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给搬家公司称李森夫婦已出外旅游。
大约与此同时，巴林银行总裁彼得·巴林收到李森发来的一份传真。李森说，他表示抱歉，而且提供了关于其交易和帐户的详情。他声称他很怀疑这两者以后还能不能相符。紧随其后，在英格兰银行试图打捞巴林的微弱努力失败后，巴林先生暗示其家族于232年前建立的这家银行是因为隂谋破坏而导致破产的。但一家金融杂志的总编辑指出：“巴林先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在这班老旧的银行家与为其做生意的下属之间有一鸿沟，彼此间难以沟通。”
确实，打八十年代起，巴林稳健的财务作风就有所改变。忽然之间，咄咄逼人的美日银行杀了出来，肯付给那些明星交易员前所未有的高薪，外加更多的红利。李森这种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家伙自然也在网罗之列。而巴林则是头一遭管理这种新型的赚钱里手。“交易员们都是仓促上阵，”汤普森女士，一位干了15年股票交易的资深人士说道，“经理们没有时间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培训，李森学习了一些零碎的知识，把它当作进入巴林银行的跳板，他肯定会这样想‘这很容易，我什么都做的来。”’
汤普森女士认为年轻人的傲慢和缺乏经验正是李森的弱点。“他也许了解他的员工，但他对最关键的一点缺乏经验，即何时应该停摆，卡住亏损。他从未经历过熊市，在他的学习曲线上缺少这一段，那时你该说：‘我犯了错误，我本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没有这种勇气，或者是没有经验，去找老板承认失败，并请示该如何摆脱困境，”她补充道，“这些年轻人刚学会走路，还带着奶味，他们不懂得那些还未学的东西。”
3月2日星期四，李森在德国被捕，当时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说。消息传出，全世界的期货市场都为之精神一振。在此之前，李森夫婦在马来西亚的一座小城，甩下1600美元现金，买了两张经济舱的机票，以他本人的名字登记上机。马来西亚当局刚好未能赶上，但关于其航班的报告迅速传往国外。经过12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德国警察手持李森夫婦的像片，登机将其拘捕。在喝了一杯茶后，李森要求请律师并且与英国领事馆通了电话。
莉莎很快被释放，然后回到英国。她只能在乡下老家想念她的丈夫，等待遥遥无期的团聚。在新加坡方面的强烈要求下，德国于10月6日同意将李森引渡回新加坡受审。虽然英国也提出了同样请求，李森本人也竭力阻止将其遣返亚洲，李森终于还是未能回到他认为比较安全的伦敦受审。除了一名德国律师，李森还聘请了最擅长白领犯罪案件的英国顶尖律师事务所——金斯利·奈普利。该所负责为李森辩护的律师默雷说，李森要求回英格兰“直接录口供”。李森的妹妹则声称：“一个人不可能赔这么多钱。”“他们对他的背景做文章，使他成为替罪羊，只因为他的家庭背景不那么显赫，这里有隂谋”。
9月10日，在德国监狱，李森终于打破沉默，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采访。他在接受采访时预言，今后还会发生这种倒闭事件，并且强调他不是制造一场震惊全世界金融界的事件的唯一责任者。
他在英国最德高望重的商业银行倒闭以来第一次接受传媒采访时说：“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甘愿坐牢，我知道我干了些什么。”“但是我认为我没有犯罪，我没有偷钱，当然我对人们起了误导作用……”
李森说：“这种事不可能是第一次，我想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倒希望与管理人员一起坐下来谈谈我是怎么做的，向他们提供有关防止银行倒闭的建议。”李森——被某些银行界人士称为“流氓交易人”——巴林事件的主角，明确表示他不愿当唯一的替罪羊。
按照李森的说法，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1）李森说到他盲目偏信新加坡办事处的下属，并为他们遮掩了一些本来不该遮掩的错误。
（2）他说伦敦的上级主管部门犯有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本来应该对他的交易金额提出警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可能是最大的错误”。
