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它们的地位如何一度被抬高，这能从《隋书》的一段话中看出，大意是，它们的文章是孔子本人的作品，因为他担心他的教导不能为后世所了解。［16］
真伪问题和经文的传授
各个学派不得不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文本身的真伪，其时还没有“正统”版本的议题。汉初，儒家学者还难以从秦始皇统治时期给予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秦博士伏生的经历对学者的困境来说可能是有代表性的：［17］
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
当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寻求《诗经》和《尚书》的专家时，他听说伏胜已年逾90，就派高级官员晁错向他学习。［18］ 这个故事既谈到口头传授，又谈到一种经书的失而复得。由于书写的经书那时必然很少，口头传授在经文的留传中很可能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寻找已佚经书的兴趣必定在逐渐增加。班固记载了生活于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代的河间献王和淮南王安两人从民间收集古代经书的情况。［19］ 其后有鲁共王的故事，他在武帝死后的某个时候，为扩大他的宫室着手拆毁孔子住宅。当工匠们拆除住宅的一堵墙时，他们突然发现了显然是藏匿在那里的大批古代经书；而当共王亲自去看时，他听到了鼓、琴瑟和钟磬的声音。共王惊恐，下令停止拆毁。［20］
这类故事有些可能是后来编造的，因为对于自称其经文比那些汉初大师传授的经文更可信的某些学者来说，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据称在孔子住宅中发现“古文《尚书》”一事，在经书研究的历史中成了著名的公案。据说孔子后裔《尚书》博士孔安国（公元前约156—前约74年）与其他古代经书一起得到了这部经书。［21］ 据他所说，古本包括另外16篇。他把《尚书》的古文本献给皇帝，但是由于政治情况，它没有被认可立学官。
前汉王朝快结束时，刘歆（死于公元23年）再次提请朝廷注意这种文本，他和其父刘向（公元前79—公元8年）一起负责为秘府编制藏书目录。可是，早在12世纪中国学者就已指出，这种据称由孔安国拿出的文本不可能源出于他，而是在公元3或4世纪伪造的。
不过，有关发现古代经书的记载还必须在围绕太学和十分令人羡慕的博士职务进行的“学官之争”的背景中来考查。在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在位）统治下，《尚书》的古文经被定为官方课程，但在光武帝（25—57年在位）统治下，又作为针对王莽统治的反措施而被取消。我们在此没有必要注意经文的变动，它的最后形态可能的确包括始于更晚时代（3世纪）的伪造部分，这里只要说明再度爆发于18世纪而于19世纪末达到高潮的有关它的真伪的争论，［22］ 也就够了。
对我们的论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刘歆宣扬这部和其他古文经书的活动这一事件是经学研究各学派间的论战，即名为古文经和今文经之间的论战的开端。《尚书》的古文经不是唯一的非一争高低不可的争论点，刘歆特别插手的经书是《左传》（《春秋》编年史的左氏传注）。
这部著名的编年史是他在皇家档案馆中发现的，他“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23］ 换句话说，刘歆似乎是把他发现的这部经书整理成他陈述的形式，它已不是原来的古文经，而成了一部神圣经书的一种注释。为了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甚至可能夹入他自己杜撰的东西。即使是这样，刘歆在提请把他的古文经列入学官时仍陷入了困境，这一次，他的怒气冲冲的奏疏对思想极为保守的学者充满了讥刺；这些人宁可依从并不完善的口头传授，也不信奉有根据的古文经。［24］
王莽和刘歆
当王莽掌权（作为新朝的皇帝，9—23年在位）时，刘歆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两人曾一起在宫廷供职，所以在公元前7年和公元9年之间，刘歆在王莽的提议下被提拔到高级品位并担任高级官职。［25］ 刘歆这时看到了他的时机，就在太学教授的课程中设立古文经。［26］ 王莽如此沉溺于经典学识，以致采取每一措施时，他都要促成这种或那种神圣的经书得到认可。同时，他对经书的利用表明，他和所有其他官方认可的经典学者一样是神秘朕兆的信徒。在后世他历来被诋毁为篡位者，直到现代他才得到比较同情的对待。［27］
据历史记载，王莽本人也发现了一部已遗佚的经书。这就是《周礼》，也叫《周官》。后来也成为神圣经典的这部经书，是一个精心设想的乌托邦，它记述了一种很可能从未以这种形式存在过的行政制度。它可能是汉代以前的作品，［28］ 但它无疑完全适合王莽的总目标，即重建理想化了的古代制度。
后汉时期的官学
随着王莽倒台，被抑制的反对他的力量率先废除他当权时期所承认的所有古文经。但这并不是今文经拥护者和古文经拥护者之间的争论的终结。这也不是竞争建立学官的终结。新开国的光武帝（25—57年在位）本人极其相信朕兆及与之有关的谶语文籍。这意味着秘教式的注释取得了比以前更大的势力。对这种倾向提出异议的学者陷入了更大的危险，如在桓谭事件中，他上书反对谶纬的神秘主义，当激怒的皇帝驳斥时，不得不公开认错。［29］
有人指出，桓谭和其他人物的这种怀疑态度，是遵循古文经学者的特色，而传播今文经的那些人则完全迷恋于对经书的谶纬学解释。这个论点站不住脚，因为古文经的提倡者刘歆和王莽本人都是秘教式注释的信奉者。我们倒不如考虑这些学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区别：有些学者常常在追求比较低下的目的中，以没完没了的注释使这种秘教式的伪科学言过其实；有些学者反对这类过分的做法，认为这在经学研究中是一种有害的倾向。［30］ 他们无疑全都遵循风靡一时的关于人和万物的整体论观念，即使就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如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和王充（27—约100年）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他们两人对他们时代的官学都持极端批判的态度。
后汉时期经学研究的情况似乎表明，今文经的拥护者胜过了古文经的拥护者。大学讲席为今文经学者占有，而古文经的拥护者却不能使他们的学派得到国家承认。可是，透过外表情况来看，必定造成了不少紧张情况，对官学过于得势提出的异议增多了，这可能是讨论经书真正意义的第二次会议的根本原因；这次会议于公元79年举行。
这次会议叫白虎义奏，亦即白虎观中的评议。据称把这些讨论内容汇编成文的《白虎通》实际上可能是晚些时候写成的摘要。［31］ 这部书的内容是说明当时流行的整体论的宇宙观，其特征是相信宇宙大量与人的行为和事件相互影响。这部书大量引用了从经书——今文经和古文经——以至谶纬著作的资料。因此，《白虎通》可以被看作汉代“神学”在其开始衰微时期的一个顶峰。它是与帝国的神秘性密切相联系的一种官方学问的最后的伟大里程碑，它在汉代的大部分时期里曾经是形而上学和政治之间的特有的连结纽带。
