楚，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山东枣庄东南）令。荀子又遭谗，离楚至赵，在赵孝成王前议兵。离赵至秦，见秦昭王与秦相范睢。离秦归赵，又至楚为兰陵令。前二三八年，春申君死，荀子失官家居，著书数万言，死后葬兰陵。《史记·荀卿列传》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时，约五十年，如《史记》所说，荀子年当在一百岁左右，似不可信。应劭《风俗通》改年五十为年十五。荀子见齐国将亡，说齐相行王道，十五六岁童子谈论王道，游齐游楚，也未必可信。荀子确实年龄无法证明，自前二八六年（齐灭宋年）至前二三八年是荀子活动时期，则近事实。
孔子所传授的礼，内容是等级制度及由此产生的法令和刑罚。外表是朝聘丧葬、揖让周旋等繁缛的仪式。乐配礼仪居附属地位。儒家礼乐，经墨家道家的攻击，又不合时君世主的好尚，战国时古仪古乐崩坏略尽，礼义（礼的本意）却因荀子的修正和发挥，更接近法家学说，符合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秦朝建立大一统制度，基本上采用了荀子的礼义学说。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大夫子大叔说，“人是靠礼生活的，人不论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礼来矫正自己的性格，合礼才得称为成人。”荀子从这个传统观点出发，创造出一套礼义学说。
荀子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孔子孟子有极大的区别，与老子却有些接近。荀子以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按照自然规律在运行变化，并无鬼神、命运、妖怪操纵着天地万物。吉凶祸福在于人为，不在天地。尊敬天地，希望多生财物，不如加强生产，积蓄财物，由人自己来控制。赞美天地的威德，不如利用物性，由人自己来制裁。等待好时候的到来，不如自己按时勤作，不失机会。依赖天地生长财物，不如依赖自己的智能，使生长得更多。想望万物来供人使用，不如自己治理万物，各得其用，不使失丧。心愿天地多生些有用的物，不如治理已有的物使成为有用。弃人为而望天赐，是反万物之情（理）的妄想，即使劳心苦思，决不能得到益处。君子尽力做自己的事，不希望天有什么赐与，所以一天天有进步；小人放弃自己的努力，希望天有什么帮助，所以一天天在后退，君子小人的悬殊，就在于一个靠自己，一个靠天地。人对自然界，不是要顺从畏敬，恰恰相反，要发挥人力，向自然界作斗争，使天地万物为人所控制、所利用。这种人胜天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生产力显著发展的反映（《荀子·富国篇》说，人力可以增加生产，不愁衣食缺乏）。从孔子的畏天命到老庄的任自然，各学派中只有荀子能正确地说明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天论篇》应是诸子书中最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唯物论思想最显著的一篇重要著作。
荀子认为人胜天地万物的原因在于合群，群所以能合的原因，在于合理分配生产物。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协和，协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坚强，坚强自然胜物。反之，分配不合理就要争夺，争夺就要纷乱，纷乱就要分离，分离就要衰弱，衰弱就不能胜物。人胜物的关键既在于合理分配生产物，那末，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贵者长者分多，贱者幼者分少，自然是不容量辩的真理了。荀子把这个所谓真理叫做礼，也叫做礼义。制礼的是圣人，行礼的是王公大夫士，所以天子至尊至贵，应得最高的享受，握最大的权力。自天子至士按礼分禄，是合理的。众庶百姓不知礼，必用刑法来制服，使出力生产，供养长上，也是合理的。荀子把封建等级制度看作与人类同时并存的永恒真理，把制礼行礼的国君大夫士看作养活众庶百姓的人，说礼的定义就是养（《礼论篇》说“礼者养也”）。孟子说“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还算是治人者因分工而得食，荀子则说成治人者养人，事实完全颠倒了。他的封建专制主义学说，就在这个治人者养人的观点上建立起来。
荀子以为人生而有欲，有欲必争夺，这就是性恶论的根据。性恶论形式上是说凡人之性皆恶，实际却分王公大夫士与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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