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光顾的是彼得俱乐部。那儿的柳条箱上搁着几块木板代替桌子，别有一番风味。
晌午，詹妮弗、阿米妮和约瑟芬来到美味快餐菜馆饱餐一顿。这里的烤马铃薯堪称世界第一。
有两个小伙子都在追求詹妮弗。一个是年轻英俊的医学院学生诺亚·拉金，另一个是法学院学生本·蒙罗。詹妮弗只是偶尔跟他们出去玩玩。她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专心去谈情说爱。
天气老是那么潮濕，多风。空气清新，雨下个不停。詹妮弗身穿一件蓝绿两色方格花呢夹克衫在雨中走。这种羊毛衣料吸饱了雨水，一片深色，而她的双眼犹如一对绿宝石，熠熠发光。她时时陷入沉思，但从未想到过那些从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会植根在记忆中。
冬去春来，姑娘们穿上式样各异的鲜艳衣衫，煞似盛开的花朵，争妍斗艳。校园里有六个大学生联谊会。这些联谊会的小伙子常常在草坪上聚首，毫不羞赧地打量着来来往往的姑娘。可是唯有詹妮弗与众不同，她身上表现出来的某种气质意外地使这些小伙子感到自惭形秽。她具有一种在他们看来难以名状的特殊品格。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希冀、求索的一些东西，在这位姑娘身上却早已具备。
每年暑假，詹妮弗都返家探望父親。父親已经变得判若两人。他虽然再也没有喝得酩酊大醉，但神志却总是那么昏昏沉沉的。他心如死灰，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
詹妮弗在法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里，艾伯纳终于辞别了人世。市里的人没有将他遗忘，上百人参加了他的葬礼。那些他生前曾给过帮助和忠告，成了他朋友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前来吊唁。詹妮弗暗自伤心，把悲哀埋在心灵深处。她失去的不仅是慈爱的父親，而且还是她的一位良师益友。
詹妮弗办完丧事，回到西雅图继续攻读法律。父親死后留给她总共不到一千美元的现金，今后怎么生活，她必须做出抉择。回凯尔索当律师是不可能的，在本地人的记忆中，她永远是那个与一位少年男子私奔的浪蕩女人的孩子。
詹妮弗成绩出类拔萃，十几个全国第一流的法律事务所派人与她晤谈之后，有几个愿意向她提供就业机会。詹妮弗的刑法教授沃伦·奥克斯告诉她说：“这是很高的荣誉啊，姑娘。一个女子要进有名望的法律事务所任职，是多么不容易啊！”
真正的难处在于她再也没有家了。她成了随风飘卷的蓬草，自己把握不住究竟在哪儿安身立命。
毕业前不久，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天，奥克斯教授约她下课后去找他。
“我收到了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一封来信，要我给他的工作班子推荐一名高材生。你有兴趣上纽约去吗？”
“好的，老师。”詹妮弗脱口而出，毫无思想准备就答应了。
她乘飞机前往纽约参加律师考试，然后回到凯尔索市关闭了父親的法律事务所。这是一段甜蜜而又痛苦的经历，事务所把她带回那已经逝去的岁月。在詹妮弗看来，自己就是在这间屋子里长大的。
在等待考试结果的日子里，为了生计，她到学校的法律系图书馆充任管理员。
奥克斯教授说：“那是全国要求最高的事务所之一。”
这一点詹妮弗一清二楚。
她收到了考试合格的通知书，当天又收到了纽约地区检察官事务所接受她为工作人员的聘书。
一个星期后，詹妮弗踏上了东去的行程。
她在第三大街一幢房子的四楼找了一小套房问。这幢楼房没有电梯，只有陡直的楼梯。“上下跑楼梯对我有益处。”詹妮弗自我安慰说。曼哈顿没有高山可供攀登，也没有急流可以畅游。公寓的房间包括一间放着长沙发的起居室，长沙发翻开来便是凹凸不平的床。另有一个小卫生间。卫生间的窗子早已被什么人漆成黑色，一直关着。室内的摆设就像是由救世军捐赠的。哦，我不会在这儿久住的，詹妮弗对自己说，住这儿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我在律师界站住脚，我就要走的。
这不过是她的梦。事实是她到纽约还不到七十二个小时，就被从地区检察官的工作班子里除了名。现在她正面临着撤消律师资格的危险。
