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下来。她向四周一望，目光落在前门附近一棵挺拔的大树上，便对园丁说：“挖掉它。”
几个人从卡车里拿出铁锹，七手八脚开始挖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大门猛地打开了，一个穿着看门人制服的粗大的汉子冲了出来。
“你们这些见鬼的到底在搞什么？”
“我们是长岛苗圃来的。”詹妮弗说话干干脆脆。“我们要把这些树木全部挖掉。”
看门人逼视着她问：“你是什么人？”
詹妮弗扬了扬手中的一张纸，说：“我们奉命前来挖树。”
“那决不可能！卡里斯尔先生会大发雷霆的！”他又转身对园丁喊道：“你们还不快住手！”
“听着，先生，”詹妮弗说，“我在履行职责。”她瞧着园丁说：“继续挖，伙计。”
“不成！”看门人喊叫了起来。“肯定是搞错了！卡里斯尔先生根本没有下令挖什么树。”
詹妮弗耸耸肩膀说：“可我的上司跟我说，他下过这样的命令。”
“怎么跟你的上司联系？”
詹妮弗看了看表，“眼下他到布鲁克林办事去了，约莫六点钟回办公室。”
看门人怒不可遏地瞪了她一眼。“等一下！在我回来之前你们谁也别动。”
“继续干，”詹妮弗吩咐园丁。
看门人拔脚朝屋里跑去，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不多一会，门又开了，看门人重新出现在门口，身边站着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人。
“你能告诉我，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吗？”
“这与你又有什么相干？”詹妮弗反问道。
我这就告诉你，“他声色俱厉地说，‘我是威廉·卡里斯尔，本庄园的主人。’”
“那好，卡里斯尔先生，”詹妮弗说，“我倒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说着，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传票交到他的手里，然后转身对园丁说：“现在你们不必再挖了。”
第二天早晨，亚当·沃纳打来了电话，詹妮弗一下子便听出电话里是他的声音。
“我想，有一个消息你一定很愿意听到，”亚当说，“取消你律师资格的法律程序已经正式中止，现在你再也没有什么事需要担心的了。”
詹妮弗闭上双眼，心里默祷，感谢上帝。“你为我做了件大好事。我★经典书库★……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表示感谢。”
“俗话说，‘苍天有眼，公理常在’。”
亚当只字不提他和斯图尔特·尼达姆以及罗伯特·迪·西尔瓦发生冲突的事。当时尼达姆虽然感到十分失望，却还能冷静对待。
地区检察官却像一头愤怒的野牛。“你居然放过了那个妖狐子？啊，上帝！她是黑手党成员哪，亚当！你难道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你被她糊弄了！”
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一忽儿咒骂她，一忽儿挖苦亚当。最后，亚当终于听不下去了。
“有关她的证据全是假设，罗伯待。她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做了件错误的事，上了别人的圈套。在我看来，这不足以证明她是黑手党。”
最后，罗伯特·迪·西尔瓦说：“那好，这么说她照旧可以当她的律师啦。我衷心希望她仍在纽约开业，什么时候只要她一跨进我那个审判庭，我就非给她点颜色看看不可。”
此刻，亚当在电话里对詹妮弗绝口不谈这场争论。詹妮弗已经结下了一个死对头，这件事再也无法挽回。罗伯特·迪·西尔瓦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而詹妮弗则是个初出茅庐、立脚未稳的弱女子，是不堪他一击的。当然，她聪慧，富于理想，同时又是那么年轻、美貌，令人一见倾心。
亚当明白他从此不应该再与她见面。
有好几天，不，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詹妮弗真想撒手不干了。门上的招牌依然是詹妮弗·帕克律师，可是招牌骗不了人，尤其骗不了她自己。她并没有当上真正的律师。不论是下雨下雪，她的日子全在递送传票中打发过去，得到的是别人的白眼。有时她也接受行善积德的差使，为上了年纪的人索取粮食供应证，为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其他穷苦人处理各种法律事务。可是她总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夜晚比白天更加难以打发。长夜漫漫，像是永远没有尽头。詹妮弗患有失眠症，即使入睡，也总是噩梦不断。这种情况早在她母親撇下他们父女两人私奔的那天晚上就开始了，此后，她再也无法摆脱。
