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能忍的还是忍了吧！
蓝永继说：二叔，不是我驳你。要说忍，你该忍得不少吧？你得到了啥好处？给你摘了右派的帽子，为啥不让你再当商店的经理？为啥不恢复你原来的工资级别？
顾维舜连连摇头：我不想当经理！无官一身轻，我吃得饱，睡得着。
一直在一旁和蓝虎的丑女人叙话的玉儿媽这时忍不住白了丈夫一眼：别说瞎话了！这些天你吃得饱是真的，睡得着是假的。天天天不亮就满街溜着看大字报，也不知你想找啥！
蓝永继笑着说：二叔一定是当一回右派吓破了胆，怕人家再贴自己的大字报吧？放心吧，这一回搞不到你我爷们头上了，大地方人有学问，有三家村四家店的，咱们这里只外走资派。
顾维舜摇摇头：我看不是这样的。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顾维舜对于政治实在是一窍不通。他从来不懂得啥叫时代的脉搏。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运气。自从反右斗争以后，他个人和家庭连遭厄运，使他懂得了自己的运气和政治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关系。所以他也不得不关心一下政治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顾维舜就不忘天天读报，想了解这一场革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可是研究来研究去，也没能找出个答案来。
斗争的对象是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都跟自己不沾边儿。报纸上当然不断敲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自己当过右派分子，当然有关系，可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改造好了。他牢牢记住了给他摘帽子的时候领导的叮嘱：从今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他确实把尾巴夹紧了。他的处世原则是：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上头叫他干啥就干啥，决不多走半步路。上头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就马上买来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恭恭敬敬地供在条几上。上头号召破“四旧”，他马上在家里翻箱倒柜，把所有可能与“四旧”有关的东西都“破”了，该丢的就丢，该摔的就掉，该烧的就烧。玉儿媽从娘家带来一个腌菜缸，是清代的陶瓷，六楞，二尺多高，青绿色的底釉上飞舞着六条黄龙，玉儿媽爱得不行，他也用石头给砸了，害得玉儿媽和他大闹了一场。最后只留下了两样东西，他一时舍不得“破”：儿子小时候穿过的黄缎子道袍和父親留下的家谱。前者是儿子的十二个干老子的馈赠，关系着儿子的命运，后者是父親的遗物，父親曾嘱他将来发达之后回故乡去认宗续谱。可是在宝塔集被拆的那天晚上，他也咬着牙把它们送进了锅灶，只不过烧了之后又点上几支卫生香（现在没有敬神的香了！），对祖宗和神明作了一番祷告，祈求他们的宽恕。
顾维舜从来不参加对什么人的批判斗争，除非上头叫他去。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县里统战部长被拉到宝塔集批判的时候，他自己悄悄地走进了会场，而且还靠近了主席台。但是他并没有说话，他只是想去看看，这位把自己划成右派又给自己摘了帽子的大人物今天是什么模样。那位部长往日的威风哪里去了？穿得窝窝囊囊，稀里巴脏，眼泡也肿了，老鼠见了猫似的看着批判他的人。顾维舜碰上了他的目光，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因为他觉得那部长在对他笑，可怜巴巴的，像讨好。顾维舜说不清心里是害怕还是欢喜，他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难道天下真的要变了？到了斗人的捱斗，捱斗的翻身的时候，他不相信。他只觉得一切都乱了套。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平安无事呢？他不知道。再加上儿子舍儿不听话，参加了红卫兵，整天在外面风风火火，这些都叫他睡不着。
但是顾维舜不愿意对任何人叙说自己的这般苦恼。他认为这也可能会招惹是非。可是玉儿媽偏偏要对别人说这个。他不敢和玉儿媽顶嘴，又不愿和蓝氏叔侄谈下去，便问玉儿媽：是不是该做饭了？
