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周纯一！他像从天而降的飞将军似的来到了宝塔集。那是一九七九年的旧历腊月，人们都在准备过年了。
这两年，每年春节我和高凡都到宝塔集来，陪父母热闹几天，解解他们的寂寞。
周纯一的突然降临，使我们高兴都来不及。我们一家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你怎么来了？他还是那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说：放出来的！我还能自己跑出来吗？怎么，关了十来年，你们还嫌少？上头咋说呢？父親问。咋说？你回家去吧！以后要老老实实做人啊！就这么说的。他说。
回家了吗？我问。
没有。我一直就关在这个县里呀！先来找你们办件事，办完再回去。他说。
又有啥事啊？父親担心他又出什么鬼主意。问他。
他向我和高凡(目夹)(目夹)眼睛：过年啊！给你们拜年啊！
这个不安分的周纯一啊！刚出了监狱他就要告状去，翻案去。他叫我和高凡替他写一份翻案材料。他说，我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老子从小参加革命，结果坐了两次共产党的大牢！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谁错了。
高凡说：上头不是说过，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向前看吧，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什么宜粗不宜细？屌！老子坐了两次牢，是粗还是细？向前看？向前看我是什么？他大嚷大叫。
好吧，你去申诉吧，我们给你写，我说。
好！我不叫你们给我脸上贴金，只要实话实说就行了。把我这一辈子都写下来，让大家评，我到底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毛主席说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嘛！他说。
他粗中有细。在让我们动手给他写申诉之前先找来这几年的报纸仔细地翻阅和研究。他说要“知己知彼”。几天之后，他说：翠儿，我说，你写。他把房门关起来，不让我的父母和孩子们进来。
我看我这一辈子是功大于过，功和过是九个指头比一个指头。他叫我这样开头。
那一个指头是指大跃进时抢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我故意问。
现在看，那是我的大功劳，我反极左，对不对？他已经掌握了“新精神”了。
那还有什么“过”呢？高凡问。
他对我和高凡看了半天，说：材料是写给党的，怕熊！对你们也不用隐瞒，我搞过一次腐化。
什么？我和高凡都吃了一惊。一九五九年抓他的时候，他的罪状除了反对三面红旗之外，确实还有一条“男女关系问题”，但是除了大姊，我们都不曾把它认真对待。在我看来，全中国的男人都有了外遇，周纯一也不会有的。
他见我提着笔，奇怪地看着他，便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看啥？就是有这么回事儿。我这一辈子干了那么多不讨人喜欢的事儿，都是为革命，只有这一件事儿是为自己。我跟你说，翠儿，这事儿千万别对你大姊说，不能再叫她伤心了，以后我会对她好的。我点点头。
写呀？咋不写？他急了。
这是小节，不写了吧。把那些大事说清楚就行了。我说。
不，小节也要写。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周纯一的大节是好的，只有小节问题。叫他们去调查去！他说。
高凡向我挤挤眼，说：翠儿，先别写，先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他坦白交代清楚了才替他写。我把笔一放，说：对，你先老实交代！
周纯一的脸居然也会红，说话也结巴起来。他说，你们别拿我开心啊，我是认真的。
高凡说：当然是认真的，说出来我们先帮你分析分析。
