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也是站不住的。他赞成班固的意见，汉代尽管有其缺点，但可能是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朝代中最辉煌的。对汉代的这种颂扬，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许多世俗的、重实效的，或汉代君主得到儒家默许而采用的法家方案和学说的实际价值。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充在贬低当代大部分儒家学说的过程中，却用力解救儒家的道德理想，使之从其周围滋生的迷信的和空论的牵累中解脱出来。尽管王充认为，在人生活的不同层面上，主要是外界因素决定了人的命运，但他却把个人的道德生活作为唯一的例外，断言道德生活不是这样由别的因素决定的。按照王充的看法，有道德的人在世上可能是不健康的、短命的和失败的，但是这些只不过是生物学的、社会政治的层面上的缺欠，既然在这些层面上事情的进程是由人所不能控制的因素决定的，它们比起精神的、道德的层面来是次要的。人的道德生活仍然不受世间逆境的影响，并可继续向前发展而不管他在其他方面的缺欠如何。只有由个人自己决定的道德生活才具有内在的价值。
一个人通过道德生活能够取得什么成就？王充断言，除了道德生活本身以外，能取得的成就很少。不能保证一个人由于道德上完美，他就健康、长寿，或者得到世上别的好处；事实上，他应当克制这种不正当的希望，因为不这样他就非失望不可，而且正是这种失望，而不是任何外部的因素，对他精神上的安宁是最有害的。①
在所有中国思想家中，王充对人内心的精神世界最接近于得出一个道德自律的定义。按照王充的看法，儒家学说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无比地强调人的道德精神。
推行法令的呼声
对世事的重实效或功利的（因而是法家的）观点的明白肯定，与道德或精神领域中的自由或自主的内心的（因而是道家的）需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以名义上的儒家综合体中的法家和道家分支思潮的高涨为特征的。后汉许多次要的儒家思想家可以被指派为三种类型中的一种：儒家中的法家，他们关心实际的行政管理措施或改革；儒家的守旧派，他们专心致力于支持学识和仪礼的传统以及王朝统治力量的正统；儒家中的道家，他们对外部世事采取蔑视态度，注意在道德和精神领域中寻求心安和慰藉。这样一分为三，与官员、文人学士和地方精英的不同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
王莽掌权时，他最初曾得到这三类儒家的支持。王莽的理想主义的改革可能得到文人学士的支持和官员的默认，但为地方精英——大地主、大家族和其他地方权贵所反对，他们在王莽的覆亡和随后的汉室光复中是起了作用的。后汉最初的三个皇帝对所有这三个集团都予以安抚。
朝廷为那些对传统学识和仕宦生涯感兴趣的人，重新建立了太学和其他官学，又恢复了吸收官员的考试、荐举和选拔制度。皇帝在朝廷集会上亲自参加有关正统儒家学说的讨论和讲授，任命杰出的学者制定由朝廷举行的大量仪礼——献祭的、礼仪的和教育方面的。至于那些在实际行政管理和改革中有经验和才干（长于吏事，熟悉重实效的新法家学说）的人，［10］ 皇帝对他们提出的将加强统治家族的地位、增大朝廷的权势或集中权力于皇帝之手的建议，显示出强烈的兴趣。可是，皇帝却小心翼翼地确保这类措施不致引起地方精英的反对，或搅乱地方的均势。他采取安抚的态度，甚至宽容那些公然反抗他和他的朝廷的人，事实上，皇帝高度赞扬那些拒绝在他面前卑躬屈节或拒绝在政府任职的人，理由是那样做将危及他们道德上的正直或精神上的纯洁。［11］
在一定程度上，后汉这些皇帝的态度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从30年到90年，国家比较安宁和繁荣。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非常尊重光武帝（25—57年在位）、明帝（57—75年在位）和章帝（76—88年在位）。［12］ 有的为他们的领导信守道德而喝采，说是扶植了后汉高度的道德精神；有的赞扬他们的有效率和重实效的（或法家的）管理；其他的人颂扬他们振兴儒家的学说和礼仪，说在章帝时它们发展到了顶点。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一个皇帝或一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怎么能够承受如此之多的优点和成就？除非它们只是装装门面而已。