空寂孤独的生活使她精神备感压抑。偶有几次，她跟年轻的律师约会，她总会情不自禁地将他们跟亚当比较。谁也比不上他。在与他们共进晚餐之后，在影剧院散场之后，他们送她回家。她在进门之前往往有一番思想斗争。詹妮弗始终闹不清，他们慷慨做东，招待一顿晚餐，上上下下四层楼梯，是否就为了占有她的身子。有几回她差点要答应下来。那不过是为了有人做伴，打发漫漫长夜；为了有人可以依附，共同分担她的忧愁。但是她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说会道，可以跟她同床共寝、暖烘烘的躯体，而且是一个钟爱她，也为她所钟爱的人。
那些对她怀有特殊兴趣、抱有非分之想的男人全是有婦之夫。她断然拒绝跟他们单独外出。她记住了比利·怀尔德创作的优秀影片《公寓》中的一句话：“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有婦之夫，你不应该涂脂抹粉。”詹妮弗的母親已破坏了一个家庭，使她的父親心碎而死。这件事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圣诞节来临了，接着是新年。詹妮弗都是孤零零地在寂寞中打发过去的。大雪纷飞，全城披上了银装，酷似一张硕大无比的圣诞节卡片。詹妮弗在街头踯躅，看着路上行人匆匆回到温暖的寓所，回到親人的怀抱，想到自己孑然一身，心中好不凄苦、空虚。她无限思念她的父親。直至节日过去，她才松了一口气。1970年会好起来的，詹妮弗安慰自己说。
詹妮弗情绪特别低落时，肯·贝利往往设法使她高兴起来。他带她去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演出，上迪斯科俱乐部跳舞，或去观赏话剧或电影。詹妮弗心里明白他对她颇有好感，可他又在自己跟詹妮弗之间构筑起了一道屏障。
到了三月，奥多·温泽尔和妻子决定迁居佛罗里达州。
“我年岁大了，受不住纽约冬天这个冷劲，”他告诉詹妮弗说。
“我会想念你的。”詹妮弗说的是心里话，她越来越真心地喜欢他了。
“对肯要好好照顾啊。”
詹妮弗困惑不解地瞧着他。
“他从来也没跟你说起过吗？”
“说什么？”
他犹豫了半晌，才说：“他的妻子自杀死了。他认为全是他自己的过错。”
詹妮弗浑身一震。“多么可怕！为什么……她干吗要自杀？”
“肯和一个金发小伙子睡在床上胡搞，让她抓住了。”
“啊，上帝！”
“她朝肯开了一枪，转过来把枪口对准自己。肯活下来了，她自己却死了。”
“多么可怕！我根本不知道……竟……”
“我懂你的意思。是啊，他时常乐呵呵的，可是心里却深埋着隐痛。”
“谢谢你告诉我。”
当詹妮弗回到事务所时，肯对她说：“这么说，奥多老兄要离开我们了。”
“是的。”
肯·贝利露齿一笑。“我想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人来对付这大千世界了。”
“我想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妮弗想，这话一点不假。
打这以后，詹妮弗对肯另眼相看了。他们常在一起吃午饭或晚饭。詹妮弗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同性恋的影子。但是她知道，奥多·温泽尔讲得很对：肯把自己的隐痛深埋在心里了。
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当事人从街上步行来到她的事务所。这些人一般穿得破破烂烂，脸上带着惶惑不安的神色。有的时候，他们请她办理的尽是些无头案。
有些「妓」女也来找詹妮弗，请她帮助处理保释事宜。詹妮弗看到好些个「妓」女年轻可爱，不免十分惊奇。这些人给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尽管数目不大。她不知是谁打发她们来找她的。她问肯·贝利，他只是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奉吉，便径自走开了。
每逢有当事人来找詹妮弗，肯·贝利总是小心地离去。他像一个自豪的父親，鼓励詹妮弗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曾有过几宗离婚案子，可詹妮弗全都拒不办理。她忘不了自己在大学读书时一位教授讲过的一句话：“离婚案子与律师之间的关系如同直肠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一样。”多数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声名狼藉。俗话说：夫妻闹得面红耳赤之时，便是律师捞取钞票之日。人们把漫天要价的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称做“轰炸机”，因为他们运用法律上的“重磅炸弹”为当事人打赢官司，结果往往是毁了丈夫，毁了妻子，也毁了子女。