我正想戳穿高凡的小诡计，周纯一却正儿八经地“交代”起来。
×年×月×日我当县里工业局长的时候，和一位女技术员出差到外地。我很喜欢她，但是因为我已经结了婚，所以头脑里那根男女关系的弦一直绷得紧紧的。小狗骗你们！可是那一次出差……
他脱掉帽子用手往光头上搓，左手搓过换右手，右手搓过换左手，搓了半天，又把帽子戴上了。说下去呀！我催他。他摇摇头，说：翠儿，你就替我编一段吧！反正，那一天我是不得已的。没等我回答，高凡说：我替你编。我早跟李翠学会编故事了。
高凡果然编出下面一段故事来：
我们迷了路，在深山野林里。前不已村，后不已店的。好不容易，才发现了一间破破烂烂的瓜棚。天已经黑了下来……
我看不行，便催着赶路，哪想到没走几步就下起了大雨，还打雷闪电，我们都没有带伞！
只能到瓜棚躲雨了。我让她躲进瓜棚里，自己在外面站着，双手抱着头，几分钟就淋成了落汤雞。而且我冻得浑身发抖，不由自主地打了两个喷嚏。
她听见了我的喷嚏，喊我也进去躲一会儿，我说不，不要紧，啊嚏！不，啊嚏！啊——啊嚏！一个、两个、三个，我又接连打了三个喷嚏……都很响，雷声似的……
她伸出一只手来，说：你不进来，我只好也出去了。她真的出来了。啊嚏！这个喷嚏是她打的。我怕把她冻病了完不成出差任务，就钻进了瓜棚。
哎哟，哎哟！我一边记一边笑得岔了气。高凡搞的什么鬼，他哪来的这种想象力？我放下笔，说高凡，停停，停停，我笑得笔也拿不住了。可是周纯一却听得津津有味，说：别打岔，高凡，讲下去，后来呢？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呢？高凡扔过一本杂志给他，说：后来的事嘛，你就自己看吧！这时他才大笑起来。
原来他在念一本杂志上的小说！这个坏蛋！可是周纯一偏偏还真的去看那本小说，还说那小说写的“有的地方像，有的地方不像。”
闹了半天，周纯一的申诉也没有写成。我们认真地劝他，别闹了。这种事不是闹一闹就能解决的。他说：我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再坐一次牢吧！没办法，我们答应他忙过了年再写。四十三
我原以为，周纯一的到来会引起宝塔集人的轰动，春节前后会宾客盈门的。父親还特别关照，见了人别乱说。可是我们多虑了，没有人来，只有“假老婆”来坐了一会儿，啥也没说。他去年春节被“下放户”搞怕了，现在谨小慎微的。
直到三十的上午，舍儿和大傻子才来了。他们也不是专门来看周纯一的，说是来看戏。几天前公社广播站就广播了，春节期间，县剧团要到宝塔集来演几天戏，年三十晚上开锣。艾书记的闺女在这个戏团里，舍儿他们说，是特地来看这位艾小姐的。从舍儿的语气里，我听出了一点恶意，好像他们要闹点什么花头似的。但是能闹出什么来呢？
我们留舍儿和杨大傻子吃饭，他们不肯，说几个朋友约好了中午喝酒的。父親叮嘱舍儿别喝醉了，舍儿说：醉不了。
傍晚时分，我和媽正忙着烧年夜饭，在大街上转悠的喜潮来叫我们，快出去看，大街上一群人唱唱！还有舍儿舅舅！
我们立即跑了出去，果然见舍儿，杨大傻子和一群年轻人摇摇晃晃地从南边走过来，一边走一边唱一支古老的儿歌：
年三十晚上，
漆黑的月亮，
瞎子看见，
瘸子撵上，
哑吧吆唤，
聋子听见。
这首儿歌是我们幼小的时候年年春节都要唱的。在没星没月的年三十晚上提着灯笼唱这首歌，我们感到一种神秘的欢乐，仿佛真有一轮黑色的月亮在冉冉升起，那是一轮所有人都能得到的月亮。可是，这首儿歌今天在舍儿他们这一批不大年轻的小伙子的嘴里却完全变了味儿。它是黑暗的、压抑的、烦躁的、荒诞的、绝望的，好像整个世界的黑暗，整个历史的黑暗，都被压缩在一团黑色的云雾中，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他们想干什么？
我叫舍儿，舍儿不理我。我叫杨大傻子，他也不看我。一行人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漆黑的月亮”向北去了。
我们买了晚上的戏票。爸说：别去了吧，说不定要出什么事。“下放户”恨透了艾书记，他的闺女到这里来唱戏真是不识时务。周纯一说：我多少年都没有看戏了，有好戏为啥不看呢？艾××这个狗日的，我拼命保他，他却把我卖了，如今不也下台了？我说：你们当时不是也把他抛出去过？他说：那是假的！被人抓住了信，不能不做做样子的，他却吓孬了。我和高凡也想去看个究竟，便让父母和孩子留在家里，和周纯—一起去了。