到公元1世纪结束时，这个门面被砸碎了。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导致了外戚和宦官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严重地破坏了对国土的有效管理，加剧了贵族和地方权贵的反抗。正统的今文经学派不再受到真正学者的尊重，他们转向非官方的古文经学派或其他非儒家思想的传统，以满足他们好学的和运用智力的兴趣。太学变成了一个课堂空空、学生缺席的机构，缺乏作为学习中心的任何真正的活力。朝廷的典礼变成了烦琐的礼节。政府既不能保卫边疆，防止野蛮民族流入，也不能控制大地主和豪门大族放肆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因为他们剥削和压迫穷人及弱者时置法令于不顾而不受惩罚。被形势吓坏了的儒家思想家坐卧不安地寻求迅速的补救办法或者逃避现实。
甚至在后汉初年，许多杰出的学者和官员就曾批评前汉末年和王莽统治时期朝廷对于实施法令所持的宽大态度。公元36年，治《春秋》的学者、光武帝朝廷上的法规专家梁统主张，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严格实施刑法至关重要；即使按照儒家的观念，这样做也是对百姓十分有益的。［13］ 尽管他的法家主张据说受到许多守旧的儒家的反对，他的建议仍为朝廷官员暗中遵循。47年升任大司空的守旧儒家杜林证实，后汉政权是高度法家性质的，他忠告说，应当强调德的修养予以补充。［14］
章帝（75—88年在位）和和帝（88—106年在位）朝廷上最杰出的两个儒家，鲁恭（32—112年）和他的兄弟鲁丕（37—111年），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张敏更建议，甚至需要更加严厉地推行法令。这项建议经章帝于80年驳回，但后来被和帝接受。按照张敏的意见，刑法是圣君制定来对付社会罪恶的，和儒家的准则同样重要。［15］
但是，这种对严厉地推行法令的强调，和野心勃勃的古典法家路线有很大不同，那种路线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极权政府的权力。儒家赞成利用法律，但只是作为对国家保持最低限度控制的最后手段。后汉儒家中的法家憎恶日渐得势和难以驾驭的地主、豪门大族以及其他有特权的社会集团，这些势力削弱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有效的行政管理。他们主张从严推行法律，实际上是作为治理国家的最后手段。
事实上，即使是在这个王朝的极盛期，朝廷也不能抑制地方权贵日益增长的力量。在其衰弱的年代，朝廷不能象古典法家那样提出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激烈改革；它只能在现存的体制内，通过加紧控制它自己的官员，试图更有效、更实际地行使权力。如法律专家陈宠（活跃期76—106年）所证实的，在中央行政机构中，大多数中级官员都变得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对朝廷缺乏任何责任感。陈宠之子陈忠也是一个杰出的法律专家，他于108年证实，官场已经堕落到全然失职、完全不负责任、公然蔑视法令和秩序，或故意妨碍审判和压制告发的状态。他的加紧控制官员行为的建议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比较关心政治的学者-官员的态度。［16］
温和的改革办法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许多卓越的儒家，包括王堂（活跃期96—131年）、左雄（卒于138年）、李固（卒于148年）和杨秉（92—165年），［17］ 倾向于赞成一种旨在改革文官制度和加紧控制官员的温和的办法。他们指望在可靠的考试、特别选拔、举荐、考绩黜陟的基础上吸收和提升比较正直和有能力的官员。前汉最卓越的儒家之一马融（79—166年）在赞同法的重要性及其严厉实施方面，是一个例外。［18］
温和的改革办法看来也为那些有道家倾向的儒家所赞成。自从后汉王朝建立以来，日益增多的对政治大失所望并拒绝在政府供职的儒家，也采取道家无为、保身和退隐的态度。许多这样的人是地方精英或豪门大族的优秀分子。随着帝国力量的衰落和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施加的控制的松弛，这些精英分子发现他们舒适而安全的乡下庄园中的生活，比帝国朝廷中的斗争和阴谋更有乐趣。甚至在那些在朝廷供职的人中，很多人也发现，道家顺应的态度也使文官生活少冒风险。早在1世纪中叶，一个有仕进之心的官员钟离意曾经忠告他的上司，高级文官不应当亲自办理政府的琐碎事务，而只应当干预重要的事情，这样他才可以不致忘记重点。在这种意义上，钟离意把一些具有道家倾向的精英看作最适于担任高级政府职务的人。［19］