但来找她的主顾中也有少数情况例外，这使她感到迷惑不解。
从穿戴来看，这些人生活优裕；他们要办理的案件也不是她习惯于处理的小官司，而是涉及大笔美元的财产纠纷，甚至是上乘的法律事务所也乐于经办的案件。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詹妮弗问。
答复往往总是闪烁其辞：朋友推荐的啦，从报上读到的啦，在社交场合听说的啦……。直到有一次，一个当事人在讲述自己的情况时无意中提到了亚当·沃纳，詹妮弗这才恍然大悟。
“是沃纳先生叫你来找我的，对吗？”
当事人显得有几分窘迫。“哦，是这样，他告诉我和你谈话时不提他的名字为好。”
詹妮弗决定给亚当打电话，因为毕竟她是欠着他的人情债，她要客客气气而又正正式式地表示谢意。自然，她不能留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她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她事先把在电话里要讲的话在脑子里默默斟酌了一遍又一遍。当詹妮弗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电话时，那边的秘书告诉她沃纳先生到欧洲去了，要过好几个星期才能回来。这多么叫人扫兴啊，詹妮弗感到格外沮丧。
她不知不觉地越来越经常地想到亚当·沃纳。他们首次见面的那个晚上的情景不断在她脑海中重现，她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失态。不过，当她孩子般地使性子，把心中的怒气向他劈头盖脸地发泄时，他居然耐得住性子，这倒是难能可贵的，现在，他除了已经为她所做的一切之外，又给她送来了主顾。
过了三个星期，詹妮弗又打电话给亚当。这一回他上南美去了。
“要我转告他什么吗？”秘书问。
詹妮弗犹豫了一下。“不，谢谢。”
有时候，詹妮弗强迫自己不去想亚当，可说什么也办不到。她想知道他结婚了没有；若是未婚，是否已经订婚了呢？她暗自思忖自己若成为亚当·沃纳太太将会怎么样。她觉得自己大概是神经失常了。
詹妮弗不时地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迈克尔·莫雷蒂的名字。《纽约人》杂志登载过一篇文章，介绍安东尼奥·格拉纳利以及东部地区黑手党家庭的内幕。据称，安东尼奥·格拉纳利现已年迈力衰，他的女婿迈克尔·莫雷蒂正准备继承他的事业。《生活》杂志上曾介绍过迈克尔·莫雷蒂的生活习惯，并在文章末尾提及了那次审判。卡米罗·斯特拉正在利文澳思监狱服刑。而迈克尔·莫雷蒂却逍遥法外。文章还重述了詹妮弗·帕克如何破坏审判，使得莫雷蒂既免受坐牢之苦，又无须上电椅了此一生。詹妮弗读后直觉得一阵恶心，周身都不舒服。说到坐电椅，詹妮弗恨不得親手拉下开关，处死这个迈克尔·莫雷蒂。
詹妮弗的当事人都是无名之辈，但是办理这些案件却使她获益匪浅。詹妮弗在这几个月中熟悉了坐落在中央大街一百号的刑事法庭大楼的每一个房间，结识了房间的每一位主人。
当她的当事人因偷窃、抢劫、卖婬或吸毒被捕入狱时，她立即赶往法庭大楼替他们保释。为保释金讨价还价已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保释金定为五百美元。”
“法官先生，被告拿不出那么多钱哪。如果法庭能把保释金减到二百美元，他就可以继续工作，养家糊口了。”
“好吧，就定为二百美元吧。”
“谢谢你，法官先生。”
詹妮弗结识了控诉室的总监督。逮捕报告在复印后均往这里递送。
“又是你，帕克！上帝啊，难道你从来不睡觉？”
“嘿，总监督先生，我的一个当事人因犯流浪罪被抓住了，我可以看看逮捕报告吗？他叫康纳利。克拉伦斯·康纳利。”
“你倒讲给我听听，親爱的，你为什么清晨三点跑到这儿来为一个流浪者辩护？”
詹妮弗露齿一笑：“这样，我就不必在街上闲逛了。”
詹妮弗成了中央大街法庭大楼二一八室的常客，夜法庭经常在这儿开审。屋里臭气扑鼻，拥挤不堪，行话不绝于耳。詹妮弗起初常弄得莫名其妙。
“帕克，你的当事人犯了床痛罪。”
“犯了什么罪？”
“床痛，指的是夜盗行为——深夜破门而入，持枪行凶①，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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