戏剧在电影院演出。电影院门口的电灯比平时亮得多。看戏的人都是吃了年饭才来的，所以很迟，都带着满脸酒气。现在喝的都是红芋干子酒，容易“上头”，喝上两盅就昏昏沉沉了。昏昏沉沉地嗑着瓜子，叙着闲话，等待着好戏开锣，倒也充满情趣。
直到九点钟，戏才开场。第一个节目，就是艾书记的闺女的清唱：大快人心事。这是郭沫若在“四人帮”跨台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常香玉把它谱成了豫剧曲调，宝塔集人最爱听豫剧了。
艾书记的闺女长得不像她爹，很俊，很甜，唱得也好。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宝塔集演出了，每一次都是“载誉而归”。这一次也是一出场就赢得满堂彩，不过喝彩声中夹杂着一些挤破了的喉咙。
大快人心事儿。
揪出四人帮。
台上刚刚唱了两句，台下的气氛就不对了，十几个一起学唱，把唱词给改了：大快人心事儿，揪出艾××！
台上当然唱不下去了。有人怕闹事，开始退场，剧团的领导出场，恳求大家安静。可是一阵甘蔗皮、花生壳向台上扔去，同时有人叫嚷：送给艾××，我们想念他，叫他想开点，千万别自杀！自杀不要紧，花圈我们扎！
乡下的舞台没有聚光灯，看不清台上人的脸色，只见她一边招架着扔到身上的东西一边朝后退，退到了后台，并立即从后台传出了她的哭声。舍儿一伙乐了，又鼓掌，又狂叫，周纯一也乐得哈哈笑，说又造反了！又造反了！我和高凡硬把他拖出剧场。
观众全走了，议论纷纷，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舍儿他们不管，又是一帮一伙呼叫着离开剧场。那天晚上，他们在街上游蕩了半夜，一直不停地唱着“年三十晚上，漆黑的月亮”。
第二天一早，剧团就收拾箱子，坐上卡车回城去了。据说还有人去送他们，向他们扔了许多砖块和黄沙。
顾维舜战战兢兢地等待了很久，等着惩罚到来，可是这一回他没等到，因为艾书记再也“站”不起来了。四十四
仅仅过了半年，被赶出宝塔集的人又陆陆续续回到了宝塔集。但不是舍儿他们闹的结果。是中央的统一政策下来了。到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在宝塔集也算彻底结束了。那时候，宝塔集以外的世界已经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人都捋起袖子，甚至袒露胸怀地向世界哭诉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伤害，而宝塔集人却只是惋惜他们心爱的宝塔不在了。
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轨道。大傻子又喊起了“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他的姊姊杨小群没能作为“下放户”回收，他让她帮助自己做油果儿生意。
顾维舜又回到了商店，为自己的儿子的工作问题忙着。像当了右派之后不提反右的事儿一样，现在他也不提文化大革命。生活对他来说就是过日子，而日子就像那淮河的水，不停地从上游流向下游，有时宽了，有时窄了，有时涨了，有时又落了。涨水的时候要拼命地游，以免淹死；落水的时候又得使劲地扒，别早在地上了。至于以往已经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啦！
只有周纯一还死死地揪住过去不放，还在不懈地进行着他的告状旅行。什么时候“大跃进”不再是“红旗”的时候，他才可能获得胜利，而现在，还遥遥无期。但是他坚信，他的过去是光荣的！
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一日定稿于从化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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