2世纪初，杰出的文人樊準（卒于118年）和朱穆（100—163年）比其他人更加拥护儒家-道家的改革意见。樊準出身于南阳郡一个最富有、最有势力的氏族；他的祖先是后汉儒家中倾向道家的主要人物。樊準在106年的奏疏中，赞扬后汉早期君主所作的振兴儒家学说的努力，指出儒家学问在公元58—75年间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他谴责正统儒家学说事实上已经变成空洞的形式。他承认，法律和儒家学问对于国家都是重要的，但却暗示两者都不能培养人的道德，然而唯有道德能够维持良好的法律和真正的学问。
按照樊準的意见，道家可以更好地养成这种道德。他断言，西汉初期文帝和他的皇后所赞助的黄老学派的道德学说占居优势，使国家的道德纯正了，而这又从而导致了其后的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和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代的繁荣和成功的改革。他建议，皇帝应当访求那些过退隐生活、修身养性的遁世者，征召他们到朝廷上来。［20］
朱穆也提出了类似的忠告，他出身于南阳郡另一个儒家望族。朱穆在他的《崇厚论》中，谴责国家道德传统衰落，已经变得“浇薄”了。［21］ 这种状况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文化逐渐衰败积累起来的结果。孔子曾说甚至他本人也因生得太晚而未能目睹全国一度盛行的大道，朱穆引用孔子的话来阐述了道家的论点：
德性失然后贵仁义……礼法兴而淳朴散。
朱穆于是认为，儒家的道德学说是一个堕落时代的产物；它只是作为救治社会罪恶的短期办法而发挥作用，但不能逆转人类堕落的长期趋势。这种堕落是积累起来的发展的结果，没有有效的快速解决办法。需要的是每一个个人修正他自己的方向，并借助于“厚”以积累个人的德性，从而使这个普遍的趋势最后可以逆转。开始这样做的办法是，每一个个人养成一种对人宽厚的感情——在和他人的交往中更慷慨、更宽容（“厚”），少挑剔（“薄”）。朱穆在对其家人的训诫中强调，他们不应当对别人挑剔，而应当经常赞扬和鼓励他人之善；这不但是培养了“厚”，而且也是在污浊而危险的世上保存自己的方法。
崔寔的激烈建议
当许多道家怀着把国家最终从精神的堕落中解救出来的目的，赞成从世上退隐以培养个人品德时，其他的道家，特别是那些源出更坚强的黄老学派的道家，看到公众事务内的当前危险不能等待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后一种类型的道家不但支持上述的温和改革办法，而且甚至主张，到了这个时候，需要激烈的法家措施。这种道家转向法家的态度可以举崔寔（卒于170年）和王符（约90—165年）的著作为例证。
崔寔在他的短论《政论》中，批评王朝的君主懈怠，政府官员谋私腐化，边地士卒散漫消沉，巨商和地方权贵奢侈放荡。［22］ 他既贬低守旧的学者-官员劝告朝廷在行政事务中遵循惯例，又贬低理想主义者提倡古代圣君的典范。按照崔寔的意见，汉政权已病入膏肓，不能用常规疗法治愈；在当前情况下梦想一个完善的政府也是徒然的。行政的原则应当依不同时代的需要而改变。现时需要的是强调奖惩的法家高压手段（“霸”）。他建议皇帝应当把所有权力集中于自己之手，并象使用刀那样使用权力，割掉国家的毒瘤。朝廷应当培养君主不偏不倚的精神，但要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它应当奖励农业，抑制商、工牟取暴利。［23］
但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崔寔的忠告是完全不能实行的。到了2世纪中叶，汉王朝的君主不仅无力得到边远地方社会的庶民的绝对忠诚，而且也不能控制任命的州郡官员；他甚至很快丧失了对他身边的宠幸的人的控制。崔寔谴责那时的状况说：［24］
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每诏书所欲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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