玉儿媽一撇嘴：哟！啥时候叫你为吃饭的事操心了？做一顿饭在我手里费啥事？
顾维舜连忙赔笑：我当然知道你的手艺高。不过今天来的是远客，又是稀客，希望你做几样拿手的菜。
玉儿媽看看太阳，真到了该动烟火的时候，便下了厨房，蓝虎叫他的丑女人去帮忙，女人乖乖地去了。
蓝永继伸头往厨房看看，又凑近顾维舜的耳朵，小声地说：刚才二婶在这里我不敢说，怕她说我嚼舌头。我听说周纯一回来造反了。周纯一还提出了个口号，要从六０年算起！你说这世道是不是真要变了？
顾维舜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这是真的？这下子我们县就热闹了。这个人闹起来可没个准儿，上头能由着他这样的人去闹？三
周纯一确实起来造反了。连我和高凡都感到意外。
周纯一是我大姊夫，可是已经是多年没有走动了。开始是因为他这个老革命看不起我这个小有派，后来我摘了帽子，当了民办小学教师，他又因为自己成了反革命不愿意见我了。岂止是我，连我的父母、宝塔集人他都不肯见了。他是宝塔集的解放者，第一任长官，曾经在宝塔集斗地主、分田地、镇压反革命。那时候他在宝塔集何等威风，无论男女老少，见了他都满脸堆笑，恭恭敬敬地叫“区长”。现在他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坐了三年牢，刑满释放，把工作也给丢了。他回宝塔集干什么？但是周纯一并没有认错。他认为自己六０年抢粮分给工人是对的。共产党打天下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老百姓快饿死了，他能见死不救吗？
他从监牢里出来之后就把一家人带到了他的老家山区去了。那里是老解放区，他是在那里长大从那里参加革命的。他的爹媽都为革命牺牲了，是老乡们把他养大，所以他说自己是“革命的孩子”。他不怕在乡親们面前出丑。果然，家乡人并没有因为他坐过牢而轻视他，相反，还有人夸奖他，说他是英雄。有人对他说，那里也曾经发动过“饥民暴动”，但是结果很惨，不是死于枪弹，就是在饥寒中毙命。乡親们劝他好生种地，等待着重新出头。他们不相信那些坏事都是毛主席叫下面的人干的。只要毛主席知道了事实真相，非惩治那些孬种不可。
可是周纯一哪里会安心种地呢？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一有机会就要发泄。他不肯和大家一起种地，偏偏要自己开荒种葯材，结果被当做资本主义整了一顿，他骂了一顿娘。他还写信给当了大官的家乡人，骂他们忘了本。说老区人民养活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一进城就忘了他们。你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冒牌货，老子才是真的，却被开除了。幸亏中国人有点乡土观念，看在他爹娘的分上，没有人和他计较，只说他受到过刺激，精神不大正常了。所以他有了一个绰号“周大傻”。他也很乐意有这样的绰号，更加装疯卖傻大吵大闹起来。有一次，他闹得过了火，对“深挖洞，广积粮”攻击起来了。他看到有人说要准备打仗，在深山老林里建起了楼堂馆所，便到那些建筑工地上大喊大叫，他说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能打仗吗？厕所比老百姓家的堂屋还要好，坐在里面屎尿也拉不出来了，还打个什么仗？人家对他说，这是为大人物指挥打仗用的，他竟然骂起粗话来了：屌！我看是穷烧！这样闹下去当然不行，当地政府只好把他关了几天，教育教育。可是一放出来，他就跑了，跑到了北京，找到了公安局敞大门硬要往里闯，要人家把他抓起来，说自己是反革命。人家和他的老家政府联系，老家人又为他遮掩，说他精神有毛病，又派人把他领回来了。那之后，我大姊和乡親们就看着他，不让他再跑到外面去，你真疯也罢，假疯也罢，就在这山沟里疯吧，可别疯到外面去。他倒安稳了一阵。
我大姊跟着他可真吃尽了苦。她给家里写的每一封信都滴满了泪水。父母把这些信拿给我们看，叫我们写信安慰她。我们都以为周纯一真正疯了。
可是他却起来造反了！
他起来造反的消息也是大姊写信来说的。她说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周纯一再也不安分了，整天住外跑，谁也劝不住。他说这是毛主席发动的第二次革命，要把那些变了质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像他这样的好干部，出头的日子到了。他找到省城，说要找当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青天书记”，要和他联合起来把全省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他找到“青天书记”了没有，谁也不知道，反正他打那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大姊要我们帮她寻找，我们到哪里去找呢？