（3）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也难逃批评，因为它在阻止巴林银行亏损和挽救巴林银行方面做出的努力不当。
不管李森如何为自己开脱，总是罪责难逃。现在新加坡如愿审判李森，很可能会指控他恶意欺诈。早在3月份，新加坡已经对他提出超越信托权限和伪造证件的刑事指控，警方也起获了一批伪造的公司信函和空头银行票据，这些文件声称8000万美元已存入巴林在花旗的户头。但这笔存款并不存在。李森极有可能会据此证明他的日经指数交易是代表一位客户做的，但检控官已握有足够证据将其驳回。看样子，李森会和巴林银行一起玩完。
就在3月13日的（时代）杂志上，配发了一幅李森少年时的照片。照片题为（一个不祥之兆｝，14岁的李森在游乐场时，将头伸进古代英国用来斩首的木架上的圆洞中，他的两只手搁在旁边的两个较小的圆孔中，那是为了方便地将死刑犯绑好。照片上的李森面无表情，虽然他身后远处的建筑物沐浴着灿烂阳光，但是他自己却奇怪地笼罩在隂影里，那些景象和色调都分明散发着令人不安的气息。
英格兰银行对巴林银行事件的调查结果说，巴林银行的破产主要应由尼克·李森承担责任，但是该行在“管理上的严重失误”也导致该行蒙受严重损失。
英国财政大臣肯尼思·克拉克在向议员们概述该行的报告时说，李森在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贸公司进行的“未经授权的。隐蔽的和最终引起灾难的交易活动”给该行造成8亿英镑（13亿美元）的损失。实际情况未及早发现是由于巴林银行内部“严重失控和管理混乱”。
这份长达300页的报告为英格兰银行在巴林银行破产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辩护。这份报告说，没有证据可表明英格兰银行本来可能防止该行破产，它是“依靠”新加坡的管理人员的。克拉克坚持认为，英国的管理条例不需要根本改变，但是对现有的安排可以改进。
不过，工党并不同意英格兰银行为自己辩护的说法，工党的经济问题发言人后来说，这个报告恰好说明英格兰银行是犯有错误的，它对英格兰银行提出了“有罪起诉”。
克拉克辩解说，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事会的调查活动由于未得到新加坡政府的合作而受到严重影响。监事会无法得到它想从新加坡财政部得到的所有信息，他们无法确定李森的动机或者他是否单独行动。“他们要求李森本人同他们合作，但是他拒绝这样做。”李森在1992年以总经理兼总经纪人的身份在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负责期货交易以来，未经授权的交易活动造成的损大就开始越积越多。到1993年底累积的损失已超过2000万英镑（3200万美元），到1994年底损失已超过2亿英镑（3.2亿美元），但在报表上，1994年巴林银行盈利1.2亿美元，李森为达到这个盈利水平立了大功。在1995年2月巴林银行倒闭时损失已“高达8.27亿英镑”。
李森企图用一种复杂的有系统的欺骗和谎报办法完全掩盖这些巨大的损失。克拉克把主要责任归咎于伦敦巴林银行的管理部门，是它使得这样大规模未经授权的做法越积越多，巴林银行没有查问过李森的所谓低风险套汇交易活动所创造的巨额盈利率，而只是为自己赚到这些钱而沾沾自喜，不对下级严加管束。
财政大臣还就另一问题对巴林银行提出了批评：巴林银行在接到李森的请求向新加坡客户发出3亿英镑贷款之前没有在1月底进行任何独立的检查，李森实际上需要用这笔钱弥补他的损失。英格兰银行不了解巴林银行从2月底起从伦敦向新加坡发出了大量资金。克拉克后来还证实，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负责监督海外商业银行（包括巴林银行）的高级官员已在7月中旬辞职。
次日，即7月19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长篇报道，“极为重要的警告信号是如何受到忽略的”，发表了英格兰银行关于巴林事件调查报告的摘要。
首要的问题是：损失是如何造成的？
李森本来无权让未结清期货合同过夜。关于一天之内的交易，他是受到某些具体限制的。他没有权力进行期权交易（除非他是作为代表客户的执行经纪人）。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一贯都是越权行动。
在李森被派到新加坡后不久，1992年7月就开设了88888号帐户，然后，他就通过这个帐户开始了未经授权的期货和期权交易。后来交易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据英格兰银行的计算，到1994年12月31日为止，他在这个帐户上累积的损失已经高达2.08亿英镑，可是自始至终他都声称赚了钱。