詹妮弗放下手中的报纸、杂志，关上了电视，因为上面全是关于她的事。她感到，在街上，在公共汽车里，在市场上，人们的眼光都盯着她看。她开始躲在公寓里，闭门谢客，也不接电话。她整日价心里乱糟糟的，茫无头绪。一会儿打算收拾行李回华盛顿州；一会儿又考虑离开律师界，另谋生计；甚至还闪过自杀的念头。一连几小时她都在一封接一封地给地区检察官罗伯特·迪·西尔瓦写信。有的信慷慨陈词，骂他缺乏同情心，毫无谅解精神。有的信又低三下四，请求对方宽恕，哀求他再踢给自己一个工作的机会。最后却一封信也没有发出去。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走投无路。她在纽约举目无親，连个可以讲话的人都没有。白天，她把自己锁在屋里；夜深人静时，她才溜到空蕩蕩的街上。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从不跟她搭腔。也许，这些人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孤独和绝望。
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蕩，法庭上的那一幕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脑际，结局每每各不相同。
一个男人离开围在迪·西尔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来，手里拿着马尼拉信封。
您是帕克女士吗？
是的。
首席检察官要你把这个交给斯特拉。
詹妮弗冷冷地瞧着他。让我看看你的身分证。
那人着了慌，返身就逃走了。
一个男人离开围在迪·西尔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来，手里拿着马尼拉信封。
你是帕克小姐吗？
是的。
首席检察官要你将这个交给斯特拉，说着他把信封塞到她手里。
詹妮弗打开信封，里面是只死金丝雀。我要逮捕你。
一个男人离开围在迪·西尔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来，手里拿着马尼拉信封，来人与她擦肩而过，走到地区检察官另一名年轻助手跟前，把信封交给了那人。首席检察官要你把这个交给斯特拉。
只要她愿意，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改写这业已发生的一幕。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再也无法更改。犯了一次愚蠢的错误就毁了她的一生。但是，谁说她的一生已经毁掉了？是报界？是迪·西尔瓦？她至今没有听到过关于取消她律师资格的任何新的消息，所以她还是律师。还有好几个法律事务所曾表示要聘请我，詹妮弗安慰自己说。
她心里重新充满了信心。她找出那张记有自己联系过的法律事务所的名单，逐一打电话再行联系。然而，要找的人竟然一个也不在，过后也没有人打电话来找她。四天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已被法律界所摈弃。那案件掀起的轩然大波虽已平息，可是人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詹妮弗继续给可能聘用她的人打电话。情绪由绝望而气愤，而心灰意懒，终于又陷入了绝望。她寻思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要不要另找出路。左思右想，总是得出同一结论：她所想做的，也是她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当律师，她是一名律师。上帝呀，在人们不让她干下去之前，她将千方百计地当律师。
她开始到曼哈顿各法律事务所四处活动。不通报姓名直接来到接待人员跟前，自我介绍一番，并要求会见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偶尔有几次，她被接见了。但在会见过程中，她始终感到对方纯粹是出于好奇心。他们把她看做怪人，想親眼看一看她的模样。她常常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不需要新的人手。
六个星期过去了，詹妮弗的钱即将告罄。如果知道什么地方的公寓租金更低廉的话，她早就换地方了。可惜找不到这样的房子。白天她常常饿着肚子，晚饭则到街道拐角处的小店里将就吃一顿。这种小店食品质量低劣，可是价格倒很便宜。她看中了一家叫“牛排和饮料”的小吃店。不用花多少钱便可以吃到一道主菜，外加色拉和啤酒。詹妮弗不喜欢喝啤酒，可是这对她的辘辘饥肠多少是一点安抚。
跑完了跟她有过联系的那些大法律事务所，詹妮弗想方设法搞到了一张第二流的事务所名单，又开始了频繁的联系。可是他们对她的名声也早已有所风闻。许多对她有邪念的男人纷纷约她见面，可就是没人给她介绍工作。她再度陷入绝望的境地。好吧，既然没有人愿意用我，那就干脆由我自己来开办一个法律事务所。她在心里愤愤然这样想着。可是独立开业谈何容易，手头至少得有一万美元。她需要付房租、电话费，还要雇一个秘书，购买法律书籍，置办桌椅、文具等等……而眼下她连邮票的钱都出不起。