我和高凡对文化大革命都不感兴趣。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怕这一次又和五七年鸣放一样是“引蛇出洞”。那时候毛主席不也是这样号召吗？叫我们给党提意见，揭露隂暗面，结果是谁听了他的话谁倒霉。大概这一回不大会有人上当了吧，所以他老人家首先发动不懂事的青年学生“红卫兵”。高凡在北京的同学来信也证明了我的怀疑。北京一些大学里又打了不少“黑帮”了。一个人一辈子上一次大当就够了，哪能再第二次上当？高凡的想法和我差不多。别看高凡其貌不扬，瘦瘦高高的个子像葵花秆子一样，头顶上还生着一小撮白毛。他可是个学哲学的料子，有一个哲学家的头脑。他的聪明大概都藏在他那一小撮白毛里。打从“文革”一开始，他就警告我：不要头脑发热。他已经调到县城一中教书，学校里学生们揪老师出来批斗，也没有揪到他，因为他刚调来不久，“罪行”还没有暴露。有人推举他出来领导“文革”，他也谢绝了，谢绝的理由无可辩驳：他老婆当过右派。
但是我们也不是对文革毫不关心。我们从“文革”一开始就注意收集各种各样的材料，小报啦，传单啦，“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啦，一堆又一堆，高凡都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高凡说，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大概只有在这样时期的小报上才能获得一点真实的知识。过去被封锁的种种情况，现在由于斗争的需要曝光了；过去只知道把别人扒光了衣服出丑的人，今天自己的衣服也被扒光了，这种人大概只有这时才会明白他和别人是一样的人；现在是所有人头上的光环都黯然失色，只有一轮红太阳了。不知道高凡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怪论，和报上宣传的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完全不同。但我又说不出他错在哪里。我只能说：好哇，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合作写一部文革史吧！
要不是周纯一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里，鼓动我们去造反，我们会一直这样逍遥下去的。可是周纯一来了，改变了我们的一切。
那是一个星期天，高凡和我们的儿子喜潮都在家里。又恰是高凡的三十岁生日，我张罗着做一点好吃的。喜潮已经七岁，乡下的孩子没得吃，饿得不行，嚷嚷着要包肉饺子。过生日要吃面条，我做几样菜吧！我对他说。他便叫着杀雞。杀雞就杀雞。我捉了一只小花母雞杀了，捺在开水里。正当我和喜潮一起蹲在地上一边拔雞毛、一边嘻嘻地说笑的时候，一双穿着劳保棉鞋的脚伸到了我们的洗雞盆边。我沿着这双脚往上看，便看到了周纯一的充满嘲笑的眼睛。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把盆也踢翻了，雞倒在地上，水洒了一地。
你这个人真坏！你来干什么？滚！喜潮愤怒地推着周纯一。我连忙拉住他：别，他是你的大姨夫。
我大姨夫疯了！喜潮叫道。
我吓得捂住了喜潮的嘴。
周纯一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眼里的嘲笑不见了，有了一点親切。他完全像个庄稼汉了。五短身材更加粗壮，眉毛更浓，眼也更亮了。他像红卫兵似的穿起了旧军装，当然那是他自己的。他穿上军装很神气，看起来当年叫他脱掉军装去当地方官是错误的。
这是喜潮吧？走，进屋去。周纯一倒像主人了。
我叫喜潮到自留地里去把他爸爸叫回来，高凡在浇菜地。我把周纯一让进屋里。我叫他坐，他不坐，东屋西屋地观察着。我们一共三间草屋，都被他看遍了。回到堂屋，他眼里又有了嘲笑的意味。好啊，李翠，到底是知识分子，到哪里都讲个艺术性儿，你们的家比我家强多了。
我们家里有什么？不过干净一点罢了。我说。
有什么？有一点也不破的被，有帐子，还有箱子。你到我们老区去看看，有什么？有的是破烂，破烂，还是破烂！他媽的打天下不如坐天下的……
我很不高兴，忍不住顶他一句：别忘了我当过右派，不是坐天下的！幸亏你不在台上了，要不然我这样的人大概该活不成了。
不，只要不乱说乱动，我就叫你们活得更好。不过，我要让农民活得比你们还要好，要让老区的群众活得最好。这才叫公平。现在不公平，没有公平叫什么社会主义？屌！他不论在谁面前都敢说粗话。
我冷冷地问：这该不是我的罪过吧？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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