然而，在巴林银行内部，他被看成是一个经营明星。巴林银行认为，从新加坡的期货公司赚来的利润主要是内部交易中的套汇，即在东京和新加坡各交易所之间的转手掉期，他们还认为这种交易对巴林银行并不构成真正的危险。到1995年2月27日，88888号帐户上累积的损失已达到8.3亿英镑。
这些未经授权的交易的资金来源是：
(1）使用日本巴林证券分公司和伦敦巴林证券公司预付给新加坡期货公司的钱，因为据它们了解这是它们自己帐户之间的交易。
（2）使用巴林证券有限公司应新加坡期货公司的要求作为保证金预付给新加坡巴林证券公司的钱。伦敦巴林银行在满足这些要求时没有提出任何询问，也没有采取任何充分的措施进行核实或使预付款与客户的交易记录一致。巴林过分相信他的下属，放弃了自己手中本来可以使自己免于危险的权杖。
（3）在1995年1月和2月新加坡期货公司的资金问题变得尖锐时，制造假交易以减少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要求的保证金数量。未经授权的交易是用若干手段掩盖的。它们包括在伦敦巴林银行隐瞒88888号帐户，向伦敦提出假报告，谎报新加坡期货公司的利润率和把若干子乌虚有的交易额入帐。新加坡期货公司那些未经授权的交易活动在1995年1月和2月加紧了，累积起来的巨大损失在被发现时已无可挽回地导致巴林银行破产。
这份调查报告还专门提到了为什么没有人及早发现真实情况。
彼得·诺里斯作为新加坡期货公司的主席经营官曾从1992年开始给巴林证券有限公司当时相对来说不受控制的环境增加了一些控制措施。现在看来，即使如此，甚至到1995年的时候，这个目标也并未达到。巴林银行的董事长彼得·巴林认为新加坡期货公司的失控是“绝对”的。正是这种缺乏有效控制的情况给李森创造了机会。
调查人员们认为大部分责任必须由那些应对制定有效控制措施直接负责的人来承担，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下级管理部门的其他人也因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履行职责而失职。
有一些引起人们警觉的迹象，如果能正确处理的话，本来是能引起巴林银行查出李森这些未经授权的活动和这些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的。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主要是因为各部门的一些人没有正视或追踪已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各部门和个人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
允许李森在新加坡期货公司同时负责前台和后台办公室这一点就是最严重的失误，他的职责根本没有分开。虽然1994年7月至8月的内部审计没有发现这些未经授权的活动，但是内部报告的确提出了职责分开的具体建议。不幸的是，这些建议从未得到实施。
内部审计报告在伦敦的管理部门广泛传阅，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报告是重要的，接到报告的大部分人说，他们认为实施这些建议是其他人的责任（尤其是新加坡那个管理部门的责任）。其实伦敦管理部门只是假定会针对这些建议采取的行动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有一点是意味深长的，这就是终于在1995年2月把期货和期权高级清算员托尼·雷尔顿派到新加坡，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查出了问题。
对于新加坡期货公司如何能从据认为基本上无风险的活动中获取这么大的所谓利润，人们没有做出有足够根据的估价，这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巴林银行并不了解他们的下属是怎么做的，也被新加坡期货公司的所谓“成就”冲昏了头，从没想起用一只清醒的眼睛去看看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调查报告认为这个责任在巴林投资银行的最高级管理部门。从1993年底开始对李森的专门交易负有责任的罗思·贝克和作为股本产品部门负责人并对股本产品的风险承担责任的玛丽·沃尔兹两人都对新加坡期货公司的交易性质或是否可能真获利等都不真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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