原先，詹妮弗曾指望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会发给薪金。现在这当然已成为泡影。至于解雇费，她连想都不敢想。此路不通，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支付自己开业的费用，哪怕是最小的事务所也办不到，唯一的办法是跟人合用一间办公室。
詹妮弗买了一份《纽约时报》，在广告栏上细细寻找，好不容易在报纸底部找到了一小则广告，上面写道：本人系专业人员，愿与另外两位男性专业人员合用一间小办公室，房屋系租用。
“房屋系租用”这几个字深深地吸引了詹妮弗。固然，她不是男的，但是性别关系不大。她剪下这则广告，搭乘地铁找上门去了。
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坐落在南百老汇大街。办公室设在第十层，门上的招牌有些字母已经剥落，写着：
肯尼思·贝利爱司侦查处
下面写着
洛克菲勒收款代办处
詹妮弗深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门走进屋去。她看到的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房里挤着三张破桌子和三张椅子，两张桌子后面已有主人。
一个是秃顶的中年人，衣着寒酸，正在处理文件。对面墙边另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三十刚出头的男子。他长着赭红色的头发，皮肤白皙，脸上有雀斑，蓝色的眼睛炯炯发光；上身穿一件圆领汗衫，下着一条紧身斜纹布褲，脚上一双白帆布鞋，没穿袜子。他正在打电话。
他放下听筒，抬起头看见了詹妮弗。
他立即站起身，微微一笑，向她伸出一只强有力的手。“我是肯尼思·贝利。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詹妮弗注意环顾了一下这间不透风的斗室，吞吞吐吐地说道：“我……我是看了您的广告才来的。”
“原来如此。”他蓝色的眼睛里露出惊讶的神色。
那个秃顶的中年人凝视着詹妮弗。
“这位是奥多·温泽尔。他是洛克菲勒收款代办处的，”肯尼思·贝利介绍说。
詹妮弗点了点头，“您好。”她又转向肯尼思·贝利。
“您是爱司侦查处的吗？”
“不错，您呢？”
“我……？”她先是一惊，接着恍然大悟，“我是律师。”
肯尼思·贝利满腹狐疑地打量着她，“您想在这儿开办事务所？”
詹妮弗又扫了四周一眼，脑子里设想自己往后将跟这两个男子同坐一室的情况。
“我或许还要到别处看看，”她回答说，“我还没打定主意……”
“这儿每月付九十美元租金就行。”
“花九十美元我可以买下这整座房子了。”她转身要走。
“嘿，您等一等。”
詹妮弗站住了。
肯尼思摸着下巴说：“租金还可以协商嘛，六十美元，怎么样？等您业务有了进展以后再考虑适当增加。”
这价钱倒还公道，六十元钱休想能在别处找到房子。不过，这地狱一般的鬼地方是不可能吸引当事人找上门来的。再说，自己的手头连六十元也没有。
“我租下了，”她最后说。
“您会满意的，”肯·贝利说，“什么时候搬东西来？”
“东西已全部在这儿了。”
肯尼思·贝利親自在门上刷了块新招牌：
詹妮弗·帕克律师
詹妮弗看着这块牌子，心里不禁百感交集。即使在情绪最消沉的时候，她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名字会列在私人侦探和收款员之下。可当她仔细端详这块稍稍歪斜的字牌时，一种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她是一位律师，门上的牌子就是证明。
办公室有了着落，现在只等当事人找她办案了。
这时詹妮弗穷得连那家“牛排和饮料”店也进不去了。她在狭小的卫生间的电热器上装了个热菜的盒子。早餐是土司和咖啡，中午就饿着肚子，晚上则到“果满餐馆”或“中中菜馆”就餐。这两家店供应大块香肠、厚厚的面包和热土豆色拉。
每天上午九时整，她来到事务所，可是到了那里后，她无事可做，只是听肯·贝利和奥多·温泽尔打电话。
肯·贝利料理的案子主要是替人找回离家出走的配偶或孩子。最初，詹妮弗把他看成拐人钱财的骗子，一味地给人许愿，索取巨额预支款。但是她很快就看到，肯·贝利工作十分卖力，往往能履行诺言。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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