汉代政府最后一次有关经书的官方举动可能是175年下令将今文经本刻石。这一工作交由蔡邕进行，那时刻好的石碑有些至今完好无损。这个举动不仅有其内在的价值，它还树立了在整个帝国历史中为其他朝代所仿效的先例。
私学
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开始脱离帝国太学的趋势，这在后来出现于东汉的独立的经学研究的私家学校中反映了出来，这些学校以马融（79—166年）和郑玄（127—200年）办的最为著名。不能得到朝廷认可的古文经在这些私家的学习中心越来越发展，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官学和私学的对立不能简单地看做今文经和古文经学者的分裂，也不能简单地看成秘教之学和理性之学的分裂。东汉最杰出的学者郑玄的注疏在其后的经学研究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事实上他在其注疏中就放手地大量使用谶纬著作，以尽力调和注释的不同学派。
更确切地说，正是日益增长的对太学今文经博士的偏执思想的反对，以及皇帝大权旁落，才把严肃认真的经学研究逐渐地赶出了朝廷。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东汉的私学在发展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作为汉初宇宙论的替代物中起了作用，我们在具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如扬雄和王充的著作中，却发现了一种基于早期道家哲学家老子和庄子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念的线索，这种观念在汉以后的文化思潮中占了支配的地位。［32］ 独立的经学研究的思潮无疑有助于为真正的宇宙神教的神秘主义铺平道路。这种情况和实际政治权力的联系不是那么清楚；它反而为独立评价这种政治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里约略谈到的两汉时期的儒学研究的发展史试图指出，儒家学者注定要在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在生活方式和上层阶级的指导思想的形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儒家是作为早期王宫之学的传统的保存者和流传者，而不是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派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尊重。第二，甚至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儒家各派的发展中起推动作用的力量是人和宇宙在其相互作用中的整体论解释的预言性质。古代世界相信天是一切事物的推动力，它被一种原始科学的基本原理详加阐述，于是就在儒家传统的历史中作为最早的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出现。这一值得注意的事实一方面意味着儒家学说的一个新发展；另一方面意味着这一发展本质上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道德主义倾向的儒家信仰的延续。
［1］ 关于“韩”，见前第1章注37。
［2］ 《汉书》卷八八，第3593页以下；詹姆斯·罗伯特·海托华：《〈诗经〉译注》（坎布里奇，1952），第1页以下。
［3］ 《汉书》卷三六，第1929页；卷七一，第3047页；卷八八，第3590页以下；又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91—93页。
［4］ 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88页。
［5］ 《汉书》卷八八，第3620页。
［6］ 《汉书》卷七五，第3159页。也见饯穆有关这一经书的评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1页以下。
［7］ 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3页。
［8］ 《汉书》卷三十，第1723页（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143—144页）；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6—207页。
［9］ 关于这一引语，见阿瑟·韦利：《〈论语〉译注》（伦敦，1938），第92页。
［10］ 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1页。
［11］ 比较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卷，第93页。
［12］ 关于《五行志》，见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汉书〉中中国人的宇宙观思辨》第1卷，《贝斯勒档案》，16（1933），第1—100页；第2卷，《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文集》（柏林，1933），第937—979页。
［13］ 关于这个问题，见杰克逊·达尔：《汉代谶纬文书的历史性介绍》，华盛顿大学1966年学位论文。
［14］ 关于这类著作，特别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00页以下。
［15］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188页。
［16］ 《隋书》卷三二，第941页。
［17］ 《汉书》卷八八，第3603页。
［18］ 《汉书》卷三○，第1706页；卷四九，第2277页；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92页。此时晁错任太常掌故之职。
［19］ 《汉书》卷五三，第2410页。
［20］ 《汉页》卷三○，第1706页；卷五三，第2414页。
［21］ 《汉书》卷八八，第3607页。
［22］ 伯希和：《〈古文书经〉和〈尚书释文〉》，载《亚洲东方论文集》第2卷（巴黎，1916），第123—177页。
［23］ 《汉书》卷三六，第1967页。
［24］ 《汉书》卷三六，第1968页以下。张朝孙（音）的《白虎通》第1卷第144—145页有部分英译文。
［25］ 《汉书》卷九九中，第10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63页）。又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152页；钱穆：《两汉经学平议》，第55页以下。
［26］ 夏伊罗克：《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73页。
［27］ 关于本卷所举的传统看法和评价，见前面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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